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bookben.cn - 手机访问 m.bookben.cn---书本网【gzbysh】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武则天的佛缘》 作者:王志平/吴敏霞【完结】 引子 佛祖当初的拈花一笑，小童女捧沙献佛。一桩公案和一段因缘的开始，据历史记载，东汉明帝夜梦神人，差使西求佛法，是佛教传入东土华夏的开始。从此之后数百年间，华夏大地释风大起，从贵为天子的皇帝，到胼手胝足的黎民百姓，莫不靡然风向。 这大概是在了结西方印度佛教与东土华夏的一桩公案。 相传，佛祖释迦牟尼一日升座说法，弟子迦叶和阿难躬身侧侍，座下信众寂然无声。佛祖说法完毕后，座下有问：“数百年后，法脉将在何方何处可以发扬光大？”佛祖闻问后，并未作答，只见他信手拈起座下的一枝莲花，双目微闭，很不经意地向东侧过脸来，微微一笑。座下众弟子未解其意，都在疑惑之中。只有佛祖身边的迦叶，对佛祖拈花微笑心领神会，也对佛祖微微一笑。佛祖见此，亦不再作声。 佛祖释迦牟尼拈花微笑，向座下众生开示了数百年后佛教广被东土华夏的因缘。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在东汉三国时期，从封建统治者到一般老百姓，基本上把佛教看作是和中国传统的神仙、方术之类一样的东西，佛教的影响和规模都很有限。佛教自身在这个时期注重经典翻译和阐述教义等活动，努力扩大自身的影响，寻找自身发展的群众基础。魏晋南北朝之时，佛教进一步发展，因而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种冲突，在理论上集中为对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以及忠君孝亲等问题的不同认识与争论。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佛教自身由印度佛教向适应中国社会传统宗教信仰需要的转变，佛教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初步完成了中国化的过程。隋唐时期，佛教与中国本土的儒、道二教并驱，且渐有宗门独盛之势。僧俗信众翻译经典，讨论教理，研习般若智慧，追求涅槃胜境，异国印度的宗教，迅速扎根中土，成了众生安身立命摆脱苦海的精神乘具。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佛教的一段传说，又引起了佛教与中国历史上一位不平凡女性的一段因缘。 这个传说被称为“童女捧沙献佛”。 传说佛祖释迦牟尼一天带着门徒托钵行化，偶然碰到在路旁玩堆沙游戏的一群小女孩。女孩们看见佛祖一行人走了过来，其中一个较大一点的女孩便从地上捧起一捧沙土，恭敬地走到佛祖面前，认真地放进了佛祖的钵内，并且很严肃地对佛祖说道：“没有什么更好的东西供奉佛祖，就献上一捧沙土吧！”佛祖释迦牟尼微笑地答道：“难为小施主一片善心，我诚心地接受你的供养。有因必有果，你自然会得到福报的。凡事都是因缘和合，希望你有机会时一定要尽力弘扬佛法。”佛祖释迦牟尼的大弟子舍利佛，以持戒多闻和善于宣讲佛法而著称，此刻，他见小女孩似为无理取闹，而佛祖居然还认真对待，很不理解其中原委，便问佛祖道：“世尊，刚才那个小女孩，把沙土捧到您的钵里，您为什么还能容忍她这样胡闹呢？还称是善意的供养？”佛祖释迦牟尼听后对舍利佛说：“你不知道，此女千百年后，因缘成熟，将果报成为东方震旦（指中国）的一国之君。我在这时接受她的沙土供养，使她种下这一善根因缘，播下这一方福田，她将来做了震旦的女皇之后，就会保护信众，弘扬佛法。”佛祖接着说道：“此女与我法门有缘，她在成为女皇之前，不但要当几年比丘尼，还要依我法门寻找君临天下的契机。从比丘尼到女皇，是因缘注定的生命之路，是她在万劫轮回中因缘定力的扩张。” 这个传说，当然是后人出于某种目的的杜撰。这里的“童女”和“女皇”，说的就是武则天。 武则天正式登基当上女皇，是在佛教传入东土华夏约七百年后。 这是公元690年。 九月初九，天高气爽，秋色霁晴，正是唐人登高望远、饮酒赏月的重阳佳节。67岁的武则天于这一天以从容娴静的风韵，登上了唐东都洛阳巍峨的皇宫门楼，在“圣母临朝”的六年之后，终于宣布改唐为周，改元“天授”，自称“圣神皇帝”。武则天的登基典礼，也是大周朝的开国大典，因而缭绕紫烟、礼乐和唱、钟吕宏鸣的仪式十分隆重，盛大的排场足以震慑所有在场的人们。 她宣布以东都洛阳为神都。 她降当朝皇帝睿宗李旦为皇嗣，并令弃李姓，赐姓武氏。 她又换旗帜尚赤红色。 她还改置社稷，以武氏七庙为太庙，李唐的宗庙改为享德庙，并攀附周文王姬发为40代远祖，以追尊武周的门第显贵……。 可以说武则天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孜孜不倦地奋斗了一生，度过了重重难关，终于一步步走上了权力的巅峰，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这一切，似乎都在应验佛祖当初的拈花一笑和小童女捧沙献佛的公案和因缘。 武则天和佛教，佛教和武则天，其中都有着扯不断的因缘。她一生与佛教的种种联系，她一生充满内心世界的佛教情结，以及她最终以佛的化身君临天下，都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这一切，还须从头道来……。 第一章 木材商人乱世投机显赫政坛，杨氏夫人结佛缘，武家有女初长成，先从武则天的父亲说起。 武则天的父亲名叫武士彟，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人。五代人刘日旬编的《旧唐书》，北宋人欧阳修、宋祁编的《新唐书》，都有《武士彟传》，但都不详不实，内容也不能尽信。原因是封建史家多认为武则天以周代唐，君临天下，是“母鸡打鸣”，与儒家“三从四德”的传统观念相悖，故在其编写的史书中，尽可能地贬低武则天及其父母。北宋史学家司马光等人编修的《资治通鉴》也是如此。好在清朝人编辑的《全唐文》中，收录了武士彟的墓碑，称为《攀龙台碑》；另在北宋时编成的《太平广记》和《册府元龟》两种典籍中，亦有几条关于武士彟的材料，可以看作是考察武士彟身世可依据的史料。 根据《攀龙台碑》可知，武士彟的先祖，原居住在安徽宿县，六代祖名叫武洽，是魏国的平北将军、五兵尚书，被封为晋阳公，因此才将家从安徽宿县搬迁到山西文水；五代祖名叫武神龟，曾当过国子祭酒，即管理国学的官员；高祖名叫武克己，曾官至本州大中正、越王长史；曾祖名叫武居常，当过北齐的镇远将军；祖父名叫武俭，曾当过后周永昌王的咨议参军；父亲名叫武华，曾当过隋朝的东郡丞。另有史料记载，武士彟的父亲武华做过隋朝的东郡丞，很大程度上是武则天当了皇帝以后编造出来的。武氏家族至武士彟祖父武俭时，已家道衰落，不再是什么官宦人家了。武士彟的父亲、哥哥，都是山西文水徐村的一般农民。 武士彟有两个哥哥。大哥武士棱，“性恭顺，勤于稼穑”，是一个地地道道老实巴交的农民。《旧唐书·武士彟传》记载，武士棱跟随弟弟武士彟发迹之后，在唐王朝长安做了一个适合于他的小官，即司农少卿，使辅助管理朝廷的粮食仓储和农囿之事。武士彟的二哥名叫武士逸，也是农民出身，李渊父子太原起兵时，武士逸也跟随弟弟加入了李渊的部队，但他没有随军西进，被留在太原隶属于齐王李元吉的部队。后来，刘武周攻破太原，武士逸被俘，下落不明。此乃后话。 关于武士彟本人的身世，《太平广记》第一百三十七卷有如下记载：武士彟，太原文水县人。微时，与邑人许文宝以鬻材为事。尝聚材木数万茎，一旦化为丛林森茂，因致大富。士彟与文宝读书林下，自称为厚材，文宝自称枯木，私言必当大贵。从以上记载可知，武士彟当初只是与同乡人许文宝合伙做木材生意的小商人，家道并不殷实，收入可能只够养家糊口；他在生意上的发迹，是数万茎木材变成了丛林而实现的，这显然带有迷信色彩，是不可信的。另有史料说，武士彟发财致富的主要原因，是他乘隋炀帝暴虐无道，死人众多，贩运棺木而发了大财。这种说法也不足为信。试想，隋炀帝暴虐无道，涂炭生灵，民多死亡，老百姓哪里还有钱来买棺木而葬呢？实际是隋唐之际，文水文峪河上游山中盛产木材，文峪河口为木材集散地，山中木材顺流而下，做木材生意本身就有致富的条件。无论怎样，武士彟靠做木材生意发了大财，这可能是符合历史实际的。除此之外，按上述记载，武士彟与许文宝在做生意的闲暇之余，还喜好读书，并自称为厚材，似雄有大志，不满足于做一个商人，想跻身仕途，光宗耀祖。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曾做过很大努力。隋文帝仁寿年间（公元601年至604年），武士彟在隋王朝的汉王杨谅的引荐下，认识了隋王朝的司空杨雄、左仆射杨素和吏部尚书牛弘等，但因不久隋文帝去世隋炀帝登基而未能入仕，失去了跻身仕途的一次机会。 这说明武士彟投机入仕的客观条件还没有完全成熟。 遍及全国的隋末农民大起义，为身为商人的武士彟投机入仕创造了客观条件。 隋末农民大起义是由于隋炀帝的残暴统治而引发的。隋炀帝杨广代其父文帝杨坚登基后，开始一段时间也曾励精图治，但为时不久，就变得昏庸腐朽，奢侈荒淫。他秉性暴戾，好大喜功，贪得无厌。他狂妄地认为，天下可以听凭一己的指使。那雄伟的东都洛阳，华丽的皇宫殿堂，蜿蜒的南北运河，一统天下的版图，越来越使炀帝骄奢淫逸，不可一世。他营建离宫别墅，三次征伐高丽（今朝鲜半岛），数次游幸江都（今江苏扬州），大肆屠杀人民，弄得鸡犬不宁，天下分崩离析。大业七年（公元611年），王薄在山东长白山登高一呼，各地民众纷纷响应，到处燃起了起义的烽火，遍及大江南北。后来，各地起义军逐渐形成三股巨大的力量。李密为首的瓦岗军激战于中原，窦建德为首的河北义军鏖兵于河北，杜伏威为首的江淮义军驰骋于江淮。各路义军英勇出击，杀得杨隋统治者落花流水，其统治也摇摇欲坠。 在这种形势下，一些官僚和地方实权派也相继起兵反隋。 李渊就是其中的一个。 李渊是隋文帝杨坚夫人独孤氏的外甥，和隋炀帝是至亲，所以，深受杨隋两代君主的信任。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八月，隋炀帝在无奈面对风起云涌农民大起义的打击之下，突然游兴大发，来到山西雁门巡游。这时，称雄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突厥人，在其首领毕始可汗的带领下，南下合围炀帝，使炀帝几乎不能脱身。情急之下，炀帝急命自己信任的重臣唐国公李渊前来太原救驾。炀帝侥幸躲过这一劫后，次年即率数千宫女南下江都，命李渊为太原留守。 也就是在这前后，武士彟有幸结识了李渊。 武士彟在丧失了第一次投机入仕的机会后，便以他那商人的警觉和工计，认真审视了天下的形势，不但没有丧失信心，反而坚定了投机入仕的决心。 他把自己投机的初步目标确定在了设在太原的军府。太原是南北朝乃至隋代的重镇。隋朝在全国实行“府兵”制度，在太原设置了军府，节制当地军队。大约在隋炀帝大业七年（公元611年）左右，也就是隋末农民大起义全面爆发前后，武士彟乘太原军府扩充之际，由商人摇身一变，成了太原军府下属的一名队正。队正只是一个小小的军官，大约只管理50人。但这是武士彟投机入仕的起点。 有了这个起点，就有了实现最终目标的基础。 李渊奉命率军前来雁门为隋炀帝解围时，武士彟以“喜交游”的气质和声誉，为李渊所闻听，特别是引起了李渊次子李世民的注意。武士彟不是一般的商人，他头脑灵活，善于经营，只要有机会，一定会抓住不放。为了能够结交李渊父子，武士彟实实在在颇费了一番心机。 当然，前提是对把李渊父子作为自己投机仕途靠山的认识。在这方面，武士彟充分展现了他的智慧和眼光。他觉得李渊的家世和人望都是无可挑剔的，既是北周、杨隋皇室的姻亲贵族，又是当朝军事精英集团的重要成员，而且在50年中侍奉过杨坚、杨广两代皇帝；李渊所留守的太原，有着军事战略上的优势地位，既可以北退塞外，又可以长驱直入南下对长安（隋王朝称大兴城）和洛阳这类传统的政治中心发动快速进攻；李渊有着赢得人心的民谣舆论，因为近些年就有“李氏当应图谶”、“兴起为王”的预言，这一舆论说法已在民间广为流传，隋炀帝为此在全国大杀姓李的人，一些有权势而门族强盛的李姓高级将领都被大规模地清洗或流放，李密领导的反隋起义便是受了这些预言的影响，李渊父子一定知道这些预言的作用，李渊父子也一定知道传说中的圣君唐尧曾在唐这个地方住过，这个被称为唐的地方就是太原，唐又是李渊作为国公的封地，这种巧合的联系一定不会使李渊父子永远俯首称臣……。 选准了靠山，对商人出身的武士彟来说，其实就是一次倾家荡产的交易，或者说是孤注一掷的赌博。他把自己应该拿出的筹码都拿了出来，首先是钱财，他一下子变得乐善好施，不断拿出钱财接济身边左右的人，使这些得到善施的人交口称好，武士彟的名声也被街巷称颂；同时，他在太原军府中到处宣讲自己多年研究兵法的体会，并将编写好的《古今要典》三十卷拿出，供人学习抄录。 这一切当然更进一步引起李渊父子的注意，李渊主动和武士彟“虚心结契，握手推诚”，并以知己相待，武士彟也就乘机倾心相从了。不久，李渊便任命武士彟为太原留守府司铠参军。司铠参军，只是管理军械的一个小官，并无多大职权，但这却为武士彟接近李渊父子提供了机会。李渊当时曾数次率军离开太原到河西（今黄河以西）作战，途经文水时，都住在武士彟家中。这表明武士彟逐渐被李渊引为了心腹。 作为心腹，武士彟参与了李渊父子太原起兵的谋划。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农民起义的烽火越烧越旺，隋王朝的统治江河日下，武士彟暗中劝李渊举兵，并将自己多年编成的兵书《古今要典》直接进献给李渊。李渊十分高兴，对武士彟说：“请不要再多说了。兵书是朝廷的禁物，将来恐怕才会有用。我很赏识你的用心，如果将来有可能的话，你我一定要一同富贵。” 李渊毕竟是一个较为现实的人，他顾虑重重，既有心腹之患，又有后顾之忧。心腹之患指的是隋炀帝从禁军将领中选了两名亲信王威、高君雅担任自己的副手，实际上是安的眼线来监视自己，以防不测。后顾之忧指的是随时南来骚扰的突厥，假若自己起兵后，前遭隋军反扑，后遭突厥进占，根据地太原就会陷入南北夹击的境地。一旦太原丢失，自己就等于完全失败了。 所以李渊不愿早露形迹，不愿毫无把握起兵而走上失败。 李渊父子一直在暗中准备，等待时机成熟。他们派武士彟去接近王威和高君雅，使其得到王、高二人的信任。同时，派刘弘基、长孙顺德等人暗中大量招收勇士，并放出风来说招募军士是为了与突厥作战，后来又使次子李世民出面招募，不出十天就招募了一万多人，驻扎在晋阳的兴国寺。王威、高君雅二人觉得此事重大，似乎觉察到了李渊父子的用意，便找来武士彟商量说：“刘弘基之流是炀帝征高丽的逃兵，罪行严重。但李渊父子却在这里重用他们，我们想把他们抓起来审问，不知您意下如何？”武士彟见王、高二人对李渊父子的意图有所觉察，自己又不能否认李世民招募军勇的事实，便回答他们说：“刘弘基等人都是李渊的贵客，您二位是李渊的副手，如果贸然去抓人，恐怕不太妥当吧！”武士彟在这里没有按照王、高二人的思路去回答他们，而是把话题引到了别处，以王、高二人与李渊的职务关系为题，巧妙地袒护了李渊，使王、高二人只好作罢。 后不久，军府的司兵参军田德平又对武士彟说：“我打算向王威、高君雅二位副留守建议，请他们查查刘弘基等人招兵的事。”武士彟对他说：“现在太原府的兵权都握在唐国公李渊手里，王威、高君雅二人没有多大本事，我劝你还是不要自找苦吃，最好少管闲事吧！”这种带有恐吓的口气和语言，田德平自然不再敢吱声了。 同年五月，李渊父子见时机成熟，借故杀掉王威和高君雅，在太原正式起兵，并组织了大将军府，仍任武士彟为大将军府司铠参军，使掌管军帐兵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李渊父子乘隋王朝军队主力与农民起义军决战之机，开始向关中进发。一路上，武士彟频立汗马功劳，李渊也不吝赏赐。十一月，李渊率军攻入长安，立隋炀帝幼孙杨侑为恭帝，给早已逃往江都的隋炀帝加了一个太上皇的虚衔，自封为大丞相。 次年（公元618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绝望之际，被宇文化及等人杀死。五月，李渊废隋恭帝，自立为帝，称唐高祖，改元武德，建立了唐朝。 唐王朝建立后，唐高祖李渊在宴庆之余，大行论功行赏。武士彟官拜上柱国、金紫光禄大夫、散骑常侍兼检校并钺将军，赐田三百顷、奴婢三百人，赏彩锻二万段、黄金五百斤，别食实封五百户。武德三年（公元620年），武士彟在原职务基础上，又加工部尚书，他修会典，振纲纪，十分称职，深得唐高祖李渊赞赏。不久，进封应国公，加实封八百户。唐高祖李渊又封其兄司农卿武士棱为宣城县公，封武士彟下落不明的二哥武士逸为六安县公，使武氏一门三公。 这样，武士彟及武氏家族便飞黄腾达，居官显赫，数年之间，便由山西文水普通的木材商人，乘乱世而投机，一跃变成了长安的新贵族。武士彟终于实现了自己所追求的目标。 武士彟在唐王朝中央任职至检校右厢宿卫，即皇宫的宿卫将军。 作为唐王朝开国的有功之臣，武士彟还位列二级勋臣之中，并享有“恕一死”的优待。据《册府元龟》第一百三十三卷记载：唐高祖于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八月下诏曰：“朕自起兵晋阳，遂登皇极，经纶天下，实仗群才。”因此，追随左右的功臣要给予特殊照顾，即一等功臣，如刘文静等人，将来若犯死罪，可以免死两次；二级勋臣，如武士彟、刘弘基、柴绍等十四人，将来若犯死罪，可以免死一次。 商人出身的武士彟，凭着数十年经商和乱世投机发迹的经验，是绝不会犯下死罪的。否则，他就没有机会丧妻再娶，并生下一位在中国历史上有较大影响被称为女皇的女性。倒是他那远大的志向，对既定目标的执着追求，娴熟的政治斗争手段，以及商人般的贪婪和占有欲，对未来的女皇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武则天与佛教的结缘，是和她的生母杨氏夫人有着直接关系的。 虽然武士彟经过数年投机，成为了李唐王朝的开国元勋，成为了长安城里的达官显贵，政治生涯前程似锦，这些都使武士彟颇为得意。但是，在家庭方面，他却有许多不幸。他年轻时，在父母的指配下，曾与山西汾阳（今山西汾阳）的相里氏（相里，复姓）结婚。这相里氏虽非大户人家出身，倒也能孝顺公婆，主理家务，为武士彟生了四个儿子。武士彟外出做生意和投奔李渊后，相里氏一直在家乡文水敬老携幼，颇受同乡人的称赞。就在武士彟从大业年间投机入仕到唐高祖武德年中，先是武士彟的双亲去世，他没有回家奔丧，而是在太原追随李渊左右，参与谋划起兵大事；武德二年（公元619年），武士彟在长安任检校并钺将军时，两个儿子先后因病去世；次年（公元620年），夫人相里氏也因病身亡。这接二连三的噩耗，对武士彟的打击无疑是沉重的。然而，在这期间他并没有消沉，仍一如既往，尽忠于李唐王朝。史籍称其“儿子病夭，无暇过问；妻子危笃，亦不出看，唯哀悼而已”。 唐高祖李渊得知这些情况后，深受感动，对武士彟大加褒扬，并下了一道敕令，说：“此人忠节有余。去年儿夭，今日妇亡，相去非遥，未尝言及，遗身徇国，举无与比。”也就是这时，唐高祖李渊念其忠心可嘉，擢升武士彟为右厢宿卫将军。同时，还动了一番脑筋，为武士彟选准了一位续弦的夫人，命自己的女儿桂阳公主作媒来促成其事。 桂阳公主为武士彟保媒的对象，不仅出身名门望族，而且还是一个40多岁尚未曾婚配的黄花闺女，她便是隋朝遂宁公杨达的女儿杨牡丹。杨达，隋皇族出身，是隋文帝的侄子，隋炀帝的堂兄弟，曾在文帝时任工部尚书，领宰相衔，主持过隋文帝与独孤皇后的陵墓营建，后又任隋东都（今河南洛阳）副监。后随炀帝征高丽，死于道中。杨达之兄杨雄在炀帝时也曾官至宰相。 虽然是亡隋的贵族，但因出身名门，杨雄、杨达的子侄们在唐初也颇受李唐王朝新贵们的青睐。桂阳公主在武德初丧夫后，便看上了杨雄的儿子杨师道，不几日便招为驸马。从这层关系上看，杨达之女杨牡丹应称桂阳公主为堂嫂。传说，这杨氏兄妹，都十分聪明漂亮，杨牡丹的侄女亦被李渊三子李元吉纳取为妾，后又被唐太宗李世民纳为淑妃。 由皇帝降敕结亲，由公主作媒主持婚事，又由朝廷负担结婚费用，这样的殊恩和殊荣，真是绝无仅有，武士彟只能从命了。时在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武士彟已有46岁，杨氏夫人也有44岁。婚后次年，杨氏夫人为武士彟生下了第一个女儿，这便是后来嫁给贺兰越石的韩国夫人。武则天是他们的第二个女儿，生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 据说，武则天生母杨氏夫人长得很美丽，尽管是40多岁的老姑娘，却也身材苗条，面若芙蓉，艳丽绝伦。因为出身于豪门贵族，她自幼不学针线女红，轻视纺绩织布。但聪明绝伦，从小便明诗习礼，阅史披图，特别是对佛教情有独钟，非常喜好，认为自己与佛教有特殊的关系，而且还正式受了居士戒，以女居士自居。当时，她似乎不想再嫁人了，但桂阳公主拿皇帝的命令撮合，她也只好作了武士彟的新娘子。 杨氏夫人对佛教有特殊感情，大概和隋王朝二代君主崇佛佞佛有关。 佛教经过汉魏两晋南北朝的发展，已经由一种域外宗教，发展变化为地地道道适合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背景的中国式的宗教，同时也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作为维护封建政治统治的思想武器，也趋于成熟，并愈来愈为封建帝王们所重视。隋朝开国皇帝杨坚，史载出生于尼姑庵，是由一个名叫智仙的尼姑抚养成人。所以，杨坚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他代周立隋当上皇帝所干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普诏天下，任听民众出家为僧；并诏令天下人出钱营造佛教经像，修建寺院。他还认为，自己能够当上皇帝，完全是佛法的护佑，因而在自己在位的24年里，广兴佛事，或者度僧，或者建寺，或者修塔，或者写经，使隋文一代佛教勃兴。据史籍统计，隋文帝在全国大约修建了四、五千所佛寺和110座舍利塔，新造佛像有16584躯，修治旧佛像共1588940余躯，整理缮写出新译佛经132086卷，修治旧佛经3853部。从上述数字中，可以看出耗费之巨。 不仅如此，隋文帝还延请高僧为自己受菩萨戒，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佛教徒。受菩萨戒之后，隋文帝的一切活动均与佛教相联系，每日登殿上朝，总有和尚伴陪左右。隋炀帝继位后，对佛教的特殊感情，甚至超过了乃父。炀帝在未继位前，就以菩萨戒弟子自称，并和名僧智顗往来频繁；并且还亲自作了一篇《宝台经藏愿文》，表明自己对佛教的态度，把弘扬佛教作为自己的义务。当了皇帝之后，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度僧、写经、修寺、建塔等等佛事，成了他的正事，对佛教的亲近和重视，真可谓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了。 隋文帝父子对佛教的态度以及他们对佛教的所做所为，被旧史家称为“佞佛”。他们崇拜佛教，热衷于佛事，似乎是为了表明自己的高尚和清净，也似乎是为自己涂了一些伪善的色彩。但从内心世界来分析，他们是真正的佛教信仰者，他们想通过对佛教的诚心信仰，来给自己寻找一处精神安逸的净土，来给自己寻求一种精神上的寄托。这些在客观上都有利于佛教的进一步发展。 皇帝喜好佛教，必然会影响到皇亲国戚、内外大臣和普通老百姓。所以，有隋一代，皇帝宗族中的每一个人，都以崇信佛教为荣，都会对佛教有着非同一般的感情。 杨氏夫人就是在这种佛教几为国教的大环境中，自幼受到佛教的熏陶，耳濡目染，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 另外，杨氏夫人的父亲杨达随炀帝远征高丽，死于途中，对她的心灵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有学者研究指出，隋唐女性信仰佛教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亲眷丧亡后才皈依法门。杨氏夫人的信仰佛教，大概也是这个原因吧。史载杨达死后，杨氏夫人先是受居士戒，表明自己已经是一个在家的佛教徒了，受持三归，即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把自己的身心性命全部托付于佛教所谓佛、法、僧三宝。尔后便从佛尽孝，为父亲每日诵经追福。光阴荏苒，十几年的时间里，与佛教结下了深厚的因缘。其间，她还按照佛教的教义，为自己写下了“当使恶无闻于九族，善有布于四方”的箴言，作为自己行动的准则。 “当使恶无闻于九族，善有布于四方”，也可以看作是杨氏夫人与佛教结缘成为佛教忠实信徒的最为深刻的体会，是一位世俗信徒对佛教教义的理解。善与恶，是佛教教义中一对重要的范畴，前者指符合佛教教理的思想和行为，后者则与此相反。佛教认为，善包括善心和善行，善心即是心地善良，有不争、不害、不放逸、不贪和精进进取的思想品德；善行则是与善心相应的行为。这些都是佛教教义所提倡的，崇佛信佛的根本就是要有善心和善行。 杨氏夫人无作恶而行善的行为准则，与佛理相契合，表明了佛教对这位世俗女性的深刻影响。 杨氏夫人与佛教的种种因缘，为刚刚出生的武则天营造了一个必然受佛教熏陶的生存环境。传说武则天“满月”那天，武士彟邀请了一些亲朋好友，在家设宴庆贺。忽然间，唐高祖李渊率一班文武臣僚与次子李世民一道，也来到了武家。 武士彟夫妇见高祖驾临，不觉诚恐诚惶，杨氏夫人急忙把刚满月的武则天抱将出来，请皇帝及众宾客观看。满月时的武则天，真可谓荷容月色，绝等艳丽。高祖将她们母女二人仔细端详了一番，不觉开口称赞道：“大者面如牡丹，看来牡丹之名有名有实；小者容似荷花，将来一定胜过亲娘。”李世民也大加称赞说：“母女二人都貌似天仙，只是大者眼神不如小者机灵，不如称小者为媚娘吧。”武士彟夫妇听罢，急忙跪下谢恩。 武则天的小名于是就叫武媚娘。 武则天诞生之后，正值唐王朝勃兴之时。随着各地割据势力相继败亡，摆在唐王朝统治者面前的任务是如何医治战争的创伤，进一步维护自己的统治。但是，由于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被李渊敕封到各地的李姓郡王多拥兵自重，开始和朝廷对抗。武德八年（公元625年），有人诬告扬州都督高祖堂侄赵郡王李孝恭谋反，唐高祖十分恐慌，立即下诏让这位堂侄进京，并付狱审察；同时，唐高祖又任命堂弟襄邑王李神符为扬州大都督，以武士彟为都督府长史。这样，不到两岁的武则天，便离开了长安，与母亲一道，随父亲来到了扬州。 扬州位于长江下游，为江南重镇，气候宜人，风景如画。隋末以来，战火不息。一直到武德七年（公元624年），也就是武则天出生的那一年，扬州的战火才得平息，但已经是满目疮痍，饿殍遍野，一派惨不忍睹的景象了。 武士彟在扬州任职不到两年，不但安定了局势，把扬州的治所从丹阳（今江苏南京）迁到了江都（今江苏扬州），而且还提倡商业贸易，鼓励开垦农田，恢复生产。数月之间，就受到了老百姓的称颂。杨氏夫人携带两个女儿，也乘机在扬州饱赏了佛教胜迹。 扬州旧治所丹阳，南朝时称为建康，南朝时的宋、齐、梁、陈均建都于此，它既是南方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南朝的佛教中心。中唐著名诗人杜牧曾赋诗描写建康的佛寺之盛，他在《江南春》绝句中写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南朝诸帝大都信佛，这些佛寺绝大部分是他们主持修建。特别是梁武帝萧衍，曾修建了智度寺、光宅寺、解脱寺、同行寺、圣游寺、大爱敬寺等，其中最为有名的是同泰寺，梁武帝曾四次舍身该寺，迫使朝廷四次费巨资将他赎回。这些佛教寺院，虽经战乱，仍不乏气势壮严。杨氏夫人在丹阳闲暇时，不日便带两个女儿到各寺行香施舍，或向寺中高僧大德延请佛经佛像，带回家中供养。这对孩提时代的武则天虽说不上是直接影响，但也应该有耳濡目染的熏陶。 武士彟把扬州治所从丹阳搬迁到江都。江都也是佛教盛行之地。隋炀帝杨广在未当皇帝之前，曾在江都任扬州总管数年，就是在此时此地，他才与佛教结缘往来的。他在江都曾把智顗和尚请来，设千僧斋，即请一千名和尚来吃饭，并给他们布施大量钱财；他还在江都正式受菩萨戒，写了《受菩萨戒文》，大谈戒名为孝，并自称佛教弟子；智顗为此还给他送了个法号，叫总持菩萨。为了体现总持菩萨的身份，他做了皇帝之后，在江都修建了慧日道场，招揽名僧入住其中。杨广在江都的崇佛活动，使佛教在江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至武德年间武士彟任职时，依然余绪不绝，或更有进一步发展之势。江都的这种佛教氛围，为杨氏夫人率女儿畅游于佛乘之间，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武士彟一家在扬州过着和畅而温馨的生活。武士彟的为政才能在扬州得到了充分展现，杨氏夫人依托佛乘的精神生活在扬州也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但是，这时远距扬州的京城长安却风云突变，统治集团内部的明争暗斗愈演愈烈，终于导致了一场残酷的厮杀。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诛杀太子建成及齐王元吉，总揽朝廷内外大事。八月八日，唐高祖李渊下诏退位，正式将皇帝位传给了李世民。次日，李世民登基称帝，是为唐太宗，大赦天下，并改元次年为贞观元年（公元627年）。 李世民称帝开始处理国政后，为笼络元从功臣，巩固自己的地位，就将武士彟从扬州召回，授使持节豫、息、舒、道等四州诸军事，并任豫州（今河南汝南）都督。武士彟成为了封疆大吏。杨氏夫人及两个女儿，又随武士彟到了豫州。至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十二月以前，武士彟一家一直住在豫州。武则天在豫州又长了一岁。 历史学家们认为，李世民登基称帝，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李唐王朝继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在这个历史必然中，命运却为孩提时代的武则天确定了一条通向巅峰的历史之路。 这是当时任何人都没有预想到的。 因为年仅四岁的武则天还有一段漫长的儿童时代。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正月，李唐王朝的开国名将李艺（即罗艺）在泾州反叛，其弟利州（今四川广元）都督罗寿因受牵连而被杀；同年十二月，前任利州都督李唐宗室李孝常在长安密谋宫廷政变，不料泄密，亦被诛杀。接连两任利州都督谋反被诛，他们的部下在利州很不安定，唐太宗李世民遍问群臣，大家都推荐豫州都督武士彟可以收拾局面，太宗即下诏命武士彟为利州都督，刻日赴任。 利州前接关表，后据剑门，隔嘉陵江与乌龙山相望，山青水秀，颇具巴蜀风情，故自古即为兵家必争之地。武士彟受命之后，携带妻女，踏栈道，越剑门，于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初风尘仆仆来到利州。到任后，他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宽仁政策，招抚叛亡，赈济贫乏，不久即大见成效，使利州逐步安定。 武士彟在利州任都督整整四年，武则天也在利州度过了四个春秋。这四个春秋正是武则天的儿童时代，她特别喜欢这个山青水秀的地方。这里给了她童趣般的记忆，这里也给了她童年时代的无限遐想，这里还给了她童心智慧的启迪。 过去曾有武则天出生于利州的传说。 有一天，杨氏夫人到利州郊外的黑龙潭荡舟自娱，突然感到有一条龙来到自己身边，回家之后便有了身孕，后来就生下了武则天。感龙而孕，是后人对武则天当女皇原因的神秘破解，反映了人们对女皇的推崇。 另外，还有一则传说，说的是术士袁天罡给武则天相面的事。袁天罡是唐初著名术士，善于相面，声誉满天下。当时，他受诏进京，途经利州，便来拜会武士彟，武士彟顺便让袁给自己的子女相面。袁天罡先看了武士彟前妻相里氏所生的元庆和元爽，说：“二位公子将来可官至刺史，但不得善终。”接着他又看了杨氏夫人所生的大女儿，说：“小姐将来必定会大富大贵，但不利其夫。”轮到给武则天看相，袁天罡看到的是一身着男童服装的小孩，未辨男女便大惊地说道：“此郎君龙眼凤颈，长相非凡，是贵人中最尊贵的。如果是个女子，日后将会成为天下之主。”武士彟夫妇听罢，吓得目瞪口呆，半天未敢作声。 这则传说，也是后人对历史疑问的一种破解。 武则天在利州的四年，史书只记载她“随父母读书习礼”，或“随母学艺”。武则天母亲杨氏笃信佛教，武则天在读书习礼的同时，经常随母亲出入佛寺，虔诚的佛教信仰，深奥的佛学妙理，也慢慢地种入了她那颗小小的心灵。后来武则天称帝时流传的《大云经疏》称“神皇幼小时已被缁服”，即利州时期童年的武则天已被佛教所征服，奠定了她尊崇佛教并以佛的名义君临天下的基础。 对武则天施以佛教启蒙的老师，就是她的母亲。 一年清明时节，杨氏携两个女儿驾船沿嘉陵江逆流而上，去利州名刹灵岩寺进香。一路上江涛汹涌，左右漫回，奇峰千姿，前后环阴。到了灵岩寺，正逢“灵岩夕照”，日薄西山，半天晚霞，金粉普降，满寺生辉。寺主见都督夫人前来进香，急忙率众僧出迎。一进山门，即见灵岩仙洞洞开，三棵棕榈，直挺云际，似天香华表，令人望而肃穆。大雄宝殿内，一尊释迦牟尼法身像，高三丈，阔七围，端坐莲花台上，慈祥而庄严。武则天问母亲道：“他是何人？我们为何要向他致礼？”杨氏回答说：“他本是天竺国的一个王子，感到人生多灾多难，婚后十年出家修行，静坐深山菩提树下，修持成了正觉，我们称他为佛。他要求世人仁柔为尚，忍辱无争，慈悲平等，也要象他那样修成正觉。所以我们要向他致礼。”听罢母亲的解释，武则天也学作大人模样，双手合十，向释迦牟尼佛虔诚地叩拜了一番。 当时，利州城北四里嘉陵江东岸，有一佛教名胜，叫做千佛崖。千佛崖临崖凿佛，共凿有佛像近万躯，高者数丈，低者数寸。其中大佛洞正壁刻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像，是千佛崖香火最盛之处。杨氏夫人经常携武则天姐妹二人到此行香许愿，参与佛事活动，使童年的武则天更觉得佛教的隆盛与恢弘，内心世界之中与佛教的情结更加牢固。 史书没留下武则天在利州童年生活的更多记载，但历史却采取了另外的方式，记述了武则天在利州生活的影响。 历史选择了佛教的方式来记录武则天在利州生活的影响。 金碧辉煌的皇泽寺，是今四川广元最能展现武则天在当地生活影响的佛教寺院。传说，皇泽寺原来不是佛寺，是武士彟在利州任职时修的武氏家庙，五代时被改为佛寺，所以称皇泽寺，是因为女皇武则天的缘故，意为女皇恩泽滋润。但据学者考证，皇泽寺并不是武氏家庙改建的，原来就是一座佛寺，称为乌奴寺，后因武则天在利州生活过，就改为皇泽寺。无论是武氏家庙，还是乌奴寺，历史选择佛教来纪念武则天在利州生活的影响，绝不是偶然的，也不是随意的，是历史对童年武则天与佛教结缘的回响。 皇泽寺位于嘉陵江西岸江畔，上负悬崖，下瞰清江，和今四川广元城一水而隔，遥遥相望。皇泽寺的建筑格局为前寺后窟。寺后石窟及摩崖造像现存34处，包括南北朝、隋、唐、五代等各个时代的造像，主要有中心柱窟、大佛窟、五佛亭、则天殿等。从中心柱窟的造像风格来看，皇泽寺是先凿窟后建寺，但则天殿等则是唐以后凿建的。则天殿内武则天圆雕石像，被认为是按武则天真容雕造的，她端坐殿中，头戴花宝冠，双手交于腹前，胸饰缨络，半臂披帛著裙。造像宽额广颐的容貌，丰硕的脸庞，与史书记载武则天的长相相吻合，可以使人一睹唐代女皇的风采。 武则天真容石雕像的造型和服饰完全按佛教造像的格式规范。则天殿中的武则天真容石雕像既不是一个正常的女人，也不是一个神，而是一尊佛，一尊充分展现武则天与佛教因缘的佛。她头戴花宝冠，宝冠上雕有释迦牟尼法身佛一尊，这是中国古代佛教造像的基本特点。除释迦牟尼法身造像外，还有化身佛及菩萨造像，凡头戴宝冠者，都要在冠上雕造一小的法身佛。她容貌丰腴，双耳垂肩，面带慈祥，这也是佛教造像的基本特征，特别是她前额中间的点，佛教称为白毫光，是佛遍查善恶普慧众生的智慧点；她双手置于腹前，这是佛教造像中惯用的禅定印，按佛教的说法，禅定印将双手置于腹前，便于静坐凝心观境；她端坐于莲花座上，佛教认为莲花是纯洁和智慧的象征，佛的造像多以莲花为座。 这尊武则天真容石雕像，冠服坐式与佛相差无几，能说她就不是佛么？ 传说，武士彟离任利州后，将自己一家住过的宅院施舍给了佛教，被称为报恩寺。可惜这所可与皇泽寺相映并辉的古迹，今已无处寻觅了。武则天八岁那年，也就是唐太宗贞观五年（公元631年），由于太宗虚心纳谏，修好君臣关系，北结突厥，南连百越，君臣一心，国泰民安，初步形成了史家称颂的“贞观盛世”。这一年，唐太宗改任武士彟为荆、峡、沣、朗、岳、果、松等七州诸军事，荆州（今湖北江陵）都督。次年春，武士彟携全家又来到了荆州。 离开利州时，武则天母女的确有些恋恋不舍。杨氏夫人对利州的佛教氛围、对利州的风土人情、对利州的庶民百姓，都充满了喜爱之情。在这里，她诵经念佛，行香祝祷；在这里，她相夫教女，操持家务；同时她在这里，也体察民情，结识好友。这些都令她终生难忘。而儿童时代的武则天，就是在利州这块地方，使她的童心中种下了佛教的福田，确定了与佛教的终生情结，也给她留下了对巴山蜀水依恋的美好记忆。 荆州地处长江中游，“东连吴会，西通巴蜀，利尽南海，北据汉沔”，为长江重镇。其地“人多剽悍”，号称难治。武士彟到任后，采取了严惩贪官，省约刑法，传播礼仪，劝农课桑等一系列方针政策，数月内便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不久，一件大事使武士彟倍加费心。 武士彟到任的当年夏天，荆州遭遇百年不遇的旱灾，从春到夏数月内上天没有降一滴雨，田地禾苗开始枯焦，就连长江流水也落入江底，仅够人畜饮水之用。在这种情况下，身为地方最高长官的武士彟焦虑万分，数十天里茶饭不思，彻夜难眠。这一切被杨氏夫人及儿女们看在眼里，痛在心上。 一日饭间，杨氏夫人问武士彟道：“天下大旱已久，您为此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机，不知找到缓解旱情的办法没有？”武士彟答道：“该想的办法都想过了，但收效甚微。”就在这时，年仅九岁的武则天在旁插嘴说道：“父亲何不迎请阿育王像，行道七日祈雨呢？”武则天的这句话，一下子提醒了杨氏，她马上对丈夫说：“行道祈雨，佛教经典中有明确的记载，若能感应佛祖，一定能成！”武士彟对女儿小小年纪就知道阿育王并建议行道祈雨，感到十分震惊，但吃惊之余，他决定试一试。 武则天所说的阿育王，是被佛教神化了的历史人物。阿育王生活在古印度佛教产生后约300多年的时代，是古印度摩揭陀王国孔雀王朝创始人旃陀罗笈多的孙子，也被称为无忧王、天爱喜见王。相传，孔雀王朝的王位当时并没有传给他，而是传给了他的大哥修斯摩，他为了争夺王位，不惜亲手杀死大哥。当上国王后，阿育王曾穷兵黩武，大行征服战争，不久便统一了全印度。就在这时，有些佛教徒劝他要多行善事，不要再与人争战了，并向他多次宣讲佛法。阿育王闻听佛法后，一下子便醒悟了，佛教典籍称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把佛教奉为国教，据传在位时共修建了48000座寺塔，还亲自组织了佛教徒的集结统一教义活动，同时还派人到四方传布佛教。佛教典籍称阿育王皈依佛教后，突然具有了无比巨大的神力，他修建48000座寺塔时，白天刚建好，晚上即遭魔鬼等的破坏，几番难成，最后他通过神力役使鬼神都听自己的招唤，终于将寺塔建成。反映阿育王生平事迹及传说的汉译佛典是《阿育王经》和《阿育王传》两部书，大约是在魏晋南北朝时被译为汉文，稍后在中土即有了阿育王崇拜，各地或建有阿育王寺，或在佛寺中供奉阿育王像。到唐初，阿育王崇拜已成为佛教信仰的重要内容之一，特别是在社会下层，阿育王崇拜更为流行。 按照武则天的建议，武士彟请人选定了吉日良时，亲率群僚及众多百姓，前往荆州长沙寺，迎请阿育王像，行道设斋七日，果然老天睁眼，大降甘露，使荆州之境旱情大减。 凭借着对佛教的崇敬和虔诚，凭借着阿育王的神力，武士彟能在大旱伤稼之际祈雨七日，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使武士彟在荆州甚得民心；加之他勤恳为政，因而取得了不少政绩。远在京师长安的唐太宗李世民闻报后，特下敕书对武士彟大加褒奖一番，称：“公比洁冬水，方思春日，奸吏豪右，畏威怀惠。善政所暨，祥祉屡臻。白狼见于郊垌，嘉禾生于垅亩。其感应如此！”意思是称赞武士彟廉洁如冬天融化的冰水一样清洁，思路像春天的阳光一样敏锐。无论是权吏，还是地方劣绅，都既害怕他的威风，又深受他的恩惠。他的良好的政绩，使吉祥和福祉多次降临。因此，吉祥的白狼星能在天上出现，体现福瑞的禾苗生长在田地，这些都是武士彟能够使天地感应的结果啊。 武士彟在荆州都督任上共四年时间。在这四年的时间里，武则天母女也生活的非常活跃。她们或读书识字，或研习佛礼，或诵经拜佛，或出访交游，或拜谒圣迹，或参访高僧，生活得非常愉快。这几年里，武则天逐渐成长了起来，孩童的稚气慢慢地消失了，少女的丰韵逐渐形成了；同时，对佛教的认识和崇敬，逐渐成为了一种行动和思想上的自觉，特别是在母亲的诱导和感染下，佛教信仰已成为了她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她们母女在荆州的生活，给荆州同样留下了许多至今仍然流传的传说和观瞻的遗迹。有的传说甚至说在这个时期，武则天母女曾到过今北部湾北岸的钦州，或者是武则天就出生在钦州。唐代之后，荆州一带逐渐形成了祭祀武后的民间信仰活动，并建有专门祭祀武后的神祠，甚至民间巫术中的招魂术，也把武太后娘娘作为主神来施术。这一切，自然是因为武后、武太后娘娘或一位女皇，在荆州度过了她少年时期的四年，或是有一位曾在荆州生活过四年的少女，后来成为了武后、武太后娘娘乃至女皇。 武则天在童年和少年时代，一直随父母奔波，几乎游遍了半个中国，扬州的烟花，豫州的绿野，利州的山水，荆州的竞帆，都在她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映象，陶冶了她的情操，培养了她的气质。这是同时代同龄人很少能享受和经历的美事。武则天在童年和少年时代，能与父母朝夕相处，也是比较幸福的。父亲武士彟为人忠厚，性情开朗，通晓经营，又通兵法，懂得为官之道；母亲杨氏笃信佛教，富有个性，熟悉经史，能写善画，这些都无疑会对武则天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和影响。此外，父亲曾经经商，见多识广，母亲知书达礼，眼界开阔，双亲传统观念较淡，不甚重男轻女。这对于武则天刚毅性格的养成，也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现有史料分析推断，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武则天，不是像普遍官僚的女儿那样深居闺房，学做家务之事，而是比较开放，阅读过经史典籍，学习过书画、音乐、舞蹈等。 武则天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度过的。她沐浴初唐的风云，跟随父亲的足迹，秉受母亲的教诲，由一名天真无邪的小女孩，成长为一位婷婷玉立的美少女。 历史将为她安排怎样的前途，当时她自己连想都不曾想过。改变武则天一生命运的转折点，是父亲武士彟的去世。 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五月，李唐王朝开国皇帝，时为太上皇的唐高祖李渊在长安谢世，远在荆州的武士彟闻讯后，不禁号啕恸哭，遥望长安长跪不起，终于口吐鲜血昏蹶于地。在武则天母女的精心护理下，武士彟终得恢复，但心劲已大不如以往。几天里，武士彟似在梦里，数十年的往事，齐涌心头：自己当商人适逢战乱，饱受官僚取榨，后巧计入仕，平步青云，深受高祖李渊赞赏，被封国公，委任重职，太上皇对自己真可谓恩重如山，情深似海，终身难忘；当世皇帝太宗李世民雄才大略，亦被委以重任，自己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功德显著，也博得了太宗皇帝的称颂；但自己出身卑微，官场形势复杂多变，冷嘲热讽，乍升猛降，都在预料之中……。 在这种忧郁哀悲的心情支配下，武士彟一病不起，不几日便怅然去世，享年59岁。 当时，武则天才年满12岁。 因为有国丧，武士彟的灵柩只好暂置于荆州长沙寺，杨氏母女在这期间亦诵经设斋，为亡夫亡父超度荐福。 等到太上皇李渊入葬完毕后，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十二月，唐太宗李世民认为武士彟是忠孝之士，下诏追赠其为礼部尚书，令官办丧事，并赐黄金百两，白银百锭，以资抚恤。 武士彟死后，杨氏母女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也一下子失去了主心骨。等唐太宗下诏追赠抚恤，杨氏才决定扶棺北归，将武士彟归葬于山西文水老家。临行那日，荆州父老百姓及武士彟生前吏僚，都设置祭案，长亭相送，个个哭得涕泪交零，以表示对武士彟的追思和感激。杨氏母女，更是凄凄惨惨，号啕不止。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春清明，杨氏率武士彟子女葬夫于山西文水，后便素衣素缁，率一双女儿为亡夫守孝。按照传统习惯，杨氏母女要为武士彟守孝三年，她们也做好了守孝三年的准备。她们栖身于武氏旧宅，每日诵经念佛，粗茶淡饭，追思刚刚逝去的亲人。 一开始，还没有什么麻烦，但不久便出了些事端，使杨氏母女无法再在文水继续呆下去了。原来武士彟元配相里夫人所生的两个儿子开始排挤杨氏母女。相里夫人生的这两个儿子武元庆和武元爽，在其母亲去世后，父亲续娶杨氏，对他们二人也都不错，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也受到了继母杨氏夫人应该给予的照料。但此时他们却在父亲冢土未干的情况下，恩将仇报，联合武士彟的两个侄子武惟良和武怀远，谎称父亲生前有遗书，嘱故里宅院归他们所有，要将杨氏母女扫地出门。 杨氏夫人陷入了困境。一个妇道人家和两个未成年的少女，肯定斗不过武氏四兄弟，怎么办呢？只好与两个未成年的女儿商量。经过反复权衡利弊，她们母女三人觉得与其在此地遭受欺侮，还不如到长安投奔亲朋好友，或许还有个好的结局。 这件事，在少年武则天心灵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当时，她倒是没有多想，只是觉得一个女人在那样的时代，如果失去了地位，没有了依靠，是很难生存下去的。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春，亡夫周年刚过，杨氏夫人便带一双女儿返回了长安。 这一年，武则天已年满14岁了。 杨氏夫人到达长安后，武士彟的同僚故旧相继前来探望抚慰，但没过几日便门前冷落，无人问津了。这当然不是长久之计，无奈之中，杨氏夫人决定去找自己的娘家侄女，如今已是当朝皇帝太宗李世民宠爱的妃子杨淑妃。 这杨淑妃不是别人，正是齐王李元吉当初纳取的小妾，乃杨氏夫人的侄女。玄武门之变中，齐王元吉伏诛，其妾亦成为寡妇。李世民登基后，闻齐王妾长得美艳可人，而且年仅23岁，便巧立名目，将她接入宫中。这杨氏小妾被接入宫中，心中七上八下，不知是凶是吉，真是度日如年。不几日，太宗皇帝诏令晋见，只见那杨氏略施粉黛，双颊泛红，似同初绽的桃花，倍显妩媚。太宗皇帝见状，觉得简直无法形容，冰雪不足喻其洁，牡丹不足比其艳，龙颜大悦，传令在后宫设宴，招待这位如花似月的弟媳……。 就这样，兄纳弟媳，唐太宗少了一个弟媳，却多了一个淑妃。 杨淑妃如今十分得宠。其父母都已谢世，京城内亲族甚少，闻知堂姑母前来投望，不胜欣喜，便使人请入宫来相见。 杨氏夫人带着一双女儿，早早来到皇城西宫通明门，在四名宫女带领下，缓步进入皇宫。杨淑妃见到杨氏夫人母女三人时，不觉热泪盈眶，许久说不出话来。这一则是宫禁之中生活的寂寞和与娘家人长期没有联系的缘故，另一则是自己由弟媳而变成淑妃在娘家人面前忏悔的表现。她本想先问姑夫病故的情节，安慰一下姑母，但当她回过神来看到武则天姐妹二人时，真是吃惊不小。 则天姐妹二人离开长安时，尚在幼年，虽也长得标致，但没有想到十多年间出落得如此美艳。特别是武则天，说是沉鱼落雁之貌、闭月羞花之容，一点也不过分，已达到了国色天香的醉人境地。 杨淑妃见到则天表妹，首先想到了自己。自己可能会因为则天表妹的存在而失宠。因为她最清楚当今皇帝能不惜任何手段网罗天下美女，武则天已在他的网罗之中了。 杨淑妃突然觉得，今天的会亲，对自己可能会铸成大错。然而，不仅如此，当时她也根本不会明白，武则天的存在，实际上左右了李唐王朝的历史发展。 第二章 乍入宫闱遭冷落，武才人寻求精神慰藉，明白了唐太宗平衡三教的用意，唐玄奘启示，日落之后的归宿，武则天的美艳传遍了京师长安。 有好事者，竟编得歌谣一首，在长安城中的街闾里巷传唱：十年寒窗前，读书破万卷。不羡状元郎，要娶武媚娘。仙容销人魂，秀色更可餐。一夜百日思，暴死也心甘。 不久，这歌谣便传入皇宫中。唐太宗李世民闻听后，觉得歌中“武媚娘”三个字，自己似曾相识，但又一时想不起来，而且他又对歌中流露出的那种追求感到不安。太宗皇帝想，自己登基十多年来，偃武修文，开科取士，能够把天下的读书人都网罗到其中，使读书人每日埋头苦读，企得满腹经纶而为大唐王朝效力。现在突然冒出一个女子，她的美艳真的能够使读书人放弃学业而跪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吗？她究竟有多美？为什么还没有被选到宫中来？ 带着这些疑问，太宗皇帝数日难寐。 他突然想起来了，武媚娘不就是已故大臣武士彟的千金吗？武媚娘这个名字不就是自己给取的吗？那还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当初，自己伴父皇高祖李渊到武家庆贺媚娘的满月，看见杨氏夫人怀抱小女，光彩照人，觉得女儿比母亲更机灵，才给武家小女取名媚娘。想不到这武家小女已长大成人了。 太宗皇帝觉得这大概是一种缘分。 他马上唤来杨淑妃，想知道武媚娘的详细情况。事到如今，杨淑妃的预料没有错。她于是将武士彟去世后，归葬故里，杨氏母女无奈投奔长安的情况一一禀告了太宗，并特意说道：“望陛下能体恤她们母女，为我杨家做一点善事吧！”杨淑妃这话，听起来并无不当之处，但细细推敲，却大有内涵。杨淑妃明白，太宗皇帝已关注武媚娘了，自己不能不尽实禀告，但她却在话中暗示太宗皇帝，武媚娘是我们杨家的外甥女，是我杨淑妃的表妹，总不能让我们杨家和杨家宗亲的漂亮女儿都进宫来侍奉你一个人吧！ 她的这一番用心，太宗皇帝并未感觉到，随即又问了武媚娘的一些其他情况，便下了决心。这决心便是召武媚娘入宫。他在召武媚娘入宫的诏书中，避重就轻地说：“这个小姑娘出身官宦，父亲曾为我大唐王朝立过汗马功劳。我出于体恤故臣的动机，加之这位小姑娘能披图阅史，知书达礼，所以，我特召她进宫来给我当一名才人”。 才人是唐王朝内宫女官名称之一。唐制，除皇后外，侍奉皇帝还有众多妃嫔，其中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各一人，正一品；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各一人，正二品；婕妤九人，正三品；美人九人，正四品；才人九人，正五品；宝林27人，正六品；御女27人，正七品；采女27人，正八品。才人是妃嫔女官中偏下的等级，其职责是记录妃嫔们的饮宴睡寝和农桑之事，负责向皇帝报告上述各种情况。相对而言，才人这种内职是比较重要的，有一定文采的妃嫔才能胜任此职。 其实，太宗皇帝的用意并不是要选一个才人，而是贪图武媚娘的美艳秀色罢了。 且说杨氏夫人得知太宗皇帝要召自己的女儿武则天入宫，真可谓悲喜交加。喜的是自己这个寡妇居然成了皇戚；但她深知宫闱之中的内幕，不知女儿此去命运如何，何时再能相见？另外，女儿才只有14岁，入宫之后，要侍奉当朝皇帝，尚不知能否承受？这便是杨氏夫人的悲切之处。不得已之际，杨氏夫人便就男女欢悦等床帏之事，向女儿武则天作了详细的交待，并叮咛女儿千万不可任性，一定要注意自我保护。 武则天起程之日，杨氏夫人哭得像泪人似的，长跪不起，依然是苦苦而诉。此时的武则天，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便是盼望尽快进宫去侍奉皇帝，这样一来，既可以使寡母和姐姐能够在生活上有可靠的保证，不用再遭受冷落，又或许能使自己得宠，像杨淑妃那样，也能活出个人头人面的。 这是一种现实而幼稚的想法。在父亲去世，母女流落长安无有依靠的生活环境下，寻找一个靠山，况且是天下最大的靠山，也只是一个14岁的少女所能够想到的。她憧憬着未来美好的生活。 “母亲，您哭什么？我又不是去地狱，我这是要进皇宫啊……。”武则天天真地问母亲。 “可是，孩子……。阿弥陀佛！”母亲哭号着欲言又止。 母亲这般绝望的告别和撕扯，以及无奈的“阿弥陀佛”的嘶念，是14岁的武则天所不可理解的。皇宫掖庭对武则天来说，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 她带着天真、稚气和少女的美艳，于唐太宗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正式进入了宏伟壮丽的皇宫。 不几天，太宗皇帝就传诏召见了武则天。 这是她一生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这天，天刚黑下来，她在宫女的侍奉下，回到了自己还不太熟悉的小屋，准备上床睡觉，准备在床上静静地思念刚刚离开才几天的母亲和姐姐。这是这几天进宫后，每个无聊的晚上她度过漫漫长夜的开始。她刚躺下，奉诏的内侍就来了。以后的一切，她就像一个玩具一个物件，完全任人摆布了。 她先被扔进一个紫檀木的木桶里沐浴，宫女们侍奉她洗澡，水里的淡香味萦绕着她的胴体，浸透了她的每一块肌肤，每一根毛孔；她又被从木桶里捞了出来，赤身裸体，擦干了水渍后，被华丽的丝绸外衣包裹了起来。她突然感到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任人如此摆布，她厌恶这种机械式的摆布，但她又企盼这件事的结果。她继续被内侍和宫女们围绕着，他们为她梳头，为她化妆；再后来，她在铜镜中看到了自己，但这已不是刚才的她了。她看见铜镜中有一个理想的女性，是她朦胧认识的女性。 夜已经完全黑了。她被用轿抬到了一扇硕大的宫门前。她听到了有人去通报，然后看见那扇宫门被缓缓地打开……。 她终于看见了那个让她企盼的人了。 太宗皇帝半卧在龙床上，在不太暗的灯光下仔细端详着她。她忘记了事先内侍们交待的要向皇帝请安的话了，不知所措地站着。当太宗皇帝的目光和她的目光相遇的一刹那，她感到了威严，不由自主地跪了下去……。 今晚来的这位少女，太宗皇帝是清楚的。他见她要下跪，马上说道：“不必多礼了。过来让朕仔细看看。”她缓缓地走了过去，慢慢地抬起了她那有点羞涩又有点紧张的脸。“你是武士彟的女儿？”皇帝问。她回答：“是的。”“今年多大了？”皇帝又问。“14岁。”她机械地答道。“再过来点，媚娘。”皇帝的口气很亲切。她开始疑惑了，他怎么会知道我叫媚娘呢？皇帝又开口说话了：“你叫武媚娘，这个名字还是朕给你取的呢。”太宗皇帝开始详陈取名的经过，并不时地打量着这位如花似玉、妩媚可爱的少女。 终于，灯熄灭了。她开始承受作为一个女人的第一次洗礼。她体验到了这个男人的占有欲和强暴，她体验到了自己未曾有过的撕痛。她想喊，但又不敢喊，她在承受着再生的痛楚，她忘却了一切，集中精力在忍受这个第一次。不自觉中，她开始喊了，声音很低，大概只有她自己才能听到：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她在这种念佛声中，失去了知觉……。 她醒来时，那个男人已经走了，没有留下任何话，哪怕是一个字也没有留下来。她又被送回到了原来的住处。 此后，她又在企盼，企盼再次被召幸。一天，两天，十天，半月，她万万没有想到，皇帝像把她遗忘了似的。直到半年过去，她才知道她不必再等了。她内心茫茫然，落落寡合，实在不知其中的原委。如果不是那套华丽的丝绸衣裙还在的话，她真不知道和不敢相信那天晚上和皇帝睡在一起的会是自己。 传说，武则天失宠的原因是太宗皇帝召幸她那天，恰恰是东宫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冲突流血的日子。太宗皇帝的思绪转移到皇嗣继废的斗争中了，他对此如此忧心忡忡，以至于忘记了自己在那天晚上召幸的那个14岁的少女武媚娘了。 但在事实上，太宗皇帝不是那种见好爱好的男人，也不完全是风流天子。他喜欢女人是事实，然而真正能让他心动的女人，不是美艳和妖媚，不是如花似月但内心浅薄的少女，而是具有较深文化修养，良好道德风范，并能在政治上给他有所补益的成熟贤慧的女人。他召武则天入宫，只是一时的冲动和浅显的行为，一种相当随便的逢场做戏。召幸她，与她同床共枕，只不过是一次满足生理需求的正常事，由此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具有了至深的感情。对太宗皇帝这样一个在女色方面有极丰富阅历的封建帝王，不可能因一次召幸，就对一个14岁的少女一见钟情，最多不过是猛然间的赏心悦目而已。 太宗皇帝真正喜欢过的女人，严格地说只有两个。一个是皇后长孙氏，史籍称长孙皇后“喜图传，视古善恶以自鉴。矜尚礼法……。性约素，服御取给则止。益观书，虽容栉不少废。与帝言，或及天下事，辞曰：‘牝鸡司晨，家之穷也。可乎？’帝固要之，讫不对。后廷有被罪者，必助帝怒清绳治。俟意解，徐为开治，终不令有冤。”另一个是妃子徐惠，她“四岁诵《论语》、《毛诗》，八岁好属文。其父孝德试拟《楚辞》，云：‘山中不可以久留’，词典甚美。自此遍涉经史，手不释卷。太宗闻之，纳为才人。其所属文，挥翰立成，词华绮赡。俄拜婕妤，再迁充容。时军旅亟动，宫室互兴，百姓颇倦劳役，上疏劝谏太宗善始善终，与民休息，无为而治。” 长孙皇后和徐惠的人格品德，才华阅历，以及在太宗皇帝为政中的作用，对刚刚入宫的武则天来说，是根本无法比拟的。就拿徐惠来比较一下。徐惠入宫时的名份和武则天一样，也是才人，而她却通过自己的才能，不断受到太宗皇帝的赏识，不断升迁，从正五品的才人越级为正三品的婕妤，尔后又升迁位居二品的充容。由此就可以看出，一个年仅十四岁的少女，尽管也有些才华，但离太宗皇帝的要求还相差甚远，不可能在太宗皇帝心目中占据重要地位。 历史把武则天放在了皇宫掖庭的角落。武则天没有得到太宗皇帝的宠幸，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几年过去了，她仍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才人。对她来说，已经是相当失意了。 但是，在此期间，她也学到了不少新的东西，在学识和思想方面比以前有了更大的长进。她接受了严格的宫廷教育。按照唐王朝的规定，内宫妃嫔的最高首领是皇后，妃嫔们不仅要跟皇后学习妇礼、四德、祭祀、宾容，而且还要跟宫廷教师们学习书法、筹算等技艺。由于长孙皇后病故，太宗皇帝没有再立皇后，所以，武则天进宫后没有受到皇后的约束，除尽自己作为才人的职责外，就同众妃嫔一起学习礼乐，特别是诗歌和书法。在这个过程中，她逐渐知道了一个女人光靠外表的美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修养，要有思想，甚至还要有见识，才能在宫中站住脚，才能会有地位。 宫廷生活的内幕逐渐向她拉开后，长期的才人生活使她更深刻地感觉到，皇宫并不是每个人的天堂，这里有承欢粉黛的笑颜，更有皓首宫娥们的辛酸和痛苦。表面上大家都举止端庄，彬彬有礼；实际上争风邀宠，矛盾重重。这里的一切都是尔虞我诈，不进则退。武则天从其中得到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她也不自觉地受到了唐太宗李世民的影响，学到了太宗皇帝的政风和驾驭群臣的手段。史载唐太宗以亡隋为鉴，知人善任，从谏如流，励精图治，是封建帝王的楷模。在他统治期间，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力强盛。作为才人，武则天虽然没有直接干预过唐太宗的政事，但她数年生活在皇帝左右，对此一定是很清楚的。在唐太宗的影响和熏陶下，武则天的阅历逐渐增加。 这些，只是武则天宫廷生活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呢？对于一个抱有很大企盼而入宫的年轻女子来说，最不幸的遭遇便是被皇帝遗忘。在这种不幸之中，到什么地方去寻求精神上的慰藉，构成了武则天宫内生活的重要内容。 这便是佛教。 唐初的佛教发展开始向鼎盛的高峰攀登。宫廷之中佛教信仰也非常普及。这和唐高祖李渊及太宗李世民的扶植和利用有直接的关系。 唐高祖李渊登上皇位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在长安的朱雀门大道设无遮大会，置佛教道场，诵经忏法，史载京师士女云集。后他又下敕在各地建寺、施舍、办法会等，一下子使佛教势力大增。朝中有识之士如傅奕等曾上疏反佛，佛教徒也站出来进行争辩，迫使高祖下诏沙汰僧尼。太宗继位后，以帝王身份平息了佛与道、佛与儒的争论，大谈三教出一源，作用一致，要求儒释道三教共同为自己的政治统治服务。对于佛教的作用，太宗皇帝看得更清楚，他在亲手撰制的《大兴善寺钟铭序》中说：“皇帝道叶金轮，心居黄屋，覆焘万方，舟航三界。欲使云和之乐，共法鼓而同宣；雅颂之声，与梵音而俱远。”按佛教说法，菩萨有时应世，即变化成人间的圣王，故称转轮圣王。转轮圣王因乘坐车子的轮子分别为金银铜铁，这样就有相应的金轮圣王、银轮圣王、铜轮圣王及铁轮圣王的称呼。 佛教认为，金轮圣王统四天下，银轮圣王统三天下，铜、铁轮圣王依次类推。这里，太宗皇帝自比为金轮圣王，表明自己就是菩萨的化身。作为菩萨的化身，他当然要把“云和之声”与“法鼓之音”结合起来，要把“雅颂之声”与“梵呗之音”结合起来。 在这种大的崇佛氛围中，宫廷的情况又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太宗皇帝召沙门玄琬进宫为皇子诸王授菩萨戒，并为玄琬在皇宫附近修建了普光寺，后又请他入宫为皇后及六宫妃嫔授戒；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太宗皇帝下诏，命京师长安各寺和尚于每月27日作法行道；其夏天旱，又诏令高僧27人于天街门祈雨七日；不几日，又诏宣高僧明瞻入宫，为宫内宣讲佛教慈救之要旨；长孙皇后病逝后，太宗皇帝又率内宫妃嫔到弘福寺为她追福，并亲自撰写愿文，施绢200匹。在皇帝的尊崇扶植下，佛教完全渗透到了宫中的各个角落。史籍载，当时佛教的一些著名高僧，经常出入皇宫，在内宫或作法事，或宣讲佛法，或授戒剃度，成了内禁的常客。 由于受母亲杨氏夫人笃信佛教的影响，武则天在宫内开始从佛教中寻求精神上的慰藉。她在自己的寝室里安了个佛龛，请了一尊弥勒佛供养。她选择弥勒佛供养，可谓动了一番心思。弥勒佛实际上不是佛，而是菩萨之一，也被称为慈氏。佛教传说，这个菩萨不同于别的菩萨，释迦牟尼曾预言这个菩萨将来要继承自己的佛位，要当未来佛。武则天供养弥勒佛的用心是很清楚的，供佛是在寂寞中寻求精神寄托，但供奉弥勒佛，却给自己内心一种希冀，她希望自己以后能有弥勒佛那样的将来，那是多么令人向往的将来啊！ 供上了佛龛，武则天小小的寝室就是一个佛教的道场了，她本人也就按一个正式的佛教徒要求自己了。清晨，起床梳洗后，先诵《大佛顶首楞严神咒》。楞严是坚固的意思，诵其咒是为了先坚固自己的心志。然后，再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从其中领悟佛说般若（意为智慧）的精要。到了晚上临睡觉前，先诵《佛说阿弥陀经》，为自己往生西方净土祈愿。然后诵《礼佛大忏悔文》，希望能够消除自己以往的宿业，再不造未来的新业。 就这样，人们每日早晚便可听见武才人的寝室内传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八人俱……”的诵经声。刚开始，人们觉得有些不大习惯，后来也就慢慢地适应了。 武才人为了能够广种福田，祈望佛祖给自己安排一个美好的未来，她在供佛诵经的同时，还把抄写佛经作为自己每日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按佛教的说法，佛经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说教，只有佛祖释迦牟尼的说教才可称为经，佛经在佛教中既是理解教义的依据，同时又是佛教所谓三宝（即佛、法、僧）中“法”的载体，是佛教供养和崇敬的对象之一。佛教还认为，佛祖释迦牟尼每说完一部经，便指使天神如天龙八部、金刚等护佑此经，并要求信徒广为传布。所以，抄写佛经是佛教提倡的善事之一，也是给自己播种福田的有效途径。武则天每日抄写佛经前，都要先沐浴或净手，而且抄写的速度很慢，有时一天只抄写几个字或十几个字。时间就是在这种抄写佛经时平静的心情中逐渐消失的。 这是她所追求的一种平静，因为她知道自己在皇宫中寂寞的日子还很长很长……。武才人并不是没有机会了解太宗皇帝处理政事的情况，由于每日诵经念佛、抄写佛经，所以她较多地关心太宗皇帝对佛教的态度，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对佛教的态度。 早在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朝野对佛教的态度不一，排佛和存佛相互争论，不分上下，最后高祖皇帝采纳傅奕等人的意见，下诏沙汰僧尼。这不是彻底排斥佛教而是有限度的限制佛教。具体要求是凡僧尼中精勤炼行守戒律者，集中于大寺居住，并供给衣食；其他僧尼责令还俗。在决定沙汰僧尼的同时，高祖皇帝还诏令沙汰道士。这样做的根本目的是把教权控制在皇权之下，为李唐王朝提供更多的生产劳动者，增加朝廷赋税的收入。这是一个封建政治家对佛教的基本态度。 唐高祖沙汰僧尼的诏书一下，使佛教徒深感惊吓，惶惶不可终日。然而，该年六月，高祖皇帝退位，太宗皇帝即位，大赦天下，高祖皇帝关于沙汰僧尼的诏令停止实行，佛教僧侣们可以长长地松一口气了。太宗皇帝就停止沙汰僧尼专门发了一道诏书，明确表示僧尼道士宜依旧定，暂不改更。太宗皇帝即位后，所以不行高祖沙汰僧尼道士的诏令，是有一定的政治目的的。太宗皇帝李世民本为高祖李渊的次子，李渊代隋后，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李世民为秦王。李世民在平定各地战乱时，亲自率军出征，形成了一定的政治势力。后来他通过玄武门之变，杀了太子建成和弟弟元吉后才做了皇帝。他即位之初的最大问题是不集各种矛盾于自己一身，需要用各种手段笼络人心，力求得到各种人士包括佛教僧侣的支持。这便是他停止实行沙汰僧尼诏令的真正意图。 上述情况，当然是武则天进宫后才详细了解的，她开始发现，佛教不仅仅是人们内心世界的追求，佛教也是一种力量，一种被帝王器重和利用的力量。 武则天想知道太宗皇帝更多的与佛教的联系，她想从其中领悟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来。 太宗皇帝对儒、释、道三教采取了一视同仁、三教并举的方针。他即位之初，便经常到朝廷的国子监去，那里是国家的最高学府，教育的基本内容就是儒家的思想和伦理纲常。太宗皇帝亲幸国子监，表明自己对儒家学说的重视。他还经常对臣僚说：下面人们的行为，都是从最上面的皇帝那儿学来的。过去梁武帝志尚浮华，喜欢佛教，数次舍身到同泰寺，并且亲自宣讲佛经，这就带动了百僚属官及普通老百姓尊崇佛教。所以，梁武帝为帝的梁朝，人们空谈佛教的苦啊空啊，都不以国家大事为正事，这样能不败亡吗？我做皇帝，当然要以此为鉴。我的志趣和重视的不是佛教，而是尧舜之道的周孔之教。 太宗皇帝即位之初，毕竟是一个有作为的帝王，他尽管采取了三教并举的方针，但还是将儒家的学说放在了首要地位。 武则天还听说了一件事。 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也就是自己入宫前四年。当时，太宗皇帝喜爱的长孙皇后有病，久治不愈，而且越来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太子李承乾向母亲建议说：“您病了以后，医药备尽，但尊体仍不愈，我心里非常难受。是否可以向父皇建议大赦囚徒并度人为僧。佛教说度人为僧可以致福，希望这样您能得到福佑。”长孙皇后反对说：“死生都是命里注定的，不是人的力量所能左右的。如果修福能够却祸，我这一生也没有做过什么恶事；如果行善没有效果，那又有什么福佑可以祈求的呢？赦免囚徒是国家大事，佛教也是你父皇经常忧虑的事，他经常说佛教是异方之教，不是东土的伦常之教。不能因我一个妇道人家而乱了天下大法。所以，我不能同意你的建议。”这件事，从侧面说明太宗皇帝对佛教没有完全认同的基本态度。但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太宗皇帝对佛教还是从维护自己的统治出发，能够给予一定的扶植，并尽可能地加以利用。这一点，武则天也了解的比较清楚。 早在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李世民为秦王时率军破王世充，得到了少林寺僧人的大力帮助，即所谓十八僧棍救秦王。后来李世民做了太宗皇帝，他特派遣使者持书告少林寺住持，邀请当年立功僧进京晋见，这些僧人坚决推辞而不受邀，太宗皇帝为了笼络这些僧人，随后给少林寺赐黄锦千段，并诏封少林寺僧人昙宗等人为大将军。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太宗皇帝下诏于起兵兴唐以来各交兵处各建佛寺一座，费用由政府财政开支。按照这一诏令的旨意，在太宗皇帝当初率军击破农民起义军和各割据势力的地方，都建立了佛寺。计有：幽州破薛举立照仁寺，台州破宋老生立普济寺，晋州破宋金刚立慈云寺，汾州破刘武周立弘济寺，邙州破王世充立照觉寺，郑州破窦建德立等慈寺，洛州破刘黑闼立弘福寺。太宗皇帝即位之初，还诏令为那些被他亲手杀死的人设斋行道进行超度。他还不时接见高僧大德，延请名僧入殿行道，为皇太后祈福。有时还请高僧祈雨禳祸等等。太宗皇帝即位初对佛教的宽容和扶植，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利用佛教。他想以自己为表率，激发臣下和普通老百姓的宗教热情，用佛教作为统治的纽带，把大家团结在一起，使更多的人支持他，使更多的社会集团拥护他。这是武则天通过思考而发现的其中奥秘之所在。 武则天还发现，太宗皇帝在即位后的一段时间，根本不信佛教。有一次，太宗皇帝问大臣傅奕：“佛教玄妙，圣迹可师，且报应显然，屡有征验。可你一直激烈反对佛教，其原因何在？”傅奕回答说：“佛教传入中国后，在历史上于老百姓没有什么好处，反而使百姓丢失伦常；于国家统治有害，因为佛教摒弃父母，出家为僧后又逃避国家的劳役，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所以，佛教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允许佛教存在，是一件政治上的大事。”这些观点，太宗皇帝颇为赞同。他没有断然禁佛，而是在一定的情况下给予适当的提倡，表现在他曾下诏要求一些高僧大德组织翻译佛经，并命朝廷官员协助勘定，他有时还听从一些佛教高僧大德的有用的建议。 使武则天感觉最深刻的映象是太宗皇帝即位之初，每时每刻都没有放松对佛教的防范。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太宗皇帝刚即位就派治书侍御史杜正伦检校佛法，即清肃佛教中非滥之成份；同年，他又下诏，凡老百姓私自剃度为僧者处以极刑；次年，他又要求搜括义宁（隋恭帝年号，公元617年）私度之僧，不主动坦白者处极刑。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西晋以上，国有严科，不许国人随便落发为僧，这主要是为了控制人口，尤其是为了控制直接生产者，以便给封建国家提供更多的赋税和力役。唐初，人口锐减，原因之一即是一部分人归附寺院落发为僧；另外，唐初实行的均田制规定凡和尚给田30亩，尼姑给田20亩，这就等于承认佛教寺院拥有田地的合理性，佛教寺院经济由此形成，寺院经济与世俗经济争夺田产和劳力，必然要与世俗政治统治发生矛盾。太宗皇帝针对这种状况，不但在政治上用世俗王权控制教权，在经济上也要兴利除弊，以发展社会生产。他即位之初，就搜括私度，目的是使佛教处于朝廷的有效管理之下，在一定范围内发展。基于这种目的，太宗皇帝还诏令朝廷的祠部掌管佛教，并规定全国的佛寺有一个定数，总量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每座佛寺都要推选出三纲僧官，由资历深的的僧人充任；凡僧尼必须登记入僧籍，僧尼簿籍必须三年一核对，从根本上严防私度僧尼。 武则天还了解和感觉到，太宗皇帝在防范佛教的同时，特别注意不允许佛教及与佛教有关系的人利用佛教来触动自己的权威和统治。还是在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的时候，有一个名叫法雅的和尚，因早些时候被高祖皇帝恩幸，可以随便出入两宫。这时，太宗皇帝下令不允许他继续随便出入两宫。法雅和尚遭禁后，胡说了一些诋毁太宗皇帝的话，被太宗皇帝得知后，即令问罪伏法。法雅和尚在审问时供称，他自己所说的那些妖言是从宰相裴寂处听说的，太宗皇帝马上将裴寂召来审问，裴寂称法雅和尚只是说了一些要流行疾疫之类的话，太宗皇帝为此免了裴寂的官，并将他放归故里。后来，又因一个狂人给裴寂的家僮说了一句“裴寂当有天下”的话，裴寂差一点被太宗皇帝杀头问罪，最终以流放交州（今越南北部）了结。裴寂这个人是唐高祖李渊太原起兵时的主要决策人之一，唐王朝建立后，他位居三公，但只因法雅和尚的供词牵连到他，即被罢官免职，后终遭流放。 生活在深宫中的武则天，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了解到了太宗皇帝对佛教的基本态度。她觉得，太宗皇帝可能有些过于紧张了吧。崇信佛教是一回事，利用佛教搞阴谋是另一回事。如果没有佛教，自己怎么能度过这深宫中的漫漫长夜呢？当然，她也觉得，像自己这样对佛教的崇信，每日诵经拜佛，为自己的未来或来世祈福，寻找内心的慰藉，根本不是太宗皇帝所关注的。 因为太宗皇帝所思虑的是国家和社稷，佛教是太宗皇帝巩固统治的工具。这也正是自己的悲哀所在。 自己的悲哀就是不自觉地与佛教结缘。 为什么要用佛教来宽慰自己寂寞的心灵呢？为什么自己要在佛教中寻求心灵的归宿呢？什么是自己应该得到的归宿？难道仅仅就是佛教吗？ 带着这些疑问，武则天想了许多、许多……。 她发现，解决这些疑团的答案是明确的，这就是命定，无法摆脱的命定。可能是佛教讲的业报吧。她顺着这条线索思考，觉得是自己前世因缘造成的，无法摆脱，也不可能摆脱，这不仅仅是自己的悲哀，可能是人生的悲哀。 她还是继续了解和领悟太宗皇帝对佛教的一系列举动。 武则天清楚地了解到，太宗皇帝对佛教的防范，采取了抬高道教以抗衡佛教的策略。为此，太宗皇帝诏命高士廉等人以当时官爵高下作等级，编修了一部《氏族志》，该《志》以李姓冠首，并且明确宣称李唐王朝的皇帝与道教始祖李聃（老子）同出一源，是一个共同的祖先。这样，既抬高了李唐皇帝的地位和身份，又找到了抗衡佛教的有力工具。早在唐高祖武德年间，高祖皇帝即下诏定三教先后，决定先老、次儒、末释的基本政策。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也就是武则天入宫的那一年，太宗皇帝又下诏说：“佛教神变之理多方，报应之缘非一。洎乎近世，崇信滋深。人冀当年之福，家惧来生之祸。所以，为众妙之先，而诸夏之教翻居佛乘之后。今天下已定，宜有解张。”太宗皇帝想把佛教放在应该放的地位。不久，他又下诏说：“道教之祖，乃帝室之先系。今后凡供斋时，道士女冠（道姑）皆应在僧尼之前；今后凡讲经论法，皆以道士女冠为先，僧尼居后。”太宗皇帝的诏令说的很明白，道教的始祖和我皇帝是一个祖先，所以道先佛后。此诏令下后，佛教中的一些和尚非常不服气，如智实、法琳、法常、慧净等，直接向太宗皇帝上陈佛教应在道教之先的理由，并且面见太宗皇帝据理力争。太宗皇帝并没有更改，而是令人宣敕严诫，再次申明道先佛后不可更改。这些和尚只好饮气而还，唯有智实和尚不屈，长跪不起，太宗皇帝令杖责放还。 其中的法琳和尚饮气而还后，认真思索了一番。觉得道先佛后的理由不就是皇帝和老子是同一祖先吗？他马上博引旁证，撰写了一篇名叫《辩证论》的文章，对李姓远祖作了一番考证，他的一管秃笔居然写出了两个李字！据法琳考证，李姓远祖有两个系统，一是代北（今山西雁门一带）李，一是陇西（今甘肃陇山以西）李。代北李与当朝皇帝是同一祖先，陇西李才是老子的后裔。当朝皇帝与老子没有血缘关系。所以，太宗皇帝也就没有必要把道教放在佛教之先。法琳的《辩证论》出笼后，被人奏闻于太宗皇帝。太宗皇帝闻听后勃然大怒，下诏诘问法琳，并斥责法琳说：“你这个和尚广引形似之言，备陈不逊之喻，诽谤和诋毁我的祖先，罪大不赦！”于是就把法琳和尚抓了起来，欲杀头问罪。太宗皇帝对法琳说：“你在自己写的一部书里说过，念观音菩萨可以刀枪不入，我现在给你七天时间，让你天天念观音，到第七日临刑时，看看观音能不能使你活命！”七天后，太宗皇帝使人问法琳：“现在已经是第七天了，就要杀你的头，你的观音念得怎样？”法琳和尚回答说：“七天以来，我并未念观音，只是在念皇帝陛下。”太宗皇帝听了之后又使人问法琳：“叫你念观音，你为什么不念观音而念陛下呢？”法琳和尚回答说：“皇帝陛下就是当今观音菩萨！”太宗皇帝听后，大为欢喜，于是就赦免法琳一死，而改为流放。后法琳和尚终死于流放途中。 此事发生在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武则天已在皇宫之中，并耳濡目睹了此事。 武则天觉得，太宗皇帝在处理这件事上，似乎有点太不近人情，对佛门释子的忠心也应该有所觉察吧！武则天的感觉并没有错。 次年，太宗皇帝亲自去长安名刹宏福寺进香，召集了佛教的五名高僧大德，一起聊天，充满了亲切和热烈的气氛。这是太宗皇帝为了缓和自己与佛教紧张关系的举动，武则天看得非常清楚。太宗皇帝对这些高僧大德们说：“老君是朕的先祖，尊祖重亲是有生之本，所以朕才使道先佛后。你们可能对此大有怨恨，这种心情朕是能理解的。”这几位大德高僧连忙回答说：“陛下尊重祖宗，是天下人学习和效法的榜样，我们怎么敢有什么怨恨呢？”太宗皇帝又进一步解释说：“我大唐王朝自立朝以来，实际上并没有大行修造道观，而是把修建佛寺作为重点。朕本人对佛教也是颇有好感的，只不过是那些道士和宗师学习的是朕祖先之教，所以应该在前。今天是李姓当国，老子之教就必须在先；假若是释迦牟尼佛祖今天来这里当国，那当然是佛教在先。这便是朕的态度。不说出来恐怕你们也很难知道。” 太宗皇帝为了防范佛教可谓费尽心机，他软硬兼施，先来硬的，后来软的，两种手段齐施并用，自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武则天从其中看出了帝王统治之术。 太宗皇帝在抬高道教地位抗衡佛教的同时，并没有放松对道教的防范。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道士秦英、韦灵符挟左道而得到太子李承乾的宠幸，太宗皇帝得知后大怒，把秦英、韦灵符等人全部抓起来杀头问罪，连坐被杀头的人也有不少，还严厉地斥责太子，要太子以此为戒。可以看出，太宗皇帝抬高道教只是为了平衡道佛二教的势力，并不是怂恿和放任道教，在太宗皇帝的心目中，道教的发展也不能干扰他正常的统治秩序。此后不久，太子李承乾觉得自己已经失宠，便与手下人联合起来结成死党，企图谋杀太宗皇帝。事情败露后，被太宗皇帝废为庶人，并使与太子谋反的高祖皇帝的堂侄汉王李元昌自尽，斩杀了大臣侯君集。同时，又降争夺太子嫡位的魏王李泰为东莱郡王，再立晋王李治为太子。 这一年，武则天已经20岁了。太子李治刚满16岁。历史的发展已经给武则天将来的命运安排了客观前提。 太宗皇帝防范佛道二教的方针和策略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他并没有因此而满足，他要彻底解决佛教与传统儒家伦常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早在东晋成帝时（公元326年至342年在位），儒家和佛教就出家僧尼要不要礼敬皇帝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后来又发生了出家僧尼要不要礼敬父母的争论。长期以来，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太宗皇帝即位后，曾经对大臣们说：“佛祖释迦牟尼设立佛教，根本上说是为了行善事。怎么能使出家僧尼妄自尊崇而坐受父母之拜呢？所以，要彻底解决这件事，要使出家僧尼礼敬父母，礼敬帝王！”不久，太宗皇帝便特地下诏，要求出家僧尼遵守儒家的伦常，必须礼敬帝王和父母。按照佛教仪规，凡出家为僧尼后，即与家庭、父母及亲人断绝了一切关系，连本人的姓名也抛弃了；一旦出家，即成了佛教所谓佛、法、僧三宝之人，是信众崇拜的对象。这与中国传统伦理纲常相悖，引起了中土士人的极力反对。因此，历史上曾有人指出：“父子之敬，君臣之序，百代不废。佛教矫形骸（指僧尼出家毁发剃头等），违常务，易礼典，弃名教（指纲常名教），这些正是人们的忧患之处。无论是佛教僧尼，还是一般民众，都是华夏诸朝的臣民，哪里有臣民不礼拜帝王和父母的呢？”这说明，佛教僧尼不礼敬帝王和父母的行为，是历朝统治者所关注和要解决的问题。太宗皇帝以帝王的身份，要求佛教僧尼孝敬父母礼敬皇帝，要求僧尼们在这一点上遵守正统的儒家名教纲常。诏令下后，佛教中的一些僧尼不服，但慑于王权威力，只好按诏令行事，不敢有所触犯。 在太宗皇帝的观念中，朝廷制定的法律，对任何人都适应，即使是佛教僧尼犯法，他也下令要一样依照世俗法律处罚。在这件事情上，太宗皇帝的态度相当坚决。贞观十年（公元636年），高僧玄琬病逝，他在临死前给太宗皇帝留下遗表一份，表中要求太宗皇帝不要使僧尼犯法与老百姓一样对待，请依佛教的僧律处罚。这个玄琬与太宗皇帝的关系非同一般，曾多次被召入宫中为长孙皇后等六宫妃嫔写经祈福，而他死后的惟一愿望就是请太宗皇帝高抬贵手，恩准僧尼犯罪依僧律处罚，不要再用朝廷颁布的世俗法律制裁。 武则天在宫中了解了太宗皇帝对佛教的心态和采取的一系列手段，经过思考，她好象突然领悟了一样，她觉得自己终于明白了太宗皇帝的根本用意和目的。 她觉得，太宗皇帝所谓道先佛后的政策，实际上是兼容并包。太宗皇帝是想通过帝王的权力来平衡三教，无论是提倡道教儒教，还是防范道教佛教，目的都是为了使儒释道三教形成合力，为自己的统治服务。 武则天从其中深刻地领悟到了帝王的伟大和帝王的威严，她也微妙地发现佛教被驯服之后，会变成帝王的一张牌，一张可以随时听用的牌。 武则天在宫中生活了几年之后，她成熟了许多。她不再在意能否得到太宗皇帝的恩幸，不再为自己年轻的生命逐渐耗过而寂寞苦闷。她觉得自己每日诵经拜佛是一种非常可悲的行为，是逃避现实的愚蠢之举，因为自己想从佛教中得到些安慰，来抚愈自己寂寞的心灵。但是拜佛也罢，写经也罢，是无法脱离这个现实生活的。自己的生命之路才刚刚开始，必须正视现实，勇敢面对现实，要有作为，要为自己寻找生命之道新的起点。她还觉得，自己这些新的想法，与信不信佛并没有直接关系，佛法也不是讲要正精进即不断地努力进取吗？ 大约在她20岁左右，她开始为自己设计新的生命之道。她抓住每一次接近太宗皇帝的机会，但又不在太宗皇帝眼前特意地表现自己，她想更多地了解太宗皇帝的心思，特别是想知道太宗皇帝为什么多年来一直对自己很冷漠，也就是想知道自己一直遭受冷漠的真正原因。 她发现太宗皇帝是一个非常看重门第的人。这是自己未能得宠的直接原因。大约从东汉开始，大官僚依靠政治经济特权，逐渐形成了大姓豪族；魏晋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选用官员首先看是否出身这些大姓豪族，非大姓豪族不选；到了唐代，虽然开始实行科举考试这种取才制度，但大姓豪族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局面并未得到彻底改变，以此为中心的门第观念依然在一些人头脑中占据重要地位。主宰唐王朝的李姓皇帝，虽然不是高门大族出身，但他们声称与老子是同一祖先，足以说明他们在门第上的看法。他们不是反对门第，而是想法来补救自己门第不高的先天缺陷。到了太宗皇帝当朝之后，曾下令编一新的门第谱序之书《氏族志》，太宗皇帝明确要求，必须以目前官爵高下为标准来编。这样，李姓当然是第一位，另外收录了三品以上官吏的姓氏和渊源。《氏族志》完成后，共收录293姓，1651家。然而在这如此多被收录的门第中，却没有武士彟的家族。这就是说，在太宗皇帝和编修者的眼中，武士彟不过是一个商人出身的新贵族，不仅和世代为高官的门阀大族相去甚远，而且与当朝当大官的寒门出身者也不能相提并论。武则天觉得这还不是问题的所在。因为她发现，太宗皇帝的门第观念不只局限于政治格局，而且特别看重与皇家联姻及皇家子孙的血统问题。他在给太子选妃嫔时，特别要有关人员务必选高门大族，并明确讲：“我不想使我的子孙出生于微贱的女人之身。”武则天从此得出了一个结论：自己未得恩幸和宠爱，不是自己的容貌不行，而是太宗皇帝担心一旦自己身怀皇子，就违背了太宗皇帝关于皇子皇孙血统的立场。 这是太宗皇帝对她出身寒微的某种程度的轻视。武则天也曾想过，自己父亲家族的社会地位太低，母亲杨氏应该说是出身高门大族，怎么这就没有被太宗皇帝注意到呢？武则天很快就发现，这又牵扯到太宗皇帝心中的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母亲杨氏是亡隋的宗室，杨氏家族很久以来也是名门望族，有很深的社会根基，应该说这个家族符合太宗皇帝关于门第的观念。可是，这个家族是前一王朝的皇族，对此，尽管太宗皇帝对隋室的杨氏子孙未有明显的排斥，杨氏子孙中有的人还被任命为高官，但其中有个度，即杨氏族人不得拜相；同时，太宗皇帝对杨氏子孙们都特意作了安排，以防不测。武则天感到，自己身上那点隋室血统的存在，肯定会受到太宗皇帝的特别警惕，这种警惕的程度可能不强，但在防微杜渐的意识支配下，必然会对自己产生不利的影响。 在审视了各种客观原因之后，武则天便开始从自身寻找不得宠的原因。武则天发现，自己自幼形成的强悍刚烈的性格，并不受太宗皇帝的欣赏。太宗皇帝有一匹名叫狮子骢的马，无人能够制服。一次她在宫中侍奉时，就向太宗皇帝建议说：“卑妾能够制服这匹马，但需要三样东西，一是铁鞭，二是铁锤，三是匕首。马不听话，先用铁鞭抽；再不听话，就用铁锤砸；还不听话，就用匕首刺。这样，它还能不驯服吗？”太宗皇帝听了武则天上述一番话后，只是褒奖了她几句，并未使人按她的建议去做。武则天觉得，这件事充分展现了自己的性格，只引起太宗皇帝暂时的兴趣，反而使他对自己强悍刚烈的性格产生了另一种想法。她逐渐才发现，太宗皇帝需要的是能与他本人产生性格互补的阴柔女子，并不喜欢像自己这种性格强悍刚烈独断专行的女人，自己在太宗皇帝面前张扬这种性格，换来了太宗皇帝的几句称赞，但在根本上犯了太宗皇帝的大忌。 从14岁到20多岁，看来武则天的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将要在寂寞和无聊中消失，这是她多么不甘心的啊！她继续在为自己奋斗，太宗皇帝的媚娘只要有机会，就会牢牢地抓住不放。她知道，自己为太宗皇帝驯服狮子骢的建议太残忍了，又充满了杀机。这种残忍和杀机，绝不该用女人的头脑去想，也绝不该在女人的手中发生。但自己却想了，也说了，结果还没有最终到来，这一点她非常清楚，她等待着最终结果的到来，并做好了抗争和挣扎的准备。 贞观末年一件大事的发生，使她预感到最终结果将要降临到自己头上了。她几乎陷入了灭顶之灾。 当时不止一天在大白天里看见太白星，这是凶兆，朝廷掌管星宿占卜的太史对这一凶兆作了具体解释，指出这是“女主昌”的征兆。“女主昌”就是说一个女性将要为天下之主，而且正在逐渐昌盛。当时，在民间还流传着一本叫作《秘记》的书，专门编收了一些预示吉凶的预言，其中有一句说：“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这和大白天里见到太白星的征兆预示一样。晚年的太宗皇帝变得特别迷信，对这些星象的征兆和预言十分重视，开始按照这些征兆和预言的暗示，来寻找符合的人和事，进行对号入座式的搜寻。 武则天就要大祸临头了。 因为她知道，太宗皇帝在这一点上和历朝历代的帝王一样，他们不愿意自己一姓的社稷江山被人夺走，他们希望自己一姓的社稷江山永世长存。在这个过程中，哪怕是稍有一点点威胁他们一姓统治的事和人，都要大开杀戒。况且这次既有星象的征兆，又有预言的流传，肯定会有威胁自己政权的人存在。 但是，武则天很幸运，李唐王朝的名将李君羡替自己当了牺牲品。这李君羡早年追随太宗皇帝左右，破王世充、刘武周之时，每战必单骑冲锋陷阵，战功卓著，后被封为左武卫将军、武连县公，负责掌管玄武门的警卫。可以说李君羡是将身家性命全部交给了李唐王朝的忠臣。但他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成了星象征兆和流传预言的牺牲品，而且还使武则天躲过了一劫。一天，太宗皇帝龙颜大悦，在宫中设宴款待有功的名将，酒席正酣，有人建议行酒令，并要求把自己的小名嵌入酒令之中。轮到李君羡行令，他自报小名叫五娘，一个地地道道的女人名字，太宗皇帝听后大吃一惊，但当时他只是笑了笑说：“什么样的女子能有你这样英勇刚健呢！”宴会之后，太宗皇帝便寻思开了：李君羡小名五娘，应了女性这一征兆，他的官称为左武卫将军，封邑又是武连县公，其中又有两个“武”字，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的预言不都相应验了吗？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全都应验在他的身上！太宗皇帝下决心要整治他了。不久，这李君羡被罢免了左武卫将军及掌管禁军的军职，被贬出京师长安，改任华州（今陕西华县）刺史。被贬出京城之后，太宗皇帝仍然关注他的一举一动。后来听说他与一个自称通晓佛法能不食而生的骗子员道信往来密切，太宗皇帝便指使御史劾奏他与妖人交往，企图图谋不轨。太宗皇帝以此为借口，终于下诏将他处死。 这是一起“冤假错案”。武则天侥幸的躲过了这一劫，她首先应该感谢的是李君羡，该李一死，暂时平息了太宗皇帝对星象征兆和流传预言的追查和对号入座，使武则天能够有机会继续在宫中生活，继续能侍奉在太宗皇帝左右。 武则天打心眼里感谢李君羡。40多年后，武则天终于当上了女皇，李君羡的家人感到当初该李是为女皇而死的，上表称冤，此时的武则天，当然明白是怎么一回事，马上下诏，批准了李氏家人的申冤，她自己也正想要报恩慰灵，同意追复李君羡的官职，以礼制重新改葬了他。此为后话。 杀了李君羡之后不久，太宗皇帝对星象的征兆和流传的预言仍不放心，便请来当时著名术士任官为太史的李淳风，向他请教如何祈禳星象之兆和流行的预言，当然这是在十分机密的情况下，相互间的一次交谈。 太宗皇帝问李淳风道：“民间流传的《秘记》中所说的那句预言，能够相信它的确存在吗？”李淳风回答说：“为臣我仰观天象，俯察历数，天象的征兆和占卜的结论是一致的。所谓武姓女子已在陛下您的皇宫中了，而且为您的亲属，到今年不超过30岁。这个女人将来定会称王天下，要把李唐的子孙全部都杀尽。这事的征兆已完全形成显示出来了。”太宗皇帝听后，浑身嗖地一下凉了半截，马上问道：“我们把怀疑的人和那些与此有相似之处的人全都杀掉，这样行吗？”李淳风回答说：“这是天命所定，人力是无法改变的。若采取陛下您的手段，结果是那个将要称王的武氏女子不死，被杀的可能都是无辜的人。现在这个人已年届30岁，人也将要老了，或许她还能有慈悲之心，将来为祸时可能还不至于太过分。陛下如果现在就要借机杀戮一批无辜，也可能把这个女人也杀死了，但上天还会再安排一个更年轻的女子，这个更年轻的一定会大肆施行毒害，到那时恐怕陛下的子孙就没有一个能活着的了。”听完李淳风的这段话，太宗皇帝全身都凉了。 他处在极度地犹豫之中。他看着李淳风，半晌没有说出一句话来。他想，若将此人杀了，只不过是举手之劳，但祸害却越大了，李唐的子孙会一个不留地被上天另外安排的人杀光；若留下此人，却要祸害大唐的江山。但愿她能大发慈悲，有节制地作乱吧。李淳风像看透了太宗皇帝的心思一样，又向太宗皇帝说道：“我还预感到，陛下若将此人留下，可能会使李唐的统治中断几年或十几年，但李唐的社稷江山在她之后还会继续延长。陛下若将她杀了，她很可能会变成一个男子，到时候就会损灭李唐的皇族子孙，使一个也留不下来。”李淳风的这一席话，使太宗皇帝作出了不滥杀任何人的决定。 星象的征兆也罢，流传的预言也罢，从此再没有被人提起过。倒是在武则天即将当女皇和刚当上女皇的一段时间里，当初星象的征兆和流传的预言又兴起了一阵子，这时的情况，可以说是别有用心的炒作。 太宗皇帝立李治为太子后，心力已大不如从前了。他命宫中妃嫔轮流在自己的寝宫当值，武则天接近太宗皇帝的机会更多了。 现在，她不像原来那样急于接近太宗皇帝。每当轮到自己当值侍奉太宗皇帝时，她虽然不卑不亢，但从心眼里开始恨这个人了。每当她在太宗皇帝的温存中想起自己如花似玉的年龄，就是被这个男人所消磨时，憎恨的心情就更甚了。 她不反抗，也不过于主动，只是在消极地承受。这既不是当年企盼的那种恩幸，也从中无法感觉到作为一个女人的欢愉，其中也没有痛苦，一切好象是一种自然的过程，没有感情的萌动，没有情欲的兴奋，也没有当初“阿弥陀佛”的低吟，一切都很自然。 这大概是一位20多岁的女性，不得不屈从一个50多岁老头子的共同感受。 武则天依然想从晚年的太宗皇帝身上学到更多的为政手段，她仍然在领悟太宗皇帝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她发现，晚年的太宗皇帝对佛教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基本不信变成了崇信，从防范变成了推崇以至于笃佛。史籍称太宗皇帝晚年气力不如从前，就颇留意佛法。除主观原因之外，武则天发现佛教教义及当时的一些高僧大德，尤其是玄奘对太宗皇帝的影响，是他对佛教态度产生变化的重要原因。 玄奘俗姓陈，河南洛州陈留（今河南偃师）人，隋大业末年出家，曾遍访名刹，博览经论，他认为以前翻译的佛经多有讹谬，因此想去西域广求真本，来参验佛经的讹谬。贞观初年，唐王朝批准了玄奘的请求，使他西行求法。玄奘西行求法共17年，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春返回长安。玄奘在返回途中，就给太宗皇帝上表报告自己将要返回的消息，太宗皇帝得知后，马上诏复玄奘说：“听说法师您到西域和天竺（古印度）求法今已回归，朕欢喜无量，可即速回来和我相见。”太宗皇帝要求朝廷给玄奘返回沿途各地方官吏发布命令，使给玄奘提供方便。当时，太宗皇帝为东征辽东而移驾到了东都洛阳，他命京师留守房玄龄等人厚礼相迎玄奘，并将玄奘急速送来东都洛阳。玄奘被送到洛阳后，太宗皇帝立即召见玄奘于洛阳深宫之内殿。当时正值武则天在内殿侍奉，她看到玄奘“面奉天颜，谈叙真俗”，与太宗皇帝叙事谈了整整一天。史书载此次会见“从卯至酉，不觉时延，迄于闭鼓”。即相当于从早上六时一直到下午七时。在这次谈话中，太宗皇帝建议玄奘还俗为官，玄奘没有从命。太宗皇帝又要求玄奘尽快将西域见闻写出来，玄奘立即答应了。玄奘由洛阳返回长安后，便开始了他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撰述和译经活动。 这次会见使武则天受到了巨大的震动，使她对玄奘有了无以覆加的敬佩和崇敬。她敬佩玄奘法师的毅力，她崇敬玄奘法师的学识，她觉得佛教界因为有了玄奘这样的大法师应该说是很庆幸的。太宗皇帝对这次会见也有所评价，他曾对武则天说：“朕今观玄奘法师词论典雅，风节贞峻，不但不愧于古人，而且比现在人走的更远。”这也恐怕是武则天已深深刻印在心中的感受。 为了满足太宗皇帝的要求，玄奘用了一年的时间，与弟子合撰了一部《大唐西域记》。当这部书呈现在太宗皇帝面前时，他又对玄奘大加赞颂，说：“法师夙标高行，早出尘寰。泛宝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辟法门。朕学浅心拙，在物犹迷，况佛教幽微，岂能仰测？新撰《西域记》者，当自披览。” 武则天知道，太宗皇帝的这番话，是真心之言，其中有对佛教崇敬的成份，但他对玄奘西行经历如此感兴趣的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他想通过《大唐西域记》来了解西域广大地区的情况，以便有的放矢地消灭继续与李唐王朝对抗的西突厥割据政权。作为一名政治家，太宗皇帝即位后，把统一华夏诸族作为了自己的历史任务。贞观初，他发兵击败了割据于蒙古高原的东突厥，在那里设置了定襄、云中等都督府，行使管辖权力。后来，西北伊吾（今新疆哈密）等七城归附，唐王朝在那里设置了西伊州。贞观中，唐王朝又平定了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在那里设置了西州、庭州和安西都护府等军政机构。这时，西突厥继续在西域扩展势力，他们拘留唐朝使者，攻打唐地方官府，严重地隔阻了东西交通，破坏了自汉代以来开辟的丝绸之路的畅通，阻碍了华夏各族的统一。在这种情况下，适逢玄奘从西域归来，这对急于要了解西域情况的太宗皇帝来说，自然是很难得的。所以太宗皇帝才要玄奘尽快将西域的见闻写出来。身为佛教徒的玄奘也充分理解太宗皇帝的用意，马上着手，写出了这部《大唐西域记》。玄奘还在《大唐西域记》的序言里，详陈了他撰写这部书的用心，他说：“该记推表山川，详国俗之刚柔，系水土之风气。随所激至，略书梗概，举其见闻，记诸慕化。日入已来，感沐惠泽，风行所及，皆仰至德。同混天下，一之宇内。岂徒单车出使，通驿万里哉！”玄奘还说：“班超侯而未远，张骞望而非博。今我所记述，有异前闻，虽未极大千之疆，颇穷葱外之境。皆存实录，非敢雕华。” 玄奘赞颂唐王朝的统一事业，并希望《大唐西域记》能在其中发挥作用。太宗皇帝亲自披览，同时也被其中浓厚的佛教风格所感染，西域各地隆盛的佛教信仰，恢弘的寺院建筑，当地统治者崇佛的习俗，以及展现给他一幅佛教在西域流传发展的完整图景，使他不得不留意佛法，他开始被佛教征服了。 大约也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名叫善导的高僧，广开习佛的方便法门。他认为，信仰佛教的人可以不出家，也不必学习那些深奥的佛经教理，只要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即是佛法之大乘，一旦念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善导在长安城中广开净土方便法门，并抄写了《阿弥陀经》上万卷，士女奉者其数无量，一时之间，京师长安街闾市井宫内宫外，念阿弥陀佛之声不绝于耳。现在无法考查武则天在宫中诵经念佛是不是受了善导的影响，但可以肯定，武则天只是千千万万诵经念佛中的一员。 太宗皇帝对长安城中声啸云天的念佛声不但没有干涉和制止，而且还对善导大加称赞一番，说他做了无法比拟的善事功德。 这是一种听任佛教发展的新的气氛。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太宗皇帝驾幸玉华宫，武则天随去侍奉。她又有幸陪伴了太宗皇帝与玄奘法师的第二次会面交谈。玄奘奉诏到了玉华宫后，乘机请太宗皇帝为自己新译的《瑜伽师地论》作序，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吹捧太宗皇帝说：“仰惟陛下，上智之者，一人纪纲，万事自得其绪。况托运已来，中外宁晏，皆是陛下不荒不淫不俪不侈，兢兢业业，居安思危，为善承天之所致也。”太宗皇帝先是推辞为玄奘的译书作序，听了玄奘的恭维后，马上就答应给《瑜伽师地论》作序，该序即《大唐三藏圣教序》。玄奘在陪驾的日子里，给太宗皇帝讲了《瑜伽师地论》的大意，太宗皇帝听后立即派人到东都洛阳取来该论，自己详细看了一遍，觉得词义宏远，闻所未闻，便向侍臣及身边的妃嫔说：“朕观佛经，犹瞻天瞰海，高深莫测。玄奘法师能于异域得此深典，今委寻而观之，宗源杳旷，糜知涯际。其儒教九流之典，犹如小池。世传三教齐致，乃妄谈之论。”后来，太宗皇帝又下令将该论手抄九本，分送九州，使辗转流通。一部《瑜伽师地论》就征服了唐太宗，他不但对自己原来确定并实行的三教兼容并包的基本政策产生了怀疑，同时也把防范佛教的策略忘得一干二净，大有独尊释门之势。 《瑜伽师地论》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之一，传说是古印度的弥勒口述，无著这个人记录，也称《十七地论》。在玄奘游学印度之前，该论的一些章节在汉地已有了一些传译，玄奘此次是全译了该论。瑜伽为梵语音译，意为相应，含有一致、和合等义，即方便善巧，恰如其分。瑜伽在古印度原专指一种修行方法，后被兴起的大乘佛教所吸收，充实了一些佛教内容，发展为大乘有宗。按照这一宗的说法，僧尼如果按照本宗的教义、教法、僧律去修行或思维，由此产生的修行思维的结果都是相应的，并方便善巧恰如其分。《瑜伽师地论》的主要内容，就是专门究明瑜伽行者按照佛教所谓境、行、果行17地，即修行证果最后成佛的17个阶次。这种理论尽管繁琐，但却指明了成佛的理论途径，较之佛教在南北朝时期流行的般若学、涅槃学以及后来的天台宗“一心三观”的理论，有着比较完善的理论和比较精细的结构，给人以比较严谨的印象，对于中国人来说又带有莫大的新鲜气味。这对于晚年的太宗皇帝来说，比起对儒家伦理道德的导俗作用所寄托的希望要大得多。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秋，太宗皇帝召请玄奘，玄奘又借机向太宗皇帝宣扬佛教功德之力。太宗皇帝问玄奘道：“欲树功德，何最饶益？”玄奘回答说：“众生寝惑，非慧莫启；慧芽抽殖，法为其资；弘法由人，即度僧为最。”在玄奘的建议下，太宗皇帝毫不犹豫地下诏度僧，他在诏书中说：“朕属当戡乱，躬履兵锋，亟犯风霜，宿于马上，比加药饵犹未痊除，近日已来方就平复，岂非福善所感而致此休徵耶？” 武则天从这道诏书中，发现了太宗皇帝的可笑。一是他把自己早年征战得的风寒病的痊愈，归功为佛教，是因为自己推崇佛教广种福善之田的结果；二是这道诏书中，太宗皇帝彻底放弃了严格控制度僧的立场。武则天觉得，她所侍奉的这个男人已经糊涂了，原来那种尊严、权威、干练和气度全都消失了。 太宗皇帝的度僧诏下后，全国共度僧尼18500余人。 次年，也就是太宗皇帝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已经是病体不支行将就木之人了，他又召玄奘陪伴。玄奘入陪后，太宗皇帝和他谈玄论道，特别喜欢问佛教因果报应的事，玄奘多引佛经给予一一作答，太宗皇帝对玄奘的回答深信不疑，多次用手抓住玄奘的衣襟说：“朕共师相逢晚，不能广兴佛事。”这大概是太宗皇帝一生中惟一的遗憾吧！大发这种感慨的原因，大概是因为他回想起自己早年没有广兴佛事而功德浅薄，再也得不到佛法的护佑了。 这时的武则天想了很多很多。她从眼前的事实中发现了两个太宗皇帝，一个是她所敬佩的具有利用佛教驾驭天下的魄力和艺术手段的太宗皇帝，另一个是她所厌恶的被佛教征服并为佛教甘效犬马之力的太宗皇帝。这两个太宗皇帝在她的脑海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她有时不敢相信这是一个人的两种不同形象。 参照后一个太宗皇帝，她反倒敬佩玄奘这位高僧了。是玄奘征服了太宗皇帝，他只是用佛法就达到了目的，只是用了一部《瑜伽师地论》就达到了目的。 武则天从其中得到了很多启示。 太宗皇帝到了晚年，开始猜疑大臣了，史载宰相刘洎因为说了一句“圣体患痛，极可忧惧”的话，原意是关切太宗皇帝的身体健康，表明自己的担心，但被人诬告，太宗皇帝就令刘洎自尽。另一宰相张亮又因“有义儿五百”，被太宗皇帝以谋反罪杀掉。武则天都经历了这些重大事件，使她进一步懂得政治斗争并不是花前月下的散步，也不是卿卿我我的依偎，而是残酷的杀戮，她要寻求自己的政治靠山，她要为自己的前途点起一盏明亮的灯。 她找到了这个靠山，她点燃了这盏灯。这个靠山和这盏灯便是皇太子李治。 李治字雉奴，是太宗皇帝的第九个儿子，在文德皇后长孙氏所生诸子中排行第三，贞观二年（公元628年）生，比武则天小四岁。本来，他是当不上皇太子的，原太子李承乾阴谋谋反被废后，太宗皇帝的诸子都在争夺嫡位，特别是魏王李泰等人。李治性格内向，性情孱弱，但他颇有心计，以不争的表现给太宗皇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得到了许多重臣的支持。同时，他还在太宗皇帝面前力尽孝道，这孝心也打动了太宗皇帝。传说，当时太宗皇帝正在犹豫立谁为皇太子时，曾随便问了身边武则天一句，武则天说了一句极为关键的话：“魏王李泰有点巧言令色，而晋王李治倒是个实实在在的厚道人。”这句话虽不是一锤定音，但对李治为太子却起到了特殊的作用。李治被立为太子后，总想找机会感谢一下父皇身边的这个武才人。 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之后，唐太宗身体越来越坏，在命六宫妃嫔轮值侍奉的同时，他又命在自己的寝宫旁设别院，使太子李治陪住。这就给武则天与李治接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这时的武则天，入宫已近十年了，年龄也过了20岁，出落得亭亭玉立光彩照人，因为长期以来侍奉太宗皇帝，无形中养成了一种高贵的气质，她已经成为集美丽与典雅于一身的有魅力的女人了。面对这位女人，太子李治当初想感激她为自己立为太子的心情，自然就转向了对这位女人的爱慕乃至迷恋。而武则天呢，从每次与太子相遇的目光中发现了太子的心思，把太子作为自己的靠山，作为照亮自己前途的明灯，自然不必说了，肯定能成功。但太子火辣辣的目光，同时又点燃了武则天青春的萌动，她知道自己无法抵御太子热烈的爱恋，她也不想抵御。因为这是自己的机会，这也是自己长期宫中生活中缺少和需要的爱。 于是，每当他们二人同在病榻前侍奉太宗皇帝时，太子李治便趁机偷偷抓住武则天的手，这时，她总是不动声色地任他握着，内心充满了欢愉之情。不过，过一会儿她会十分温柔地把手抽回来，因为她懂得，要赢得太子李治的真爱，不能太性急，要慢慢来，要有一个时间过程来培育。从这一点上看，武则天也算是费尽心机了。 于是，在关于这段爱情故事的史书中，演绎出了武则天趁太子李治入厕之机，与他偷情的片段。 一天晚上，当太宗皇帝正处于昏迷不醒的时候，太子李治起身入厕，武则天也尾随他而去。她是为太子李治解衣洗手的，这是她当时一个大胆地决定，因为在皇宫中，父妃怎么也不能去为太子入厕解衣洗手的。当然，负责太宗皇帝和太子李治入厕的侍女已经入睡了。武则天的动作是那么得体，又那么温柔，她那双水灵灵的眼睛是饱含着火一样的热情，这既充满了慈母般的关怀，又充满了大姐姐一样的关爱，还带有一种令太子李治神魂颠倒的一片情思。李治自幼生长在深宫里，一向缺乏的就是女性的关爱，因此常常感到孤独和冷落。被立为太子后，又人为地把对女性的那种渴望埋藏在心底，即使与自己妃子的床第之事，也要与太宗皇帝的病情联系起来，夫妻之间根本谈不上愉悦，更缺乏情爱的感受。太子李治看着眼前的武则天，不知怎的，他总想和她说心里话，总想能经常和她在一起。尽管她比自己大，但太子李治觉得这恰恰是自己所需要的，自己需要带有母爱那样的关爱，只有这样的女性，才能抚慰自己长期冷落的心灵。 现在，他们近在咫尺，双方都靠得很近，几乎贴身站着，连对方的鼻息和心跳都能感觉到。他的眼光，无意中移到了她的胸部，他看见了她那饱满而坚挺的乳峰，他登时心跳加速，热血奔腾，禁不住抓住了她那玉笋般的双手，继而便把她紧紧地抱在了怀中她并没有挣脱，因为这是她也想得到的。她把头紧紧地靠在了他的肩上，没有退却。这是对太子李治的赞赏，也是对他的鼓励！这时，太子李治的欲望就像脱缰的野马奔腾着，他迫不急待地去解武则天的衣裙，去解武则天的内衣。一阵狂吻之后，就开始进入神奇而美妙的仙境。这一刻，他们忘记了这是罪恶，忘记了生命的危险，忘记了佛祖业力轮回和因果报应，也忘记了不远病榻上的太宗皇帝。在这一刻，作为拥有太子权势的李治，他的热情已不再仅仅是为了满足不负责任的私欲，他要永远占有这个女人。这一刻，只想利用太子权势的武则天，也已经深深地坠入了性爱之网，并在这性爱中真正体验到了无限美妙、令她陶醉、令她疯狂的欢乐。 她在低声呻吟着，这是欢愉的爆发，而不是当初痛苦的释放，嘴里念着“太子，太子……”他们似乎步入了极乐之境。 这只是一个开头。因为有了第一次，便会有第二次，第三次。 武则天与太子李治名义上是母子关系，按照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他们之间绝对不能有什么越轨行为。但在事实上，唐初皇族的伦理观念比较淡薄，男女之间的禁忌也相对地比较松弛。太子李治和武则天相爱之事，后来李治继位后还在一道诏书中直接明确地讲过。他说：“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侍从，弗离朝夕。宫壸之内，恒自饬躬；嫔嫱之间，未尝迕目。圣情鉴悉，每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自己当初为太子时，按照父皇的旨意，经常深入内宫去侍奉父皇，但自己在内宫之中，特别能注意自己的身份，面对众多的嫔妃，自己从不正眼相看，父皇都了解我的这种表现，而且还不时地称赞自己，所以父皇才将武则天赏赐给了我。史家在评论这段话时，认为经常入内宫侍奉太宗皇帝是事实，但对众多嫔妃从没有正眼相视则是文饰之辞。不过其中却道出了他自己为太子时就已经和武则天有染的历史事实。 他们之间的情爱暂时到巨星陨落为止。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五月二十六日，太宗皇帝在终南山下的翠微宫驾崩，享年52岁。 日落了，一颗巨星陨落了，一代帝王谢世了。因此，一个时代便也结束了。 当朝宰相，也就是太子李治的舅父长孙无忌决定秘不发丧，当晚便派飞骑劲兵护送太子李治返回长安，使其在京城掌握主动。五月二十八日，唐王朝正式对外公布了太宗皇帝驾崩的消息。六月一日，太宗皇帝的遗体运回长安，殡于太极宫的两仪殿。同日，太子李治即皇帝位，称唐高宗，改元次年为永徽。 武则天点燃的那盏明灯变成了新的太阳。她的心中开始充满了希望。 但是，她自己似乎也觉得，厄运正悄悄地向她袭来。 武则天随着太宗皇帝的灵柩从终南山返回长安太极宫后，怀着自己仅有的那点悲伤，留在两仪殿轮值当班，照应太宗皇帝的灵柩。她穿着素色丧服，不施粉黛，在明亮的灯火下显得那么苍白，那么悲伤。但在心中，却思念着昔日的太子，今日的皇帝。每日傍晚，新的高宗皇帝都要来两仪殿祭奠父亲的亡灵，他也是那么苍白，22岁的年龄显得很老成，在文武官员的簇拥下，每次他都是来去匆匆，他不敢也不会在那种场合下，用目光在两侧长跪的父亲嫔妃中去寻搜武则天，尽管他内心确实想见到她，希望这个女人能在自己丧父的悲哀中给予温暖。但是，这个念头一出现，他便感到了更大的悲伤，因为他知道，等待这个具有母爱的女人的前途将会是什么。每当这个时刻，身着素装的武则天也不敢抬起头来，去注视她心中的太阳。她在低头长跪中企望新的高宗皇帝能在此时此刻看一眼，哪怕是极为短暂的一眼也行。她觉得，他的目光在注视着自己，或者是向自己走来，但一切又都是幻影。 整整三个月的国丧期间，新的高宗皇帝和武则天在两仪殿相遇了无数次，但他们之间似乎形同路人。没有双目的对视，没有拥抱，更没有亲吻，只留下了双方心理的无限遗憾和悲伤。 八月二十八日，唐王朝举国为太宗皇帝举行了大葬仪典。之后，太宗皇帝的灵柩被缓缓送出了长安城，运往九嵕山下的昭陵，与长孙皇后合葬。 令人断肠的日子终于结束了。武则天的厄运也来到了。先皇下葬的第二天，所有曾受到先皇恩幸的宫妃们，都要离开太极宫了，都要到她们应该去的地方去。所有记录在案与先皇有过房事而未曾生育子女的宫妃，这时候都张惶失措，她们不知道此刻自己该做些什么，而未来等待她们的又会是什么。她们很迷惘，她们从极度的悲哀中刚刚解脱出来，却又落入了失望的深渊。 武则天很清楚自己现在是无法摆脱正在降临的厄运，她正在自己的寝室里凝思。她首先看见了自己供奉的弥勒佛龛，又看见了自己手抄的经卷。弥勒佛龛的香火已经灭了好几个月了，近一年多的轮值侍奉太宗皇帝和守丧，自己已无暇顾及这尊佛爷了。她走上前去，用白色的丝绢拂去了落在佛龛上的尘土，又点燃了三炷香，青烟又开始在她屋子里缭绕了，青烟中散发出了一种感觉久远的清香。这清香好象很亲近，仿佛是一种吸引，一种无法抗拒的吸引，一种引导她未来生命的吸引。她又打开了自己抄写的佛经，低声诵念了起来，开始时声音低得只有她自己才能听见，后来她便放大了声，诵经的声音在空旷的屋子里回荡。香烟缭绕，诵经声朗朗，突然之间，她觉得这里如果是佛寺该多好啊！ 是的，她留恋皇宫，但不是留恋皇宫的雄伟幽深，不是留恋十多年的深宫寂寞。她留恋的是这里的权力，这里的威严，以及在这里还继续做皇帝的她的心上情人。 这只是一种无奈的留恋。 武则天脱掉自己被汗水浸透的素衣，又跨进了那只巨大的木盆。此时，水是凉洌的井水，也没有任何人为她沐浴，她感到自己的体温与冰凉的井水慢慢地合在了一起，她想用清凉的水洗去一年多来的辛苦和疲惫。不，她真正想洗掉的是入宫12年来与先皇之间的那一层看得见摸不着的关系。她狠狠地将木盆里的水泼掉，这不仅仅是泼掉了一盆水，而是泼掉了这个王朝在12年里强加给她的那周身的污浊。此刻，她又变得非常清醒。她知道此一去，是不会再回来了，尽管她曾有过谁也不曾有过的与当今皇帝的爱情，也有过当今皇帝曾经的信誓旦旦。她知道，这些都靠不住。别的不说，仅从子纳父妃这一点上来说，传统的伦常道德不允许，朝中那些饱学儒经的文臣不允许，那些曾驰骋疆场的武将们更不允许，因为任何人，包括自己，都生活在由伦理纲常编织的一张大网之中，没有人能够突破这张大网的羁绊。 看来，自己生命的新起点已经消失，自己的太阳又变成了一盏灯，这盏灯火也马上要灭掉了。 武则天又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母亲的那种坚毅，母亲的那种慈爱，母亲的那种通达，以及母亲对佛教的虔诚，不就是自己的榜样吗？她很后悔很长时间没有和母亲见面，或许母亲会使自己目前纷乱的思绪平静下来。 武则天不愿意再想了，她盼望黎明马上到来，盼望命运的结局早一点到来。第二天清晨，在素衣素裙将要离开皇宫的女人群中，只有一个人显得那么出众，那么宁静，那么动人，这个女人以一种绝美的凄艳正在闪现光彩，这个女人便是武则天。 武则天走上了无法预测的命运之路。 第三章 青灯黄卷中的身影，感业寺倾诉衷肠，女尼生子，再返回皇宫由昭仪到宸妃，太极宫内猖狂夺床，八月底九月初，唐长安已是深秋的季节了。辇车的木轮发出吱吱的响声，在通往城南的大道上缓缓而行。车子是十分华丽的，但车窗却被遮盖得严严实实，好象车内载着的是应诏入宫被皇帝选取中的新娘。尽管十分严密，这些车辇通过长安市区的时候，还是引来了成百上千市民的围观。这些市民知道，车里并不是什么新娘，而是被赶出宫的女人们，这些女人都曾有一张漂亮的脸蛋，都曾属于刚刚死去的那个真龙天子，她们也都曾在后中长期养尊处优，她们要被送到感业寺去，要那里落发为尼了。 这是一种规矩。皇帝驾崩后，其嫔妃被送往佛寺为尼。最早是何朝何帝开的先河，现已无从考证。大约从南北朝开始，北朝胡人政权的帝后及嫔妃在先帝驾崩后即出家为尼，多见史载。其用意主要是为先帝祈福，使其灵魂早得超度。有学者考证，李唐王朝的创立者，其先祖也是胡人，到唐初时，他们身上依然流淌着胡人的血统，这就不难想象他们决定把这些女人们送进佛寺的充分理由。 武则天离开了皇门，又进了佛门。 感业寺在长安城朱雀街西崇德坊的东南隅，东侧有清明渠，傍水而坐，古朴秀丽，曲径通幽，是当时长安香火较盛的佛门净地之一，也是太宗皇帝生前钦定的皇家寺院。感业寺其实离皇城也不远，当初修建时也是考虑到皇宫中六宫嫔妃拜佛行香的方便，才把该寺修在此处，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感业寺被确定为尼寺。 走进佛门，对于武则天来说，应该是有精神准备的。因为她觉得自己与佛有缘，这个缘既是一种直觉，也是20多年生活经历的归结。母亲杨氏笃信佛教，利州灵岩寺和皇泽寺的记忆，荆州对阿育王神力的崇拜，入宫后为寻求精神安慰诵经念佛的生活，陪侍太宗皇帝时对佛教的耳濡目染，前几年唐玄奘给予自己的启示，等等，这些都不就是佛缘吗？她瞧不起那些与自己一起来到感业寺还哭哭啼啼的女人们，她们把这里看得比地狱还可怕。而自己呢？自己已经是断了尘缘的脱俗之人，这里无疑是自己养性修身的好地方。 感业寺的住持长明师太，对这批刚刚到来的女人们还是比较客气的，因为她们之中的一些人原来就经常来感业寺拜佛行香，也包括武则天。三日之后，长明师太吩咐下来，要给这些女人们在佛像前剃度。剃度是佛教信徒正式出家的仪式，在仪式中把头发剃掉，既是表示佛教徒出家接受佛教戒条誓愿的方式，也体现了自己自此之后开始度生死之因了。按照佛教的规定，男女剃度后，分别称为比丘和比丘尼，也就是通常俗称的和尚和尼姑。比丘尼是梵文的音译，又可译为苾刍尼、苾刍尼、煏刍尼和比呼尼等，意译为乞士女、除女、薰女等，也称沙门尼。剃度落发之后的武则天，将要成为一名比丘尼了。 轮到了武则天剃度，她没有多想，只是觉得这是自己目前的惟一出路。这样一想，反而使她多了几分虔诚。只见她双膝下跪，双手合十，对长明师太说道：“弟子厌俗之心已决，皈依佛门之意已坚，恭请师太，慈允披剃。”说罢，又合掌长跪。长明师太抬眼一看，眼前的这位女子身着素装，铅华未净，俏丽多姿，果然是皇宫中的风流美人，不觉心中一颤，念道：“阿弥陀佛，我佛慈悲，愿度汝跳出苦海。汝能一心修炼道果吗？” 长明师太知道，此话一问，必然是沉默一段时间，每位跪在她面前的女人都是如此，因为她们在瞬间要剪断烦恼，要做出决断，是很困难的，她们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但是，长明师太这次判断错了。跪在自己面前的这位美人，未等自己问话落音，便开口回答说：“能！”并且又三请三拜，说：“弟子请师太为证盟剃发本师！”长明师太马上回过神来，悠悠地问道：“汝今殷勤三请，老尼愿为汝作剃度师。不过，所有言教，汝当谛听。现在我问你，汝能依教奉行否？”武则天不假思索地说：“能。”长明师太从武则天回答的一个字中听到了一种刚毅，听到了一种坚决，听到了一种奔放，当然也听到了悔恨和无奈。长明师太手携净瓶，走到武则天面前，先用手指浇着瓶中的净水，洒在她的头顶上，然后，从侍尼手中取过戒刀，摸着武则天那满头青柔光亮的秀发，念道：“阿弥陀佛，我佛慈悲。”便开始剃武则天的满头青丝。 这个时候的武则天，没有吱声，只是情不自禁，悲从中来，流出了两行长长的泪水。只见长明师太边剃边口中不停地念道：“今以戒刀，断汝之发，令汝尘情永灭，梵行增长。此乃旷劫多生之善因，非今朝偶尔之侥幸。汝当愈加深信，生大欢喜。”念罢，又诵剃度偈曰：“剃除须发，当愿众生，远离烦恼，究竟寂灭。”念完偈语，还剩头顶的一缕头发未剃，长明师太停下手中的戒刀，又一次问武则天：“现在还有顶髻未剃，汝当谛审：若不能忘身进道，忍苦修行，现在还来得及。你无有悔退吗？”武则天此时想，事到如今，这头青丝已断，还能后悔吗？她暗暗一咬牙，大声回答说：“无有悔退！”长明师太大声说了一个字：“好。”只见她戒刀一闪，头顶这缕头发纷纷落地，飘飘欲飞，落在了武则天的身上、脚下和地上。 剃发之后，还要受戒。受戒之后，才算全部完成了剃度的仪式。按佛教戒律，比丘尼受的戒共有十条，称比丘尼十大戒。在《大爱道比丘尼经》中，详细罗列了十大戒的内容，主要有：第一戒，不残杀生灵，不伤害人物。对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凡是有情，都要加以保护。如见到被杀者，要为之坠泪。第二戒，不偷盗不贪财，不穿珍珠华丽之衣，不戴首饰。不坐不睡高广华丽大床。第三戒，不嫁夫婿，不思夫婿，不念夫婿，不施脂粉，防远男子，禁闭情欲，寂然守贞。第四戒，至诚有信，心直为本，不说三道四，不惹事生非，不证人入罪，不恶语伤人。第五戒，不饮酒，不尝酒，不嗅酒，不到酒家去，不与酒客说话。第六戒，不乘车，不骑马，不吃肉。第七戒，不作彩画，不照镜子，不大笑而语，不高声说话，不弹奏乐器，不歌舞自摇身躯，不顾视而行，不邪视而行。第八戒，不学巫术，不作医蛊，不占视吉凶，不谈天说地，不论国家之事。第九戒，不与男子穿同一颜色的衣裳，不同男子同席而坐，不与外界书信往来。第十戒，不犯恶口，不犯恶心，不犯恶言，不大笑戏调，不昂首走路，不交脚而坐。 削了发，受了戒，武则天成了一个真正的佛门弟子了。长明师太又给她取了个法名，叫水净。 从此之后三年多近四年的时间，人世间少了一个叫武媚娘的女子，佛门多了一个叫水净的比丘尼。水净开始了佛门中的正式生活。 虽然穿上了一身皂色的缁衣，戴上了尼帽，洗净了脂粉铅华，水净仍然风韵犹存，仍然风姿绰约楚楚动人。她那窈窕的身段，不论穿什么衣服都令人耐看，一袭缁衣更衬托出她那白皙丰腴而富有弹性的肌肤，越发显得娴静和高雅。看上去尽管比以前略瘦了些，但清气逼人，一尘不染，活像一朵新出水的莲花。 自从剃度受戒之后，她仿佛获得了某种精神上的解脱，或者说是放松。佛门的生活对她来说是比较熟悉的。每日五堂功课两遍殿，她都能认真地虔诚地修炼。除此之外，寺内的一些杂役，她也能身体力行地去做。她觉得，这里比宫中自由多了，尽管有佛门清规的约束，但她们奉诏入寺为尼，主持长明师太也把她们另眼相待。每天晚课结束后，武则天，不，是水净女尼，都要独自一人去后院的竹林里散步，那里的翠竹在月光下摇曳，她一会儿望着明月，一会儿向北望着天边的灯火，她不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她也知道，这是一种不自觉的意识，好象在寻找什么，好象在追求什么，也好象在企盼什么。她一个人在后院，每当出现这些自问时，马上便意识到这是佛门的罪过，佛门不允许水净还有什么寻找、追求和企盼了。 为了弥补这种不该有的罪过，她在早殿和晚殿功课中，用自己最大的声音和女尼们一起诵念《大佛顶首楞严神咒》、《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阿弥陀经》、《礼佛大忏文》和《蒙山施食》经文，她的声音很大，主持领诵的长明师太在众多女尼的诵经声中，很容易听到她的声音。这声音，使长明师太感觉到水净不是在念诵，而是在背诵，因为她总比众尼早出声半拍，只有原来诵念过这些经文的人，才能如此熟练，看来水净是完全背诵了这些经文的。 一日，长明师太问水净：“你对功课的经文很熟悉，是否原来诵念过这些经文？”水净答道：“弟子自幼便受母亲的熏陶，且对佛教十分留意，这些经文弟子入寺前都背诵过了。”长明师太说：“原来如此。这说明你与我佛早就结下了不解之缘。”水净回答说：“弟子也是这样想的。”长明师太告诫并鼓励她说：“你今后的日子还很长很长，要多读几部佛经，要从佛经中得到佛法，佛经只是文字，佛法才是大乘之道。希望你努力精进，终会修成正果，得菩提之道。” 这只是一次很普通的师徒交谈，但给水净了一个新的想法。这便是由师太最后两句话引出的，“终会修成正果，得菩提之道”，什么是正果？什么是菩提之道？水净开始迷茫了。她在内心设计了一个战场，是两个水净在争斗，一个说：佛门清静，是心灵的宅院，是人生的归宿。另一个说：佛门大讲正果成佛，有谁得了正果？有谁成了佛？一个又说：这要从三世两个轮回去发现，不能气馁。另一个又说：什么三世两轮回，人生就在当世。这种争斗继续进行着，水净的心情开始难以平静了。 她开始读佛经，想按照师太的吩咐，从佛经中领悟到佛法。她取来了《增一阿含经》，在卷四十五“放牛品”中，她开始诵读《缘起经》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在室罗筏，住誓多林给孤独园，与无量无数声闻菩萨天人等俱。尔时，世尊告苾刍众：吾当为汝宣说缘起初差别义，汝应谛听，极善思维。吾今为汝分别解说。苾刍众言：唯然愿说，我等乐闻。佛言：云何名缘起初？谓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所谓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处，六处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 水净很乏味地读了一遍又一遍，慢慢地，她忽然感到似乎领悟到了什么。佛说缘起的基本含义就是有了此所以会有彼，这个生存了才会使那个生存。佛说十二因缘是一个因果联系的生命之路。佛又说十二因缘之首的无明引起行，无明即是对于过去世的无知，对未来世的无知，对佛法的无知，对佛法之外事物的无知，对业和果报的无知，对僧众的无知，对四谛的无知，对事物原因和结果的无知，对由诸多原因生起的万事万物的无知，对符合或违背佛教教理的思想和行为的无知，对应该修习的东西的无知，等等。水净想，自己被命运安排到了感业寺，确实是个佛门清静之地，入寺之后的一切都是为了忘却，为了在这清静之地修身养性，为了来世的福祉。所以，无知才符合自己入寺的初衷。她什么也不想知道，知道得越少越好。但是，佛说无知便是无明，无明又引起了相应的后果，到最后便是老死。佛说老就是头发变白脱落，皮肤松弛起皱，弯腰驼背，黑斑遍身，呼吸困难，步履蹒跚，头晕脑胀，糊里糊涂，体弱多病，身心各个器官都衰老损伤，功能破坏，使身体的各种要素都腐朽变质，这就叫做老。佛说死就是一切众生的生命器官尽皆破坏，遍体发凉，寿终正寝，五蕴分散，失去了维持生命的依据，这就是死。水净觉得老死非常可怕。但是，其中的佛法又是什么呢？水净想了很多很多。 水净突然觉得，十二因缘的佛法就是让众生按照既定的生命之路走完一生。这一生可以是无知的一生，可以是精进的一生，也可以是有作为的一生，还可以是随心所欲的一生。因为自己愈想无知，佛法却愈不让无知；自己愈想平静，佛法却已经安排了芸芸众生的归宿。看来，佛法说要出世，却使人无法出世。最终，水净悟出了入世即出世的佛法大道。 她有了新的想法。感业寺的生活可以作为人间道场，用来锻炼自己的性格，磨炼自己的意志。而后呢，她还要入世。她又把那盏心中将要熄灭或者是已经熄灭了的灯点燃了起来。她觉得，佛法与自己过去设计的生命之道并不矛盾，沿着这条道路不断走下去，达到了生命的辉煌，不也正是佛法上说的修成正果或成菩提正觉吗？她又想起了当初的那个法琳和尚，他不是说过太宗皇帝就是当世的菩萨吗？ 水净女尼又开始了新的企盼。 在企盼中她曾想，将来有朝一日，我一定要把法雨洒向人间，最好能像太宗皇帝那样，做一个当世菩萨。不，要做一个当世的弥勒，要以弥勒佛自居君临天下。那时，自己就是佛，就是佛的化身，要播下一方净土，开辟一条菩提的康庄大道。 于是，从此水净又充满了信心，生活也更加踏实了。她至少找到了人生的一个新的支撑点。就这样，将近一年的时间过去了。平静寂寞的女尼生活并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她不免又有些失望。困惑与无奈之中，她不免又增添了几分伤感。伤感中，她开始回忆自己与那个男人，也就是当今皇帝的偷情，以及偷情中的欢愉。在床第之事上，她太了解这个男人了。他虽然懦弱，但并不是白痴，是自己给了他床第枕席之欢，会使他终身难忘的。因为她知道，自己给予这个男人的是他在其他女人身上达不到的最大满足，这恐怕他自己也知道。水净深信，他是不会忘记自己的。 水净依然过着五堂功课两遍殿的女尼生活。不过在早晚殿的功课中，她诵经的声音不再像以前那样高了，不再像以前那样清亮了，长明师太没有觉察到，或者是她觉察到了但以为是众尼的声音也高了。对于这个水净徒弟，长明师太一直觉得她与其他人不一样，不是从这个徒弟的长相、身材、言谈、举止上发现与别人不一样，而是从她的眼神中发现的，这是一双明亮清澈的眼睛，没有悲哀，没有失望，充满了刚毅和坚韧，充满了信心和力量。但是，她的眼神中缺乏对佛门的心悦诚服。长明师太觉得，她不是一般的皇宫嫔妃，她是一只落难的凤凰，甚至是受伤的猛虎。长明师太静观着水净，对她的约束和戒管也放松了许多。 水净在诵经念佛中，把眼光不止一次地投向感业寺大门外繁华的街坊，盼望着那盏明灯的闪现。有时，她静坐在禅房里，望着窗外的蓝天，企望着奇迹的出现。 不久，从宫中传来了一则令她神往的消息，她顿时觉得那盏灯又明亮了起来，希望的命运之神就要降临了。 那几天，水净女尼的举止，使感业寺全寺的尼众们惊讶和吃惊。 这则消息是千金公主托人给水净带来的，只有一句话：“老九还挂着你。”不知情者，根本不知道此话的含意及对水净的重要性，只有水净明白奇迹将要出现了。她异常兴奋，言谈举止中流露出了一种很难见到的欢快，尽管水净本人不想将这种欢快表现出来，但在诵经念佛、修持打坐和劳作生活中，在别人看来，水净象变了一个人似的，她的任何举止都好象与这宁静有序的佛门生活格格不入，全寺的尼众们已经预测到了，在水净身上，将要发生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 只有水净清楚，这“老九”指的就是当今的高宗皇帝李治，“还挂着你”，是说这个男人毕竟还没有忘记自己。但是，水净在希望之中，又怀疑这消息的可靠性，难道是千金公主专门戏弄自己吗？不可能！她不会这样做！因为自己曾帮助过这位千金公主。 这还是数年前的事了。 千金公主是高祖皇帝的第十八个女儿，原来嫁给了当朝尚书仆射温彦博的幼子温挺，不料这温挺年纪轻轻就一命归天了，此时的千金公主还很年轻，不愿守寡，意欲再嫁。但是，太宗皇帝不同意，认为再嫁有伤名节。千金公主无奈，暗地里找到了当时侍奉太宗皇帝的武才人，请她帮帮忙。武则天很同情千金公主的命运，一次利用太宗皇帝龙颜大悦之时，向他大谈东汉光武帝主动为寡妹湖阳公主找对象的事，同时又吹捧太宗皇帝是旷世明君，应该比东汉光武帝通达明理。太宗皇帝觉得武才人说的也有道理，便同意了千金公主的再嫁，千金公主后来终于找到了如意郎君。为此，千金公主很感谢这位武才人，也十分关心她的命运。 看来，千金公主传来的消息不可能是假的，水净又充满了希望和信心。她又突然间觉得，如果这是真的，那才真正是佛教所谓“有因必有果”。想到这里，水净不由自主地念了一声：“阿弥陀佛！” 永徽元年（公元650年）五月初，快到了太宗皇帝去世一周年的忌日，为了替先帝追福，并超度先帝的亡灵，高宗皇帝要组织一系列的祭奠活动，其中包括在京师长安的众多寺院同时举行追福法会，高宗皇帝本人也要到佛寺行香礼拜。他选择了感业寺。 不久，感业寺住持长明师太接到了内侍的传谕，说高宗皇帝将要在先帝的忌日时来感业寺进香，要长明师太打扫经堂，安排好圣上临时驻跸的禅房，并准备好法会。长明师太接到此圣谕后，当然大喜过望，但也心里纳闷，到底是哪位菩萨感动了这位新君，他为什么不去别的大寺，而专门来这小小的尼寺呢？难道是先帝的嫔妃中有这位新君的心上人？看来，原因只能在这里。长明师太突然想起了水净这些天的反常举动，莫非就是她？长明师太已明白了八九分，水净就是招引高宗皇帝的活菩萨。 全寺上下开始忙碌了。 只有水净例外。长明师太没有给她安排任何事，而且还不时地讨好自己的这位弟子。其实，水净也在忙碌着，她在思考与这个男人见面的情节，她在为与这个男人见面作准备。她躲在自己的禅房里焦躁不安，有时又心静如水，心情中交织着喜悦和埋怨、新的希望和新的失望。她清楚这个男人是冲着自己来的，但不会仅仅是安慰安慰他昔日的情人吧，不会是出于对自己当初的行为感到后悔而来忏悔的吧，不会是来作最后的诀别吧，等等。水净想了很多，她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将他再次拉住，一定不让他轻易地远离自己而去。但靠什么呢？不能仅仅靠自己的美艳了，因为自己青丝已无，铅华已洗，再没有吸引一个男人的外表了；还能靠什么呢？她想，应该靠对往昔情感的思念，靠自己与这个男人心灵的沟通，再能靠的则是佛教所谓的因缘了。她相信，自己当初种下的因，现在应该有收获的果实了。 她又突发灵感，写了一首缠意绵绵的情诗：“看朱成碧思纷纷，顦顇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意思是说我等你盼你，以至于看朱成碧，把眼前的红色看成了绿色，使我形容憔悴，心痛欲碎。无限的思念，使我暗地里不知哭了多少回。如果你不相信，就请你打开箱子看看，我还为你保存着当初的那条石榴裙，那是我们深厚情感的见证。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从太极宫到朱雀门，从朱雀门到感业寺，早已打扫得干干净净，无一闲杂人等。先是来了一队太监，东看西看，选择停车地点，查看有无外人入内。接着又来了一队御林军，威风凛凛地立于四周。然后才是皇家拜佛进香的大队人马簇拥而来。长明师太率领寺内四大班首、八大执事及全寺尼众，跪迎高宗皇帝驾到。水净也夹杂在其中。她忍不住抬眼一看，刚好看见那个男人骑马而来。今天，他虽然素衣简从没有戴皇冠佩玉带，但比起当太子时的模样来，显然威风多了。他神采奕奕，昂首挺胸，一派帝王的神态。他没有更多地留意跪倒在寺门外两侧的尼众，到了寺门，下得马来，与长明师太等人颔首致意后，便直奔大雄宝殿拈香拜佛，随后便在佛堂升座，由寺内尼众操持起了追福超度法会。水净没有参与法会，只是在这个男人的斜对面侍立着，她有意低下头，她想知道这个男人能不能在近百个尼众中找到自己。 梵呗齐奏，鼓磬齐鸣，香烟袅袅，令人肃然起敬。但不久，高宗皇帝便开始起神了。他在座下寻搜着，他要寻搜一个人，一个使他终身难忘的女人。他的眼睛在不停地转动，在端详和打量着每一个肃立座下的女尼。尼众们发现了他的不安后，以为是法事活动有问题，便更加卖力了，诵经的声音也愈加响亮了，敲击钟磬的手也更使劲了。但是，高宗皇帝还在不停地搜寻。除了他之外，应该说只有两个人知道他的目的。一个就是当事人，昔日太宗皇帝的武媚娘武才人，另一个是主持法事的长明师太。但是，此刻的她们，一个是侍立于尼众群中的普通尼姑，另一个还正在主持着这盛大的皇家祈福超度法会。尽管心里明白高宗皇帝的心思，但在那种场合下，也都是无能为力的。 他终于找到了她。她就侍立在自己侧对面不远处。从外表上看，和别的女尼没有什么不同，低着头，一席皂色缁衣，一顶尼帽，半合着眼，双手合十。从她低着头的侧面，可以看清楚半张脸，尽管是半张脸，依然显得很妩媚。高宗皇帝的心在颤动，他突然有了一种负罪感，怎么能在这为先帝祈福的庄严的法会上心猿意马呢？这是一种罪过。但他又觉得，自己使这个女人落到了如此地步，也是一种罪过。他恨不得马上把这个女人紧紧搂在自己的怀中。 法会终于结束了。高宗皇帝向长明师太等人说：“你们也累了，下去歇息吧。朕也要到禅房看看……”便落下座来，向寺院施舍了布施后，来到了为他临时准备的禅房。他开始等待，等待他心上的人儿。 水净在长明师太和执事太监的再三催促下，终于来了。 禅房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高宗皇帝开始详细端详眼前的这个女尼姑。她的眼睛还是那样的清澈透明，但目不斜视，仿佛她已不再是人间的凡物；一身出家人的打扮，别有韵味，无法掩饰那青春美丽的线条。高宗皇帝突然间冲动了起来，这是一个痴情男子的热望与冲动，他立起身来，要拥抱这个令他难以忘怀并比他大四岁的女人。 水净躲了一下，平静地问：“圣上怎么会来这里？”其实原因水净本人最清楚。“今天是先皇的忌日，是为了超度先皇，也是为了探望先皇的遗眷，还有就是……”水净未等高宗皇帝说完，便合手作揖，又后退着，拉开了她和这个男人的距离，说：“阿弥陀佛！圣上真是大慈大悲。”高宗皇帝一下子显得迫不及待了，他说：“我想你。我心里一直好想你。”“罪过罪过。小尼不敢，还望圣上体谅。小尼已是削发之人，在佛门苦心修行。这里与宫中是两个天地，还望圣上早早返驾。小尼会在这里日夜为圣上行香诵经祈祷的。”高宗皇帝奔了过来，几乎是扑了上去，紧紧搂住了水净，“媚娘，这一年里，委屈你了。”高宗皇帝体贴地说着，并把她搂得更紧了。这是体贴，也是安慰，而且说得情真意切，感人肺腑。特别是“媚娘”两个字，勾起了水净情欲的记忆，这两个字在一年前就已经消失了，无人再叫，无人提及。今天突然间听到，是多么的亲切，多么的悦耳。水净再也忍不住了，顿时泪如雨下，满腔委屈一下子倾泻了出来。她紧紧地搂着他，喃喃地说：“皇上，快接我回宫吧！” 高宗皇帝没有急于回答她，而是把她抱得更紧了，开始吻她，开始了曾经有过的那种欢愉。 事毕，水净又问：“皇上什么时候接我回宫？”高宗皇帝还沉浸在刚才急风暴雨般的欢悦之中，半晌才回答说：“很快，很快。多则五个月，少则三个月。你要耐心地等待。”从这句话中，水净听出了其中的无奈，她马上问道：“皇上是不是有难言之隐？”高宗皇帝这才认真地考虑这件事了，他说：“只是时机不成熟，只要时机成熟，朕一定接你回宫。”水净觉得，高宗皇帝的话有一定的道理，或许是时机不成熟，但什么时候时机才会成熟呢？水净很迷惑，她突然觉得，这个男人看来只需要肉体的满足，一旦得到了满足，他又会将自己忘记一段时间的。所以，和他偷情，尽管其中充满了幻想和欢愉，终不是长久之计，一定要回宫去，要在宫中完成自己预定的生命之路。 高宗皇帝走了，水净知道他还会再来的，因为这里有他的武媚娘，有他肉体上的满足和精神上的寄托。 从此，皇帝与女尼，天子和情人，宫内与寺院，一时间成了爱和怨的交纳，盼和等的焦虑，生和死的角逐。感业寺的禅房，成了他们不时幽会的情场。这些，都不啻是对佛门的一番戏弄。长明法师无奈，寺中的尼众们无奈，她们似乎在忍受着这一对男女对佛门的亵渎。但她们又不想把这种忍受表露出来，因为她们清楚地知道，她们自己和感业寺的一切，包括整个华夏广布的佛法，都与这个男人紧密联系在一起。 水净准备向这个男人摊牌。 这次，正当这个男人情欲正浓之时，水净从他的怀中挣脱了出来，好象是漫不经心地说：“皇上你这样偷偷摸摸，就不怕有人说闲话吗？”高宗皇帝说道：“朕现在贵为天子，有谁还敢说三道四呢？”水净又说：“那么，即使是接我回宫，皇上也是不怕别人说闲话了？”这句话，一下子击中了高宗皇帝的心病。他不能及时将这个使他神魂颠倒的女人接回皇宫，担心的就是怕有人说他把父皇的嫔妃作为自己的宠妾。人言可畏啊！新皇纳先皇之妃，等于是儿子讨后妈作老婆，他怕的就是这种流言蜚语。武媚娘，不，还是水净，见高宗皇帝半晌不语，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言辞，来开导他：“不错，我侍奉过先皇，但那只是一夜的宠幸。在宫中，我真正侍奉的人就是皇上您。我不明白究竟是因为侍奉过先皇不能再度入宫，还是侍奉过皇上而不能入宫？如果是侍奉过先皇而不能再度入宫的话，那我怎么还能够继续侍奉皇上您？我们这样偷偷摸摸总不是长久之计吧！况且，前朝已有例子可循。想当年，陈后主的妹妹宣华夫人，先侍奉隋文帝，后来不又成了隋炀帝的贵妃吗？”水净知道，眼前的这个男人其实是一个懦弱之人，只要有人给他施加一点压力，他就会改变注意。当然，这种压力不是蛮不讲理，而是要用道理来说服他，使他感觉到有压力。 高宗皇帝听罢武媚娘的一席话，从话里感觉到了一种坚定的信念和刚毅的性格，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开了自己的心病。他冷静地回答说：“朕的决心已下，一定接你回宫！” 他还是没有说出什么时候接自己回宫，但水净从这句话中也听到了高宗皇帝的决心，听到了他对自己的留恋，听到了他再也离不开自己的那种意识。 她可能还要在漫漫长夜中等待。她仍然过着一名尼姑该过的生活。每日敲动木鱼，对着佛像口诵佛号，但她还在思索。她突然间想起了太宗皇帝对自己说过的一段话：“君王就是法王，皇帝就是人间的佛祖。”现在回想起来，她相信这句话，因为太宗皇帝的所做所为已经大大超过了佛祖的能耐，他英武刚毅雄才大略，他使佛教变成了手中的棋子，即使是晚年赞叹佛法，也并没有丧失人间法王的形象，多少高僧大德对他趋之若鹜，多少高僧大德曾讴歌过他的功德啊。她拿太宗皇帝这位人间佛祖与当年的高宗皇帝作了比较。这个看上去温文尔雅，心地慈善的高宗皇帝，虽万万不及他的老子的雄才大略，英勇善断，但他却更像一位慈祥的佛爷。不过，他徒有一副慈善之貌，而无佛教所提倡的那种降魔之心，他太为善了，有时近乎傻，不过是傻的可爱罢了。自己若能出寺入宫，一定要培养他健行勇猛，也就是佛教的首楞严三昧，要使他刚健、勇健、勇伏，既刚健有为，又善于降服魔鬼，要使他像他的父亲一样，步入三昧之境。要是不行，自己就取而代之，替佛行道！ 她突然觉得恍然大悟了。自己既可以是才人，也可以是尼姑，既可以做皇后，也可以当皇帝。有凶狠才有慈悲，有慈悲才会有凶狠，出世与入世，天上与人间，都是佛乘之大道，都是替佛行道。想到这里，她从蒲团上起来，已是中夜了。她缓缓步入后院，在翠竹林中漫步。当天是一轮明月，满天星斗。她又暗暗地下决心：能入紫微垣，当令文武百官如天上的众星围我旋转；若不能入紫微垣，也要和天上这轮明月一样，光辉压倒群星。女身要胜过男身。杀人、救人，都是我佛的大道。这时的女尼水净，已经步入了佛境，眼前闪现的是女身、男身、魔鬼、天女、才人、尼姑、皇后、皇帝，这既是她的生命之旅，也是她的一种境界，一种佛祖降临人间的境界。 水净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完成自己的人生旅途。 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高宗皇帝下诏废玉华宫为佛寺。玉华宫原名仁智宫，是唐王朝开国皇帝李渊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在峒山（今陕西铜川北山）建的离宫别墅，太宗皇帝时又作了扩建，改名为玉华宫。太宗皇帝晚年多在玉华宫消夏避暑，曾延请玄奘等高僧大德侍陪。高宗皇帝改玉华宫为玉华寺，主要为了玄奘。因京师长安城中尽管寺院林立，其中还有专门为玄奘敕建的大慈恩寺，但京城人众竞相来礼谒玄奘这位名僧，影响了他的译经工作。所以，高宗皇帝将玉华宫改为玉华寺，使玄奘住入其中，专事译经。玄奘入住玉华寺后，率弟子集中精力翻译了大批佛经，一直到他去世。高宗皇帝废宫为寺之举，说明了他对佛教的基本态度。 这一年，高宗皇帝还亲自出面，延请玄奘法师为刺史杜正伦、李道裕、萧锐、贾敦颐等授菩萨戒。其中的杜正伦，在太宗皇帝的诏命下，曾于贞观年间校验过佛法，是整饬佛教的具体组织者和领导者，他对佛教的立场在当时是可想而知的。但此时，他却变成了佛门弟子。由此可见，高宗皇帝即位之初，佛教在社会生活中有浓厚的熏染之风。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年末，感业寺中的女尼水净，突然有了身孕。 这好象是一桩历史的疑案。 旧史对此事语焉不详，历史学家们对此也意见不一。表面上看，问题好象是武则天在感业寺里到底当了几年尼姑。比较集中的意见是跨三个年头和跨四个年头两种。按第一种意见，武则天是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八月底九月初出宫被迫到感业寺出家的，到永徽三年（公元652年）五月再返皇宫，秋冬之际生下长子李弘；按第二种意见，武则天是在永徽四年（公元653年）五月被接出感业寺，也就是在此之前，她已在感业寺生下了长子李弘。另外，还有一种意见，是对第一种意见的补充，认为武则天在感业寺出家为尼只跨了两个年头，即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已返皇宫了。跨两个年头或三个年头意见的要害，并不是武则天究竟当了几年尼姑，而是持这种意见的人不愿意承认武则天在佛教寺院里生下孩子，况且武则天当时还是一个已经剃度了的女尼。试想，一个已经披剃了的比丘尼，在庄严的佛家寺院，怎么也不能生下一个孩子。若这个孩子，也就是李弘的生卒年代在史籍中已经有了明确记载的话，那么，就只有将武则天从感业寺提前接出来，使其生子的事实，不要亵渎那被人崇敬和虔诚的佛门。这大概是史家一颗善良的心所致吧！ 这里我们还是按照既定的思路叙述。 话说水净发现自己有了身孕，首先感到的是害怕。她怕自己以比丘尼之身怀孕受到众人的谴责，她怕自己披剃受戒时所发的那些誓愿及时地发挥作用，她怕自己有了身孕会影响再度入宫的计划。总之，怀孕之初的一段时间里，她非常害怕，有时夜晚经常被可怕的恶梦惊醒。同时，她还要掩饰自己，每日的法事功课中，她依旧参与，但声音低了，并尽量弯腰收腹。高宗皇帝微服恩幸时，她依然要像以前那样为他承欢，使他高兴。 随着时间的推移，水净越发觉得事情的严重，她曾经想将这个小生命扼杀在自己的腹中，但自己又无能为力，那究竟应该怎么办？她又是那么的六神无主。长明师太首先发现了水净的异常举动，发现了这个秘密。 这天，她将水净唤至方丈室，屏退左右，问道：“近来是不是身子感到不方便？”这是一种不容争辩的发问，水净其实也不想争辩，她需要有人给自己拿注意。所以，她只是低声地“嗯”了一声。“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半晌的沉默。长明师太知道，眼前的这个水净腹中的生命属于哪个男人，她根本不想把事情弄大。但是，佛门净土出了这样的事，作为住持，她也要走走过场，负一负责任。所以她严厉地问道：“你记得本师为你授戒时的誓愿吗？”水净低声回答说：“记得。”“既然记得，怎么会弄成这样呢？”长明师太的语气中有些显得很无奈。她又接着说：“这是佛门的不幸。本师想把你逐出寺门，不知你是否愿意？”这又是一种商量的口气。到这里，水净听出了师太的用心了，她马上说：“弟子若被逐出寺门，那个男人再来，找不到弟子，不知师太怎样交待呢？”水净把事情挑明了。长明师太知道那个男人指的是谁，她换了个口气说：“为师只是想让你注意一下，从今往后，不必再参与法事了，只在自己的禅堂中养病，没有我的吩咐，闲杂人等也不会来，你听清楚了没有？”水净马上回答：“听清楚了。弟子会安心养病的。”这个“病”字，她们都说的特别清楚，双方都明白其中的含义。 水净女尼病了。感业寺的尼众们都没有特别注意。经过与长明师太的接触，水净又好象有了主心骨，她不是那么地害怕了，逐渐地还觉得这又是一件好事。她觉得，自己已经是年近三十岁的女人了，当初被太宗皇帝恩幸时，没有怀上龙种，才落了个出家感业寺的下场。现在，有了高宗皇帝的龙种，从做女人的角度看，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完整的女人，是一个能够生育的女人。从高宗皇帝目前对自己的恩宠程度看，他不一定不高兴，他应该为自己又能得到一个皇子而高兴，不仅如此，这又是他们之间那种使高宗皇帝在别的女人那里无法得到的欢悦中形成的结果，他不会放弃这一结果的。水净想，要把这事向高宗皇帝禀告清楚，她坚信他不会有别的想法的。 水净的估计没有错。高宗皇帝听到这个消息后，高兴得合不拢嘴，把水净紧紧地搂在了怀中，摸着她的腹部，兴奋地说：“媚娘，太好了，朕马上就接你回宫。”这是水净求之不得的事，但水净却另有想法，她对高宗皇帝说：“我现在挺着个大肚子，皇上接我回宫，好吗？”高宗皇帝听后，也觉得有道理，就问：“那你说如何是好？”水净回答说：“若皇上恩准，只派两名心腹宫女侍候我半年，待我产下孩子再回宫，不就方便多了？”高宗皇帝听了，觉得水净的想法中似乎另有说不出口的原因，当然，这个说不出口的原因，高宗皇帝本人也似乎觉察到了。所以，他便按照水净的想法，安排了两位年纪稍大的心腹宫女来感业寺侍奉他的武媚娘静心休养，等候临产。 水净不想马上离寺进宫的根本原因，就是十多年后宫生活的经历，使她觉得皇帝六宫嫔妃间的明争暗斗，争风吃醋，无异于战场上的倾轧和搏杀，自己以身孕之身，尽管怀的是龙种，或许会遭到哪个嫔妃的暗算。到时，不但身上的孩子保不住，自己的性命也恐怕难逃厄运。这是一种明智的选择。水净在自己的禅房中静静地等待着，高宗皇帝还是那样不时微服前来探望，其间依然是那样的你恩我爱如漆似胶。水净的心中，又多了许多平静。有时，她又沉浸在幻想中，主要是围绕将要降生的孩子。 她取来了佛祖释迦牟尼降生的佛经《太子瑞应本起经》，把自己将要降生的孩子与佛祖的降生进行比附，该经说：一位历经九十一劫的菩萨，化为乘坐的白象模样，周身贯以太阳的精气，趁其母摩耶夫人白天小憩时，托梦给她，从她的右胁入胎，摩耶夫人醒来，便感到身子沉重，召来占卜师进行占卜说：这是宇宙间法则的归依，世间都要蒙受其福泽，夫人怀上了圣子。到四月初八日，这位菩萨便化为太子，从摩耶夫人的右胁生出，落到地上行走了七步，举起右手，停住说：天上天下，惟我至尊。三界中一切皆苦，有什么可欢乐的呢？这时天地大为震动，宫中一片光明，梵天、天帝及诸天神都下到空中侍奉，四大天王接住太子安放在金床上，用天上的香汤为太子洗身。太子的身体是金黄色的，有三十二种奇妙形相，这时，光明遍照宇宙，上至二十八重天，下至十八层地狱，无处不是一片光明。这个太子就是将来的佛祖。水净特别喜欢看经文中“摩耶夫人”、“太子”等词，也特别愿意一遍又一遍回忆经中太子诞生的场景，在遐想中，她觉得那应该是自己降生孩子的隆重场面，自己生下的孩子，应该成为人间的佛祖。 宫中传来了高宗皇帝王皇后和萧淑妃争风吃醋相互勾心斗角的消息，水净觉得自己选择没有及时回宫是完全正确的。高宗皇帝的王皇后是北朝西魏大将王思政的玄孙女，其父母两个家族都与李唐皇室有一定的血缘关系。高宗皇帝为晋王时，她在同安公主的推荐下，被太宗皇帝选为晋王之妃。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晋王李治当上皇太子，她即被册封为太子妃。高宗皇帝即位，她又被立为皇后。她是当初太宗皇帝心目中的好儿媳，长得也颇有几分姿色，但却不为高宗皇帝所喜欢。王皇后的确美丽端庄，脸上的每个部位都长得异常美丽，美丽到了做作，美丽到了全无天然的味道。她出身高贵，又有了一份目空一切的高傲，高宗皇帝可能就是因为这种原因对王皇后总是敬而远之，只是出于对太宗皇帝的顺从和对长孙无忌等佐命大臣的尊重，才将她立为皇后。 萧淑妃何许人，史无明文记载，可见其家世肯定不如王皇后的家世高贵。高宗皇帝当初为太子时，她被召入东宫，传说她长得很美丽，美丽中带有一种野性，深受太子喜欢，被封为良娣。高宗皇帝即位后，即被升为淑妃。在高宗皇帝看来，除在感业寺的武媚娘外，萧淑妃应该是一个活生生的女人，她能给自己带来那种无尽的女人的妖媚和风情，这是王皇后不能做到的。于是，高宗皇帝除偶尔微服私幸感业寺中的武媚娘外，总是一夜一夜地停留在萧淑妃的床榻上，又一夜一夜地沉浸在属于他们二人的温柔之乡的梦境中。 当时，高宗皇帝已有了四个儿子，长子李忠，次子李孝，三子李上全，都是地位不高的宫女所生，第四子李素节则是萧淑妃所生。王皇后没有子嗣，这便是王皇后与萧淑妃相互间你死我活争斗的原因。 水净明智地避开了这场争斗，这场争斗又给她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 王皇后和萧淑妃在皇宫中的争斗愈演愈烈，几近白刃化的程度。高宗皇帝看在眼里，烦在心上，他讨厌王皇后那种依仗门第高傲的感觉，他也讨厌萧淑妃占住母以子贵的地位而具有夺床的野心。总之，他很烦。但是，他还是有逃避她们耳旁不停渲染双方如何如何坏的私语的一块净地，那就是感业寺。 水净就是在王皇后与萧淑妃在皇宫中进行白刃化的斗争中，产下了长子李弘。这是永徽三年（公元652年）九月的事。有了儿子，高宗皇帝微服出宫来感业寺的次数更多了。他来感业寺，一则是看望自己这个不同凡响的儿子，因为这个儿子是自己感情最投入的结晶，和萧淑妃生的李素节不一样；另外，高宗皇帝要弥补自己在水净怀孕期间失去的那种欢悦的机会，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了躲避王皇后、萧淑妃的唠叨。他觉得，感业寺是他心灵上的净土，是他欢愉的热土，也是他避风的港湾。 这一段时间里，从皇宫到朱雀门再到感业寺的路人们，经常看见有一辆雕金画龙的豪华马车，时常在午后停在感业寺后门口的一棵大树下，人们不知道从这驾马车中走出来的人是谁，他总是匆匆忙忙地低着头向寺院里进出，他总是显得那样的神秘和急切，那车子整个下午都一直停靠在那里，到了黄昏降临暮色苍茫时分，那个人才又躲躲闪闪地从寺院里出来，慌忙地坐上车返回长安城中，返回皇宫。 也是在这一段时间里，王皇后终于千方百计地买通关节，从灰衣宦官那里打听到了高宗皇帝这两年来频频微服外出的原因，原来他是和一个太宗皇帝遗留下来的才人、一个已经削发为尼姑、一个已经为高宗皇帝又生下龙子的女人去幽会。王皇后得知这一切后，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之后便是异常的愤怒，并准备大兴干戈去问罪，她要将这个贱人剁成肉酱，她要将这个贱人凌迟致死，她要将这个贱人烧死，不留一点痕迹。在她的感觉中，萧淑妃是娼妓荡妇，这个贱女人更是娼妓荡妇，要把她们及她们的子女统统杀掉，才能解自己的心头之恨。 于是，她立刻跑到母亲柳氏的房间，向母亲流着泪控诉高宗皇帝的少廉寡耻，并说出了自己如何解恨的种种想法。柳氏听完女儿的哭诉后，她为自己女儿这种后宫争宠的本能反应可笑，但在脸上竟绽出了一片灿烂且胸有成竹的微笑。“母亲，您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您同情皇上那样无耻吗？难道您高兴皇上如此欺侮和冷落女儿吗？”王皇后在这种情况下，十分不解母亲的微笑。这时，柳氏说：“听我的，你立刻派人去感业寺，但要秘密，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包括皇上也不能知道。你要派人以皇后的名义，让那个尼姑从即日起开始蓄发，而且要她照顾好刚生的幼子。”王皇后更是一脸糊涂地看着母亲。柳氏又说：“过一段时间，你要装作心胸广阔，心平气和地请皇上将那个尼姑接回皇宫，并要求皇上恩准她作你的贴身侍女。”王皇后更不解母亲的用意了，她马上大声地问道：“母亲，您到底是什么意思？您这是在成全那个骚尼姑，您到底想干什么？”柳氏这才道出原委：“傻闺女，你想母亲能坑害你吗？这个女人正好是我们利用的一把剑，是刺向萧淑妃心脏的一把剑。你想想，倘若皇上宠爱这个新来的女尼，他还会有兴趣到萧淑妃那里去吗？萧淑妃生了龙子，这个女人也生了龙子，而且这个女人又和你在一起，你把她的孩子抚养大了，也就不成了你的儿子了吗？不过，为了使她永远地生活在你之下，她的儿子绝不能成为太子。此事待我与你舅父商量后再作定夺。”“那如果皇上真的宠爱这个女人呢？”王皇后明白了母亲的用意后，又问。柳氏回答：“她是和你生活在一起，你又是皇后，她的生死不就在你手里吗？”王皇后这才松了一口气，她打心眼里佩服母亲的老成和深谋远虑。 柳氏所说的王皇后的舅父，便是当朝中书令柳奭，他是柳氏的兄弟，与当朝宰相长孙无忌关系不错。柳奭听说此事后，便与姐姐如此合计了一番，便找长孙无忌等人商量，建议上表立高宗皇帝的长子李忠为太子。当然，柳奭并没有完全交底，他隐藏了高宗皇帝与女尼的往来与生子之事。经柳奭的游说，长孙无忌等人的争取，永徽三年（公元652年），高宗皇帝同意立陈王李忠为太子。这是一箭双雕之计，不仅掐断了萧淑妃将来步上皇太后宝座的道路，也使感业寺中的那个女尼即使回宫也没有分庭抗礼的位置。 其实，他们想错了，也做错了。将来真正能够形成威胁的并不是萧淑妃，而是被他们看作那把能随心所欲使用的正在感业寺当尼姑的剑，这把剑将来迟早要对准他们自己的，因为这把剑已经把自己等同于佛祖，等同于魔鬼，等同于皇后，等同于女皇，等同于他们不敢想象的人物了。 水净女尼在感业寺得知王皇后要自己秘密蓄发的吩咐后，随口念了一声“阿弥陀佛”，感到自己出头的日子不远了。当她又听说高宗皇帝已诏立陈王李忠为太子时，又觉得十分可笑。因为她觉得这根本不是高宗皇帝本人的主意，她笑那些决策者，笑他们的幼稚和无知。只有她自己心里明白，高宗皇帝最亲爱的儿子是自己刚刚生下的李弘。最起码，高宗皇帝和长子李忠是没有父子感情的。水净通过计算，便得出了这个结论。李忠这时十岁，而高宗皇帝才二十五岁，也就是说高宗皇帝当初为晋王时，在十五岁就有了长子李忠，而他的母亲又是一般的王府宫女，大概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孩与宫女的一夜共枕，就有了孩子，其中的细节很难得知，但可以猜测，或许是那个宫女在长期寂寞中进行了一场无奈的教唆，使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并不经意就当上了父亲。李忠从生下来，一直到十岁，尽管作为皇子，享受了封王等应该享受的一切，但他并不是高宗皇帝的至爱，在一定程度上，他可能是引起高宗皇帝对少年时代无知回忆的一个影子。所以，水净女尼觉得，李忠被立为太子，是高宗皇帝无奈的选择。 她在秘密蓄发，等待命运之神的降临。她知道，自己只有等待就行了，不必再做任何事情。即使是高宗皇帝私幸，她也尽量掩饰自己蓄发的秘密，总是在尼帽下又系上一条纱巾，慌称自己偶感风寒或者头痛。匆匆忙忙之间，高宗皇帝竟被蒙骗过去了。水净在等待中非常清楚地知道，解铃还须系铃人，这个解铃人便是王皇后。 王皇后母女觉得时机成熟了。这天，王皇后浓妆艳抹，满面春风，款款而来，确实一派大家闺秀的风范。她先是按宫中礼节，极有教养地与高宗皇帝寒暄周旋了一番，坐下后便示意左右退下。高宗皇帝被弄得有点惊慌，在慌惑中望着这个将戏演得很逼真且又叫人捉摸不透的女人。王皇后的声调比平时平静了许多，先是自责身为国母却在很多事情上有失风度，而且让皇上费心了。然后，她既不声讨萧淑妃，也不为自己争辩，而是问皇上的龙体安泰否。这样一来，反倒使高宗皇帝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他想知道这个女人今天究竟要发哪一路疯了。这时，王皇后提到了感业寺，提到了三年前被遣送到那里的先帝的遗眷，但不是谴责，而是在同情这些女人们的命运。高宗皇帝听到感业寺三个字时，脑子一下子绷紧了，暗暗对王皇后的阴险狡诈倒吸了一口冷气，他准备承受这个喜欢争风吃醋的女人暴风骤雨般的兴师问罪。 但是，王皇后却没有那样做，而是婉转地暗示，皇上不该把那个名叫水净的母子二人一直冷落在感业寺不管，既然喜欢她，就应该把她们母子接回宫来，自己也愿意把那个水净作为贴身侍女，或者作为姐姐，自己也愿意哺养那个孩子。高宗皇帝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相信这一番话是从这个一向妒嫉成性的女人嘴里说出来的，不相信这个女人会如此宽弘大量，如此善解人意。 当时，高宗皇帝竟不知如何回答，他首先想到这个女人在甜言蜜语后边隐藏着什么诡计；但又觉得，即使是阴谋诡计，事情已经明白了，再无法瞒住她了，何不以此为自己下来的阶梯呢？便对王皇后说：“唉，武媚娘是先皇在世时就赐于我的，我也是出于怜悯，才经常去看她的。只是接她回来，不免又要被人议论了。”王皇后说：“怕什么议论，既然是先帝赐于你的，还怕什么议论？我早已暗中让她开始蓄发了，我想皇上您如果没有什么意见的话，我明天就把她接回宫来。”高宗皇帝按捺住激动的心情，只说了三个字：“随你吧。”并佯装不经意地摆了摆手。 王皇后庆幸自己很容易就说通了高宗皇帝。同时，她突然间又觉得自己似乎又在被那个感业寺生子的尼姑所利用。 这其实是王皇后悲惨命运的开始。因为她从感业寺请回的不仅仅是一尊佛。 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夏天，女尼水净终于脱下了那席皂色的缁衣，带着儿子李弘，回到了皇宫，告别了生活四年之久的感业寺，告别了四年之久的尼姑生活，回到了阔别四年之久的皇宫。这时，她已经30岁了。 再度入宫，她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幼稚的小女孩了，也不是每日在后宫拜佛诵经的那个武才人了。她已经变了，变得成熟丰腴了，浑身上下都显示出一种成熟女性的美；更重要的是，她似乎读懂了生活的全部意义，不再退缩，不再忍辱负重了。她觉得，自己从感业寺回宫，那是自己不断努力的结果，也是天意，也是佛祖的安排。所以，她是以佛的姿态再次降临人间的，因为她已经经过了数劫的轮回，经过了从女人到尼姑，从尼姑到恶魔，从恶魔再到佛的心路历程，她要度人，要度自己，要把一切都网罗在自己设计的普救之船上，按照既定的生命之道，完成和实现自己的梦想。 水净这个佛门弟子消失了。她又被人们称为武媚娘或武则天了。回宫不久，她便被高宗皇帝正式册封为昭仪，这是嫔妃中较高的一等，儿子李弘也被册封为代王。她知道，这仅仅是开始，因为要想成为人间的佛，必须先做一个普通的人；要想成为人间的魔，必须先做一个温顺的羔羊。她极力在克制自己，并不自尊自大，总是彬彬有礼，显得和蔼可亲。对王皇后，更是卑躬屈膝，殷勤备至。王皇后非常高兴，以为自己选取对了人，便在高宗皇帝面前不止一次地说武昭仪如何如何好。 高宗皇帝本来就喜欢武则天，而武则天被立为昭仪后，表现又是那么得体，经王皇后这么一说，他越发觉得武昭仪的可爱，恩幸她的时间也越来越多了。这样，萧淑妃自然被冷落了。王皇后见萧淑妃败下阵来，心里不知有多少说不出的高兴，她不得不佩服母亲柳氏的老道，感谢母亲为自己的周密安排。可是，她根本没有预料到，她自己的命运正在潜伏着破灭的危机。萧淑妃是被高宗皇帝冷落了，但高宗皇帝却专宠武昭仪，这是王皇后没有想到的。她看到的事实是萧淑妃失宠之后，得宠的不是自己，而是武昭仪，这时的她才恍然大悟。她感到自己十分愚蠢，她开始埋怨母亲柳氏，经常在后宫大吵大闹，后宫里开始弥漫着日夜折磨着这位年轻皇后的难以平息的怒火和怨气。 萧淑妃也许还不了解王皇后安排的周密计划，她眼睁睁地看到，打破自己与高宗皇帝同床美梦的不速之客就是武昭仪，她未曾料到，这个从感业寺中迎回来的美人，竟如此得宠，如此富有魅力，竟能轻而易举地取代自己的地位。她开始把妒恨的矛头指向了武昭仪，发疯般地妒恨武昭仪，决心拔掉这颗眼中钉肉中刺。她主动接近王皇后，有意缓和与王皇后之间的矛盾；王皇后也意识到自己必须与萧淑妃联合起来，才能对付武昭仪。她们不再彼此攻击了，而是结成了反武的联合阵线。她们二人一遇机会，便会在高宗皇帝面前恶毒攻击武则天，说这个当过尼姑的女人如何对她们不敬，又如何忘恩负义，直到高宗皇帝喝斥才住声。其实，她们这样做，非但起不到任何作用，反而会在高宗皇帝的印象里越来越失去她们自己的形象，因为高宗皇帝与武昭仪的关系谁都无法破坏，与其说是高宗皇帝专宠武昭仪，倒不如说武昭仪有独占床帏的能力和手段。这正是王皇后和萧淑妃所缺乏的。 这也正是再度入宫的武昭仪值得骄傲的。早年被太宗皇帝冷落寂寞的经历，使她觉得必须要牢牢地把高宗皇帝捆在自己的床上，否则，自己就无法达到目的。她再度进宫以来，尽管高宗皇帝依然有着他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还有王皇后、萧淑妃等人，但武昭仪却有本事使这一大批女人们开始徒有其名了。高宗皇帝只睡在武昭仪一个女人的床帏上，只与武昭仪一个女人做爱。是武昭仪改变了一个帝王本应享有成百上千女人的传统，使懦弱的高宗皇帝成了那个时代本不存在的一夫一妻制的囚徒。高宗皇帝被牢牢地禁锢着，武昭仪要求高宗皇帝作为一个男人用情要专，就像一个女人用情要专一样。她要尽力做到使高宗皇帝作为男人与自己作为臣妾作为女人的平等。这是佛法给她的启示，因为佛法讲众生平等，都是因缘而生，都要遭受因果轮回，都既是众生又是佛祖。她已经真正将高宗皇帝据为己有了，真正做到了能使双方都成为彼此的惟一。这又是他们之间感情上的事情，是他们自愿彼此忠诚。他们的感情是有质量的。 在这以后的十年岁月里，先是女尼水净，再是武昭仪，后来是武则天皇后，共生下四男二女，这便是他们自愿彼此忠诚和有质量感情生活的结果。高宗皇帝共有12个孩子，八男四女，后面六个全是姓武的女人所生。比起高祖皇帝41个子女、太宗皇帝35个子女来，高宗皇帝生孩子的能耐似乎在走下坡路，但其中武媚娘再度入宫独占房帏之宠，不允许高宗皇帝再沾染其他女子，不允许他寻花问柳，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高宗皇帝和武则天忠贞不渝的爱情，是很不寻常的。 一段宫廷生活之后，高宗皇帝不仅在精神和肉体上都离不开武昭仪，而且还隐隐约约地感到她才是理想中的皇后。尤其是在王皇后喋喋不休地告恶状的时候，讨厌这个目空一切年轻妒妇的感觉油然而起，如果皇后是武昭仪，她肯定不会这样。这倒不是说高宗皇帝没有看到武昭仪的女人心肠，而是他觉得武昭仪肯定自己能处理好自己的事情。 为了讨独占枕席的武昭仪的欢心，高宗皇帝下诏追赠武德时期的功臣，以此来追赠武昭仪的父亲武士彟，以提高武家的门第；同时，他又诏令把武昭仪的母亲杨氏和姐姐接进宫来，使尽享宫中荣华富贵。高宗皇帝又下令晋升武昭仪为宸妃，曾遭朝中大臣反对，终未能成。但在高宗皇帝的眼里，武昭仪已经就是宸妃了，或许这又是高宗皇帝的一次试探，试探自己的一个想法是否能得到朝中大臣们的支持。 这个想法就是更换皇后。 使高宗皇帝有了更换皇后的想法，是武昭仪的作祟。 大约在永徽五年（公元654年）之初，也就是武则天返回皇宫不到一年的时间，她又生下了第二个孩子，是个招人喜爱的漂亮女儿。膝下无有子女的王皇后也很喜欢这个小公主，有时也去看望逗玩。不想这个小生命来到世上才短短不足两月，竟使她大祸临头。一天，王皇后看完小公主离开后，武则天见身边没有人，见机下狠心掐死了亲生女儿，然后盖上被子装作没事人一样。不一会儿，高宗皇帝来了，说笑间揭开被子一看，孩子身上已经凉了。高宗皇帝大惊失色，忙问怎么回事？武则天则情不自禁地失声痛哭起来。左右皇宫女侍回答说王皇后来过，刚刚离开，高宗皇帝不假思索便断言：“皇后杀吾女儿！”十分痛恨王皇后的妒妇心肠。加上武则天乘机哭诉自己遭受王皇后和萧淑妃的种种委屈，更使高宗皇帝盛怒不已。而对这从天而降的灾难，王皇后有口难言，无法自明。高宗皇帝则更认为被吓昏的王皇后已经默认犯下了伤天害理的事。从此，高宗皇帝便有了更换皇后的想法，而且已经决心下定。 不少旧史怀疑这个不可思议的故事的真实性，如果仅按一般的慈母之心去论理这个女人如何下得这样的毒手，那么武则天也就不能成其为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了，她也就不能成其为人间和佛世间的魔了。在当时王皇后和萧淑妃的联合攻击下，武则天觉得既不能退让，还要保住既得利益，并且要取得更多的利益。在这种情势之下，除非施展宫廷阴谋，下毒手嫁祸于对手，才能达到目的。所以，不惜脚踩自己亲生女儿幼小的尸体，否则是很难向更高的位置迈进的。十几年被冷落的宫闱生活和对佛法大乘的大彻大悟，已经泯灭了她原有的那种循规蹈矩的行为准则，与太子偷情和女尼生子的经历，使她觉得安分守己听天由命只能是任人宰割的羔羊。现在虽然深得高宗皇帝的宠爱，但也不能久屈他人之下，何况高宗皇帝与王皇后十多年结发夫妻的恩恩爱爱是不容易割断的，她只能蓄谋出此下策，才能使他们之间的感情完全断裂，这便是最不合情理中的合情理。 武则天的目的虽然达到了，但她自己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是她亲手葬送了心爱的长女的小小生命。她在谋划这一罪恶的过程中，曾和高宗皇帝一道去过慈恩寺，到那里观瞻大雁塔中新放置的佛像及刚从西域取回的经卷。可以说，武则天是在佛祖释迦牟尼的像前，决定实施这桩罪恶阴谋的。 慈恩寺及寺中的大雁塔是高宗皇帝做太子时，为怀念母亲长孙皇后而专门建立的。母亲去世的时候，高宗皇帝还是个孩子，所以至今他格外怀念母亲。后来，先帝太宗皇帝安排玄奘法师在这里译经，使这里成了长安城中最为隆盛的寺院。在松柏的掩映中，高宗皇帝及武则天在玄奘的陪同下，缓步登塔，观瞻了塔中的佛像和经卷，然后走进大雄宝殿，一个个在大殿内进香跪拜。武则天知道，惟有这里才是世间清净的地方，除了偶尔传来的钟磬之声，只会有缕缕不断的膜拜香火。这里可以清心寡欲，不再会想到争斗搏杀，这里是逃避人类罪恶最好的地方。但是，当武则天跪倒在佛像前时，想到的却是罪恶，她一边烧香，一边磕头，一边在心里默默地为自己将要施行的罪恶辩解。她向佛祖诉说着自己的所做所为，一切都是天命，都是出于不得已，她并不想伤害任何人，但不杀人即被人杀，所以自己是别无选择。皇宫里的一切都是脆弱的，都是风雨飘摇的，要像佛经上讲的舍身施虎那样，才能成全佛身。只有牺牲幼小的生命，才能保佑她不再看到鲜血。她求佛祖宽恕，求佛祖保佑，也求佛祖成就她。虔诚的跪拜和内心的忏悔，使武则天对将要实施的阴谋彻底摆脱了负罪感，获得了心理的平静与平衡，她下了最后的决心，昂首走出了大殿，映入眼帘的是那雄伟的灰砖砌成的大雁塔正直刺向淡蓝的天空，她终于长出了一口气。她要拿着屠刀，立地成佛。 目的尽管达到了，但后来的几十年中，武则天不知有多少次暗暗为这个幼小的生命祈祷冥福，不知多少次在睡梦中浮现过这不知名女儿可爱的形象，这也许是她越来越虔诚甚至狂热地崇拜佛教的原因之一，也是她加倍地甚至放纵的怜爱小女儿太平公主的原因。她是人，她是一个女人，她要慰藉自己永远不得安宁的良心。 高宗皇帝此时已完全站在武昭仪一边了。但废黜皇后是朝廷重大的政治决策，王皇后出身豪门大族，其母柳氏亦是大族，她有着盘根错节的政治背景，何况还有朝廷的元老重臣做靠山，所以高宗皇帝也不能随便轻易地把她换掉。或许是高宗皇帝和武昭仪密谋策划，也或许有其他人煽风点火，他们采取了软硬兼施两种手段。 软的是拉拢说服以高宗皇帝亲舅舅长孙无忌为首的元老重臣。高宗皇帝与武昭仪共同登门拜访、封官、送礼、厚赏，希望能打动这些老臣们的心，打通他们的关节而行废立之事。无奈长孙无忌国舅爷不予理睬，其他望族遗老也特别重视门第经历，明确表示不支持武昭仪立为皇后。高宗皇帝和武昭仪怏怏而还。软的不行，就来硬的。硬的是率先打击王皇后家族。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六月，高宗皇帝下令王皇后母亲魏国夫人柳氏不得入宫，理由是她曾使用咒符魔法企图制服武昭仪。一个月后，又贬王皇后的舅舅柳奭为遂州（今四川遂宁县）刺史，途中又以泄漏禁中语之罪，再远贬荣州（今四川荣县）。这样，切断了王皇后的内外联系，使她处于孤立无援的困境。 武昭仪心里明白，自己家世卑微，没有什么靠山，必须利用一群有抱负又不满现实的中级官员来帮助自己，即使是那些有野心但能摇旗呐喊的也在所不惜。这样，被老臣们排挤的中书舍人李义府、礼部尚书许敬宗等人都成了拥武派。这一年的八月，长安正是酷暑炎热的季节，拥武派和反武派的交锋也进入了白热化。这天，高宗皇帝退朝后召集长孙无忌、褚遂良、李勣等五名宰相入内殿议事，他们一进殿，便发现武昭仪坐在帘后监视，气氛徒然紧张起来。当高宗皇帝提出改易皇后时，褚遂良以受先帝托孤元老重臣身份，断然反对，并毫不掩饰地对武昭仪的家庭出身、本人经历等进行人身攻击，言辞相当激烈。当褚遂良看到高宗皇帝要一意孤行时，竟气得把手中的象笏扔到地上，解去头上的幞巾，声称要回家种田。性情温和的高宗皇帝也被激怒了，让人把褚遂良赶出内殿，帘后的武昭仪更是怒不可遏，隔帘大声骂道：“为什么不扑杀了这个獠贼？” 就在高宗皇帝苦于没有台阶下的时候，本来就与这伙老臣有间隙的李勣，暗示皇帝立什么人为皇后是皇室的家事，何必要过问外人。高宗皇帝听后，心里豁然一亮，似乎找到了更换皇后的充足理由。次日，许敬宗等人便在朝中说：“乡巴佬多收了几年麦子，就想要更换老婆；皇帝陛下身为天子，想要另选皇后，和别人有什么相干？竟然还议论纷纷。”事已至此，朝中大臣再也不敢多嘴了。 这一年的九月，高宗皇帝下令将褚遂良远贬为潭州（今湖南长沙）都督，给反武派一个当头棒喝。十月，下诏废黜王皇后、萧淑妃为庶人，莫须有的罪名是“谋行鸩毒”，指控她们二人合伙阴谋毒害皇上，其家庭成员也被牵连剥夺一切职衔，全部流放到岭南之地。 十月十九日，高宗皇帝下诏册立武则天为皇后。十一月初一，在长安太极殿举行了隆重盛大的册封典礼，并破天荒地在肃义门举行了文武百官朝拜新皇后的仪式。第二年元旦，武后所生长子李弘取代李忠被确立为新太子。为了纪念王朝母后和太子的重大更换，高宗皇帝改元显庆。 32岁的武则天这时可以为自己的成功和显赫庆幸了。她实现了理想中的目标。她变得更加坚定、沉着，她知道已经无须再做一个日夜梦想着什么的女人了。 她的理想的时代已经结束。 将要开始的是佛与魔并存的时代。 第四章 想立地成佛却手持屠刀，疯狂的报复，替佛行道的权欲，二圣理朝，决定要做弥勒佛，武则天通过艰苦的斗争，终于夺得了皇后的地位。但是，她没有就此而止。 当高宗皇帝举行隆重的纳后仪式，为她戴上凤冠的时候，当她以皇后身份接受朝臣祝贺的时候，她感觉到了尊严和骄傲。 当高宗皇帝再追赠自己已过世的父亲武士彟为司徒，封爵为周国公，赐谥号为忠孝，配享高祖皇帝庙，并将自己的母亲杨氏再封为荣国夫人的时候，她为自己给亡父生母带来这样的荣耀而感到自豪。 当高宗皇帝听从自己授意，废掉李忠而立自己生的儿子李弘为太子时，她又为自己的显贵而庆幸。 她觉得，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成了皇后，成了国母，成了被自己用情用色用魄力用才能所征服的那个男人的堂堂正妻。她要开始表现自己的另一面，要让天下人都仰佩自己。她选准了一个角度，选准了可以充分表现自己国母形象的载体，这便是佛教。 当朝国母要普布佛功了。 显庆元年（公元656年）正月，在她的授意下，高宗皇帝命玄奘法师在大慈恩寺设五千僧斋，并命朝中大臣都去行香。这次盛大法事活动的主题就是为新任太子李弘祈福。玄奘法师十分清楚这非同一般的皇室法事，这是巩固武后母子地位的法事仪式。所以，他竭尽全力，废寝忘食地主持了这一活动，使高宗皇帝和武后非常满意，对他大加夸奖一番。为了表达对玄奘的谢意，武后在法事结束后，特派黄门侍郎薛元超、中书舍人李义府代表高宗皇帝和自己去回拜玄奘，玄奘大有受宠若惊的感觉。交谈中，薛、李二人询问玄奘：“翻译佛经固然是佛门的好事，不加以审核润色，使人不易看懂，这能够得上光扬佛法吗？”玄奘不失时机地说：“佛经的作用是弘扬佛法的，但真正要使佛经发挥作用，在佛教信众内部，主要靠住持之类的佛门释子；而要在社会上流传并能得到保护，则主要靠皇帝。”玄奘还打了个极为生动贴切的比方：“船到了大海里才能航行万里，只有依附和缠绕在松柏树上，葛藤才能不断向上超越别的杂草灌木。佛经只有依托皇帝这个盛大的因缘，方能广布天下使天下人受益。” 高宗皇帝和武后听了这番话后，心里自然是十分高兴，特别是武后，她从玄奘的话里听到了佛门对权力的依赖。在佛门的眼中，人间的帝王就是佛祖。为了成全玄奘的乞求，高宗皇帝命新任太子太傅的尚书左仆射于志宁、中书令来济、礼部尚书许敬宗以及薛元超、李义府等人，审润玄奘及其弟子们新译的佛经。这个审润班子，事实上都是武后的心腹，不能否认这是武后的有意安排，她要使自己的这班人，与佛教交结，要使佛门领袖玄奘法师体会到其中有武后的善意。史载玄奘曾为这件事被感动得“泪流襟袖”。 不久，玄奘又上表请高宗皇帝为大慈恩寺御撰碑文，后者满口答应。在碑文的起草阶段，高宗皇帝不时与武后协商该文的内容。武后倒也非常乐意为高宗皇帝撰辞润色。传说，文中称赞玄奘法师的两句话“若清风之肃长松，如绮霞之辉迴汉”，就是武后的撰辞。因为武后知道，这大慈恩寺与先帝及高宗皇帝非同一般的关系，特别是这个玄奘法师，作为当时的佛门领袖，一定要极力拉拢的。当初，太宗皇帝曾为玄奘法师的《瑜伽师地论》作序，被称为《大唐三藏圣教序》，高宗皇帝当时已被立为太子，他亦效法乃父，写了一篇《大唐三藏圣教序记》，对佛教及玄奘法师也是极力称颂，这两篇序文被玄奘镂刻成石碑，立于慈恩寺内。武后也知道，佛门对此事重视的程度，也深深明白这两篇序文的作用。史载：“自二圣序文出后，王公百辟，法俗黎庶，手舞足蹈，欢咏德音，内外揄扬，未及浃辰，而周六合。慈云再萌，慧日重明，归依之徒，波回雾委。所谓上之化下，犹风靡草，其斯之谓乎！”非常清楚，这两篇序文的社会作用仅仅靠佛教是无法达到的。 高宗皇帝撰好大慈恩寺碑文后，玄奘法师又上表称：“恐非天翰，无以悬日月之文，”请求高宗皇帝御笔亲写。高宗皇帝又满口答应了。其碑作行书，又用飞白势作“显庆元年”四字。碑刻好后，玄奘法师又率众僧亲自迎立，为佛门赢得一大光彩。 也就是这一年，武后又怀上了孩子。自从感业寺回宫后，这是她的第三次怀孕。这种频繁受孕的现象，一方面说明了她独占床帏的地位，但另一方面却又使她特别畏惧生育。回宫当年，生下了被自己掐死的女儿，次年（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年底，她在陪高宗皇帝拜谒太宗皇帝昭陵的路上，又生下了次子李贤（即章怀太子），这次生育使她感到了恐惧，因为她为了独占床帏，却要承受普通女人不愿做到的每年生育的痛苦。孩子即将要降生了，武后的恐惧心理越来越重，无奈之中，她想到了佛门，她把玄奘法师召请来，请求佛祖保佑。玄奘法师立即在宫中设下道场，开始诵经祈祷，并对武后说：“圣体必安和无苦，然所怀者是男，平安之后，愿听出家。”意思是说佛祖会保佑您的身体安泰，也保佑您在生育时没有痛苦。不过，如果生下的是男孩，顺利平安之后，一定要举行出家仪式以还愿。武后非常高兴地应允了玄奘法师，并赏赐他百衲袈裟一件和其他物品数十件。 这一年的十一月五日，玄奘法师在皇宫中看见一只赤雀飞进了武后居住的显庆殿的庭闱御帐中，马上上表庆贺，他在表中说：“伏惟皇帝皇后德通神明，恩加兆庶，礼和乐洽，仁深义远，故使羽族呈祥，神禽效质。显子孙之盛，彰八百之隆。”事情也很凑巧，就在玄奘法师的贺表刚到，武后便生下了一个男孩，高宗皇帝特别高兴，马上派人告诉玄奘法师说：“皇后分娩已讫，果生男，端正奇特，神光满院，自庭烛天。朕欢喜无已，内外舞跃，必不违所许。”高宗皇帝和武后非常感谢玄奘法师的护念，而且还表示一定不违背已许之愿。他们直接给这个刚诞生的孩子取号为佛光王。这个佛光王便是武后的三子李显，即后来的唐中宗。 佛光王生满三月，玄奘法师又上表祝贺，他十分明白高宗皇帝和武后喜欢听什么话，说：“岂直喜圣后之平安，实亦欣如来之有嗣。伏望不违前敕，即听出家。移人主之胤，为法王之子。披著法服，制立法名，授以三皈，列于僧数。”意思是说佛门众弟子不仅仅高兴武后生育的平安，更欣喜的是如来佛祖新得了子嗣；人间帝王的苗裔，也就是法王之子，一定要不违背所许之愿。玄奘在这里把圣后与如来、人主与法王联系了起来，实际上也就等于说圣后和如来、人主和法王，都是没有区别的。高宗皇帝和武后听了这样的话，当然十分高兴，便在十二月五日佛光王满月之日，下令玄奘为佛光王剃度，还特别安排在大慈恩寺同时剃度七人为僧。这样，玄奘法师自然就成了佛光王的师父。佛光王李显后来为了感谢师父，在掌握朝权后，于神龙元年（公元705年），诏命在长安和洛阳各建一所佛光寺，追谥玄奘为大遍觉法师。实际上这一举动的真正目的，是感谢佛祖保佑他又从母后武则天的手中夺回了李唐的江山。此乃后话。 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初，高宗皇帝和武后抱着出生不久的佛光王要去东都洛阳，诏命玄奘法师陪同前往。玄奘法师乘回洛阳之便，就近回家乡与嫁给了张门的姐姐相见。见到姐姐后，玄奘法师得知亲朋故旧大都沦丧殆尽，特请姐姐带他到父母的坟前拜谒。当玄奘见父母的坟茔因岁久而荒颓，心里十分难受，便请求高宗皇帝和武后出面帮助自己改葬父母。高宗皇帝和武后非常愿意帮这样的忙，就诏命有司行事，朝廷负责一切费用。改葬玄奘父母时的场面非常庞大，营送威仪，洛阳僧俗前往悼祭者一万多人，玄奘感动得痛哭流涕。此事看来是私情交往，实际上是为佛门张目，皇帝和皇后垂青的并不是玄奘这个人，而是对佛门的厚待。 这一系列的活动，表面上看，的确使佛教徒扬眉吐气，使佛门名声大振。但在实际上，却是武后树立母仪形象广布佛教功德的基本手段。 因为这个女人还没有大悟到立地成佛的境界。 其实，武则天被册封为皇后之后，在不断巩固自己的地位的同时，又日益被一种沉重的东西缠绕着。她知道那就是一种叫做罪恶感的东西，这个东西使她不断在内心产生难以解脱的恐惧，似乎到处都是流血的气味，她开始整夜睡不好觉，一闭上眼睛就会看见一些鬼魂向自己逼来。她也知道这些鬼魂是哪些人，她要超度这些鬼魂，她要通过佛教来做些功德超度这些鬼魂，以使自己不再被那种叫做罪恶感的东西缠绕，达到心灵上的平静。 她首先要超度的人是王皇后和萧淑妃。 这是她被册封为皇后不久后发生的事。当时，她并不满足王皇后被废和萧淑妃被贬，她还要诛除这两个被打入冷宫的阴魂，要彻底断了她们俩人东山再起的后路，使自己真正在后宫处于无人可以取代的地位，避免像王、萧两位被废黜的厄运。她对这两位因争宠失败而幽闭的女人施行的手段，史书上有令人毛骨悚然的记载： 有一次，高宗皇帝闲行散步刚好走到囚禁王皇后和萧淑妃的监所，看到囚室四周封闭极严，只开一孔递送饭食器皿出入。心软的高宗皇帝不禁怆然悲伤，想念起昔日的恩爱，便向里面喊道：“皇后和淑妃在里面吗？”只听里面的王皇后哭泣地答道：“妾等得罪皇上，废弃为宫婢，怎么还敢被尊称为皇后和淑妃呢？”说完悲咽不止。王皇后又说：“今天皇上到此思念往事，若能使妾等再见日月出入院中，期望皇上将此院改为回心院，妾等将有再生之幸。”高宗皇帝答道：“朕有办法处置此事。”不料，这个消息马上被武后知道了，她下令将王皇后和萧淑妃两人各杖责一百，罪名是她们二人已被废禁却仍不知悔改，反而对皇上胡言乱语。结果，在那片明亮的并不温暖的冬日阳光里，王、萧二人被拉了出来，那长而粗的竹笞便开始冰雹似的狠狠地落在她们柔弱的身躯上，直到皮开肉绽。武后还觉得不够解恨，又命人将她们截去四肢，投入酒瓮之中，并恶狠狠地说：“令此二姐骨醉。”几天后，这两位受尽凌辱的女性被活活摧残致死，还被斩尸。不仅如此，武后还命将王皇后之王氏改姓为蟒氏，萧淑妃之萧氏改姓为枭氏，企图使天下人唾弃王、萧两个家族。 记入正史的上述细节描写，可能用了渲染的不实之笔，但王、萧两位后妃屈辱而死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她们的死肯定是武后一手造成的。通过此事，武后的确慑服了后宫，从此之后，嫔妃中再没有人敢与她争相抗衡了。武后达到了自己独霸后宫的目的，但她的心能平静吗？她能没有罪恶感吗？ 此外，她还要超度自己的胞姐。 武后的姐姐比她仅大一岁，父亲武士彟去世后，她被召入皇宫作太宗皇帝才人的同时，姐姐嫁给了当时越王府法曹贺兰越石。姐姐与姐夫生下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后，姐夫贺兰越石病逝，寡姐带着一双儿女艰难地过日子。武则天从感业寺再度入宫后，便将母亲和寡姐以及寡姐的一双儿女，全部接来宫中。一开始，她对此毫无戒意。她真的非常同情自己寡居的姐姐，同情她的不幸，同情她的凄苦和孤单，并慨叹做女人的不容易。她还建议高宗皇帝册封姐姐为韩国夫人，希望姐姐能留在宫里，能享受到这里的豪华与奢侈。武则天觉得，她们应该享尽皇宫中的一切，因为她们都已吃了太多的苦。这个时候，再度入宫被封为昭仪的武则天的同情是真诚的。 但是，久而久之，她突然感觉到姐姐韩国夫人同高宗皇帝交往中少了些恭敬而多了些随便。后来，武则天又从姐姐注视高宗皇帝的目光中，看到了那种掩饰不住的一往情深。这是武则天决不愿意看到的和绝不相信的。为了证明自己的发现是否真实，她曾在一个晚上，这个晚上高宗皇帝声称自己有政事处理，独自一人来到了姐姐的院子，从映在窗户的灯影中，看见姐姐的屋子里晃动着高宗皇帝的身影，那是一对男女赤身裸体的身影。武则天为自己亲人的背叛而感到万分痛苦。如果是别的女人，武则天可以仇恨，甚至可以去伤害她，让她粉身碎骨。但这是自己的亲姐姐，她又怎么可以去伤害自己的亲姐姐呢？她痛苦极了，在痛苦中又交织着一重深深的恐惧。 武则天选择了冷静镇定。她什么也没有说，佯装不知，对高宗皇帝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悦来，对姐姐韩国夫人更加友善了。她们和善友好使这一对偷情男女始终感到他们欠武则天什么。武则天没有使用对付王皇后和萧淑妃那样的手段来还击自己的亲姐姐，只是在一次同姐姐的聊天中，好象无意地说：“今天的一切都是我历尽艰辛，用无尽的苦难换来的，因此，我绝不会轻易放弃。我希望母亲和姐姐能帮助我同王皇后、萧淑妃她们斗，而不是坏我的事，伤我的心。”母亲杨氏夫人也在场，她听出了这个身为昭仪的女儿话中有话，连忙说道：“我们怎么会呢？我们孤儿寡母能有今天的日子，还不是你的原因，我们决不会坏你的事。”武则天看了未作声的姐姐一眼，又说：“当然不会。你们不是王皇后、萧淑妃，你们是我的亲人，姐姐一定是疼爱我的。”杨氏夫人终于听出了女儿话中的意思，说道：“你姐姐和我一样，都是疼爱你的。她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你看在母亲的份上，多多原谅她吧！”母亲杨氏夫人也可能觉察到了大女儿与高宗皇帝偷情的事，慌忙替她掩饰。武则天继续说：“自己不是一个可以被人随便欺侮的女人，任何对自己的侮辱和伤害，都终将会付出代价的，无论是谁。”一直没有作声的姐姐，在武则天那凛然肃煞的神情中，早已吓得魂不附体了。母亲杨氏夫人闭上了眼睛，双手合十，不停地念着：“阿弥陀佛！” 就这样，武昭仪的胞姐韩国夫人在皇宫中消失了，永远地消失了。这是一个永世不解之谜。有人传说，武则天是因为妒嫉姐姐被高宗皇帝宠幸便凶狠地杀害了她，但武则天对此从不辩解，也从不提及，她只是任由人们去猜谜，她对此始终保持着沉默，似乎没有任何原因。 但是，武则天身居皇后位之后，要超度这个永远消失了的胞姐。 少年时受母亲杨氏夫人写佛的熏陶，感业寺出家为尼的经历，使刚登上皇后宝座的武则天，越来越相信佛教的各种说教，并越来越以佛教来抚慰自己内心罪恶的灵魂；只有通过佛教，她才能在血腥的争斗中得到心灵上的安慰，才能冲淡自己心灵深处的厚重的负罪感。她离不开佛教，也不愿意再离开佛教。她所经历的与佛教的一切因缘，她自己都觉得是一种必然。作为李唐王朝正式册封的皇后，她十分清楚佛教对巩固自己地位乃至实现自己最终目标的意义，作为一名或许信仰佛教的信徒，她也明白佛教对自己内心精神生活的作用。所以，佛教有时是她的一张牌，有时却是她精神世界的全部，或者是她自己着力去追求的现实目标。一个政治家的武后和一个佛教信徒的武后，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从一件事情上，或从一个过程中，谁也无法将这两个武后分开。实际上，也没有必要把她们分开，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一个女性、一个政治家、一个佛教信徒兼而有之的人。再从她所感悟的佛教大乘之道来看，即是女人、尼姑、皇后，以及将来的女皇、佛祖、魔鬼兼而一身的人。 她肯定要做当时她所能做到的一切事情。 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她的长子，也就是刚刚被新立为皇太子的李弘，患病多日不愈，宫中御医多方治疗，总是没有明显的效果，病情的发展越来越重，高宗皇帝和武后都特别关心，每日不时地过问，并想方设法来拯救这位新太子的生命。这时的太子李弘还不满五周岁，武后更是着急，因为她清楚地知道和经历了太子被立的复杂过程和激烈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太子的生命就是自己的生命，如果新立的太子夭折了，会给天下什么讯息呢？这又是不言而喻的。在当时，武后把挽救太子的生命看作比挽救自己的生命更重要。但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无效的，太子病情更重了，武后几乎失去了希望。 这时的武后，还正怀着没有降生的佛光王李显，她把近乎失去的希望之火又点燃了起来，把新的希望寄托在这个还没有出生的孩子身上。当然，作为一位女性，一位母亲，她还没有完全放弃对长子李弘也就是新立太子的希望。每当她拖着怀着身孕的身子来到东宫看望太子的时候，母亲杨氏夫人紧紧跟着她。母亲杨氏夫人在太子床前不停地叨念“阿弥陀佛，佛祖保佑”的声音，突然间启发了她。早在侍奉先帝太宗皇帝时，她曾听到太宗皇帝问玄奘法师，要广兴善事，做什么收益最快。玄奘曾说第一是度僧，第二是建寺。武后想到了建寺，因为度僧好象给大海里倒进了一碗水，而建立一座寺院，既要请佛像，又要存佛经，还要请僧众，比起度僧来应该是更大的善事了吧！她要为太子李弘建一所寺院，要为他祈求更多更大的福田，要用这种善事感动佛祖，要佛祖保佑太子尽快康复。 当武后哭哭啼啼把这个想法禀告给高宗皇帝时，高宗皇帝马上同意，并说：“建寺祈福，是前朝惯例，先帝也曾为战死疆场的爱将在各地建寺，为他们祈福。可是建寺来不及了，必须采取简捷便利的方法，马上立佛寺一所，这个办法就是废宅为寺。”高宗皇帝马上诏令朝廷管理佛教的部门祠部在京师长安选宅，并要求尽快延请高僧大德。就这样，祠部找到了长安延康坊的隋尚书令杨素的旧宅，禀报高宗皇帝和武后，高宗皇帝敕命此为西明寺。杨素之宅在隋时为其子杨玄感所有，杨玄感被诛后，被隋炀帝没收入官，隋亡后被高祖皇帝赐予万春公主。贞观年间，该宅又被太宗皇帝赐予濮恭王李泰，李泰死后，无人居住。 就在旧宅立寺工程还没有完工的时候，太子李弘奇迹般的活了过来。这次，武后倒是诚心实意地感谢佛祖的保佑，她破例拖着沉重的孕身，亲自来到还没有完工的西明寺，拈香拜佛，诵经祈祷了一番。这西明寺建成后，成了长安城中一盛大的佛法道场，高宗皇帝于显庆三年（公元658年）秋，敕命随驾从东都洛阳归来的玄奘法师，暂不回玉华寺，而栖居该寺。后来，著名高僧道宣、圆测、圆照、慧琳、道世等，都曾在此寺住锡。 在香烟缭绕的佛事活动中，在为王皇后、萧淑妃以及韩国夫人的追福超度中，在为太子李弘的建寺祈福中，在为佛光王李显的满月剃度的梵呗声中，武后突然间感到京师长安的沉重。这个沉重是她与王皇后萧淑妃你死我活争斗的结果，也是使韩国夫人永远消失的结果，也是太子李弘染疾久久不愈使她几乎失望的结果，更是她担心佛光王李显作为皇子复杂命运的结果。她想离开长安一段时间，到一个新的地方摆脱或卸下这个沉重。 高宗皇帝决定远离长安，到洛阳去修养一段时间，因为这几年发生的事，如同睡梦一般，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做了些什么。他也想跳出这个梦，使自己清醒。 显庆二年（公元657年），春节刚刚过罢，高宗皇帝和武后便从长安出发了。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浩大举动，高宗皇帝和武后的休养，成了整个朝廷的一次大迁徙，文武百官随驾，后宫嫔妃及宫女们随驾，八百里路整整走了半个月，终于抵达了隋炀帝迁都洛阳时修建的洛阳宫。 洛阳宫依山傍水而建，风景秀丽。所有来这里的人都非常喜欢这个地方，特别是武后，她一住进洛阳宫，便立刻轻松了，晚上觉也睡得好了，再也不做恶梦了。高宗皇帝除觉得这里不是祖父和父亲建立王朝的地方，但对这里有父亲太宗皇帝驰骋疆场的遗迹，感到特别的亲切和慰藉外，这里的气候和环境确实比滞重古拙的长安令人心神宁静。高宗皇帝在这里感觉到清醒多了。于是，在他的有生之年，他和皇后武则天，不断地往返于长安、洛阳两地。他想通过这样的往返来调节自己的心境，不愿意那种滞重的环境一直围绕着自己。而武后却把洛阳看作自己的新的天地，因为在这里不会再有恶梦，她在这里生下了第四个儿子李旦和她无比宝贝也是惟一生存的小女儿太平公主，而且还心满意足地死在了这里。此为后话。 实际上，哪里都不是平静的港湾。武后摆平了后宫，立即就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因为她已经走到了这一步，连歇息的机会都没有。事情还是由她突然间萌发的菩萨心肠引起的。 在伊水之滨的洛阳宫中，春天就要来了，武后观赏着春花初绽的大地，在万物复苏的浓郁气氛中，突然间有了一种宽厚慈仁的想法，她要发菩萨心肠，要以皇后的身份给高宗皇帝上一份奏表，这是她的第一份奏表，一定要体现仁慈宽厚母仪天下的姿态，这便是请高宗皇帝褒赏曾极力反对过自己升妃为后的两位宰相韩瑗和来济。史家评述这份奏表时认为，这是武后分化敌党笼络人心的手段。 武后的这份奏表，到底是真情还是假意，诸史纷纭，莫衷一是。但韩瑗和来济无疑感到这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威慑，心中十分不是滋味。他们清楚地知道，现在这个女人，无论是菩萨心肠还是蛇蝎心肠，都是在戏弄他们，都是在折磨他们，都是在拿他们的政治生涯开玩笑。若从之，就会被即使现在是善良之心将来肯定是狼子野心的阴险女人所利用；若不从之，则会给她留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把柄。韩瑗和来济感到心悸，感到无所适从，他们决定辞职不干了。但是，他们又不甘心输在这个女人手中，他们想通过一件事来试一试这个女人的真正用心。 当时，因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的褚遂良被贬为潭州（今湖南长沙）都督，但长孙无忌、韩瑗和来济等反武派仍然在朝中任职，长孙无忌仍为太尉，韩瑗仍为侍中，来济仍为中书令，职位均未变动。而以许敬宗为首的拥武派却并没有得到他们所期冀的政治权力，他们迫切希望取代长孙无忌等人而掌握实权。对此，武后是很清楚的，高宗皇帝也是十分清楚的。就在这个时候，被贬潭州的褚遂良上表为自己的被贬申辩，他罗列了自己过去立储君、受遗诏、处众事的功劳，字里行间充满了哀求。就在这时，韩瑗和来济决定乘机为褚遂良鸣冤叫屈，来试探高宗皇帝和武后的态度，特别是要试探武后上表要求皇帝褒奖他们二人的真正用意。 这时的武后突然间收起菩萨的面孔，丢掉了和善与慈悲，换上了恶魔的面孔，恢复了她的本性。她发现彻底击垮反武派的时机已经到来。史载，显庆二年（公元657年），武则天面授许敬宗和李义府向高宗皇帝诬告韩瑗和来济与远贬南方的褚遂良图谋不轨，捕风捉影地说韩、来二人安排褚遂良由潭州都督改任桂州（今广西桂林）都督，意在里应外合搞政变。高宗皇帝听到这样的弹劾，觉得反武派有些过分了，而且还想搞垮自己的统治，不觉满胸忿怒，随即将韩瑗贬为振州（今海南崖县）、来济贬到台州（今浙江临海）任都督，并规定他们终生不得返回京城。唐朝规定，地方长官每年定期朝集，在年节前入京朝贺、贡献特产、汇报政务。现在给他们二人加重这一处分，无疑是表明他们二人再没有指望调回京城复职了。与此同时，褚遂良再次被远贬爱州（今越南清化），心情沮丧，一蹶不振，第二年便怨忿而死，享年六十三岁。 希冀立地成佛的武后，并没有就此放下屠刀，她要翦除长孙无忌这个眼中钉、肉中刺了。此事仍由李义府、许敬宗二人去办。他们二人精心设计了一个朋党案，把高宗皇帝的舅舅佐命元勋长孙无忌牵扯了进来。他们先是指控两名小官有朋党集团嫌疑，然后扩大事态说有后台，编造了假口供，由许敬宗煞有其事地向高宗皇帝报告，并提出了长孙无忌谋反的理由，犹豫不决的高宗皇帝虽然最初不相信这耸人听闻的案件，但在武后的威逼下，未经传讯审问，违心地把舅舅削去官爵，发兵立即遣送到黔州（今四川彭水），只是仍按一品朝官的待遇供给这位长辈饮食生活。与长孙无忌有关系的官员、家属、子弟、亲戚大多受到株连，或流放，或被杀，彻底摧毁了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反武派。长孙无忌被流放蜀地三个月后，又被逼令自缢，大概活了六十多岁。 在这场武后操纵的政治斗争中，直接得利的人自然就是拥武派了。许敬宗很快就被任命为宰相，并且在宰相的位置上一直干了十三年。李义府当初是凭科举考试升为中书舍人的，但他善于见风使舵，凭空捏造，人格相当低下。武后对他们二人的青睐，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些不同。对许敬宗，主要是看重他的经历和行政管理经验，因为他历仕隋、李密、唐，担任过太宗皇帝的秦府大学士、著作郎和中书舍人等，有稳定政局的能力和经验。对李义府，主要是把他作为一个打手来用，他也确实在其中发挥了打手的作用。史书称李义府笑中有刀，貌状温恭，口蜜腹剑，还喜好女色、穷奢极侈、卖官失次、乱判狱案等，因引起朝野内外怨恨，高宗皇帝不得已曾一度将他贬到京外，但又很快被武后召回，还提拔为宰相。因为武后需要这样一个打手宰相。 与此同时，武后还做了一件她认为很重要的事，当然这也是在幕后操纵的。这便是将太宗皇帝组织编修的《氏族志》，修改为《姓氏录》。太宗皇帝当初编修《氏族志》的目的，是想打破魏晋时期形成的门第阀阅血统思想在当时的影响，将李氏皇族定为第一等，长孙皇后及外戚定为第二等，原来的望族大族如崔、卢、郑、王等降为三等。但《氏族志》仍未跳出原来的巢臼，所列九等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仍有许多旧士族，特别是武氏家族因社会地位不高被排除在外，并成为武则天争夺皇后位置时的一大障碍。武则天当上皇后之后，一直对此耿耿于怀。所以，当长孙无忌等反武派被彻底摧垮后，武后便指使许敬宗等人上书高宗皇帝，列举了《氏族志》的许多缺点和遗漏，要求重新修定《氏族志》，高宗皇帝诏准。具体修定的官员，秉承武后的旨意，在修定过程中贯穿了一个最基本的思想，就是要在理论上打倒门阀士族，让士民百姓永载史册。因修定后的稿子与原志相差甚远，在武后的建议下，高宗皇帝诏准定名为《姓氏录》。这新的《姓氏录》共二百卷，由高宗皇帝亲自作序，武后家族自然被安排在第一等的序列中，而且还把五品以上官员的家庭也列入新志的范围内，受到了中层官吏的拥护。这一结果，自然受到了旧士族门阀的纷纷抵制，为此朝廷下令收焚天下《氏族志》，用行政手段强行推行《姓氏录》。 无论武后的真正动机如何，史家一致认为《姓氏录》的编定和颁发，对当时门第观念的变革，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在武后看来，这一切都是佛法，都是她心目中已经形成的将要降临的自我的初步试探，这个自我便是武后已经选择的佛祖或菩萨的化身。或许在这个时候，这个自我还是潜在的，或者是无意识的，但武后的一切作为，正在使这个潜在的或无意识的自我逐渐显现了出来。她那唯我独尊的姿态，统揽全局的能力，得心应手的伎俩，都不是一个普通女人可以比拟的。这一点，高宗皇帝体会最为深刻。和自己同床而卧的这个女人，不像刚接回皇宫时那样了，那时他们相亲相爱，相互间从不隐瞒什么，她甚至不隐瞒对爱欲的需求和对皇后尊位的渴望。但是，现在她登上了皇后的宝座，却失去了往日的坦诚，凡是她有什么想法，都是通过许敬宗、李义府之流的嘴里说出，使她自己的想法变成了朝臣的想法。高宗皇帝觉得这是一种高明之处，是玩弄权术的高明和自我表现的高明，这也是一种能量的扩张和权力欲的扩张。同时，高宗皇帝也感到了一种威胁，皇后同朝廷始终保持着一种密切、牢固、稳定的关系，这能不是威胁吗？但是，高宗皇帝又觉得，这种威胁所表现出来的能力和处理政事的才智，又恰恰是自己缺乏的，因而这种威胁未免不是好事。在这种心态支配下，高宗皇帝既不反对也不明确表示支持武后的种种做法。 但是，阴差阳错，偏偏在这个时候，高宗皇帝的身体欠安，主要是头晕和目眩，使他不能正常处理朝政，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不得不请武后参与朝政的处理。这正是武后求之不得的，她非常激动，喜欢在政治的大舞台上尽情地表演。她也决不会放弃这个企盼已久的机会，即使是让她坐在幕后。 她开始手握权柄，处理政事得心应手。她天性聪敏，才智过人，很快便在处理政务方面显出了非凡的才华，她不仅对事情判断准确，而且办事干练迅速果断，很快便使高宗皇帝在繁忙的朝政中解脱了出来，他变成了坐在自己身后帘幕中的武后的传声筒。他从朝臣们的钦佩中，从武后果断干脆的风格中，从朝廷突然充满活力的气氛中，肯定了这种处理政事的形式。只要她坐在帘幕后，高宗皇帝才觉得很踏实。 一旦坐在了皇帝宝座的帘幕后，武后肯定要坐出来，只是她还要为自己能够坐出来进一步创造条件，她还要进一步树立自己乐善好施母仪天下的形象。 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已当上皇后并掌握朝权的武则天，为了迎合她好大喜功、标新立异的个性需要，为了维系人心，巩固自己的地位，也为了推崇佛教，迫不及待地怂恿高宗皇帝举行一场规模宏大、场面壮观的迎奉法门寺佛骨活动。在这场活动中，她显得异常活跃，十分引人注目。 这是武后从政不久的一次活动。她要通过这次活动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创造条件，因为这不是普通的活动，不仅与佛教有关，而且还是唐代刚刚兴起的舍利供养与崇拜这个佛教信仰的热点。当朝皇后与佛教信仰热点的联系，既表现了皇后的崇佛，又推动了这个佛教信仰热点的不断升温，也使法门寺开始显赫，迎来了发展的辉煌时期。 佛舍利的供养与崇拜，是佛教在其早期形成的一种传统。舍利是梵语音译，又译设利罗，意为身骨，通常指佛祖释迦牟尼火葬后，遗留下来的固体物。又可分为三种：一是骨舍利，白色；二是发舍利，黑色；三是肉舍利，红色。据传，佛祖释迦牟尼去世火化后，有八个国家的信徒各分得一份佛的舍利，他们将舍利带回国后建塔封存供养。另外，有些信徒又将盛装佛舍利的瓶子、火化佛祖释迦牟尼后剩下的灰炭，以及佛祖释迦牟尼生前遗留下的头发、指甲等也建塔收藏供养。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和不断发展，对佛舍利的供养又衍生出许多说法，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阿育王经》和《阿育王传》中的记载。记载说阿育王“放下屠刀”后，曾派人到一些有关的地方掘取当年埋入佛塔塔基下的佛舍利，收集了大量佛舍利后，阿育王发神力役使鬼神到各地分送舍利，在各地共修建了四万八千座宝塔供养。《阿育王经》和《阿育王传》大约于魏晋南北朝时传入中国，被译为汉文。西晋以后的中国佛教徒逐渐相信了阿育王役使鬼神分发佛舍利及修塔供养的传说，开始在中国搜寻阿育王遗塔。南北朝时，有僧人称于临淄（今山东淄博）发现了阿育王寺塔遗址，也有人称于蒲坂（今山西运城）发现了阿育王寺塔遗址，更有人称洛阳（今河南洛阳）也存有阿育王寺塔遗址。 隋文帝在位时，他推动了佛舍利供养与崇拜之风的进一步发展。他曾在全国各地广建佛舍利塔，在扶风（今陕西扶风）的凤泉寺也建了一座。凤泉寺东南二十余里，有一成实寺，内存古塔一座，即传为阿育王所建。隋末，成实寺改名宝昌寺。隋文帝广建佛舍利塔时，因扶风宝昌寺已有古塔，就没有再在此修建舍利塔，只是在凤泉寺另建了一座。但在当时佛教信徒的心目中，扶风宝昌寺寺塔中藏有佛舍利，且是阿育王役使鬼神所建。宝昌寺虽在当时没有再建佛舍利塔，但也参加了隋文帝在全国范围内发起的佛舍利供养与崇拜活动。据载，该寺在这次活动中，主持僧人请人画了一张陕州祥瑞图，张挂于佛堂，也出现了与佛舍利一样的祥瑞之兆。 在隋恭帝义宁二年（公元618年）初，宝昌寺的住持和尚普贤，慨叹寺院即将废败，就具状上表朝廷，请求朝廷出资相助修缮寺院。这时的唐高祖李渊还未正式称帝，以唐国公、大丞相的身份大权在握，他看到普贤的上表后，建议将宝昌寺改为法门寺，并给予了适当的安慰和资助。唐初，法琳和尚在其《破邪论》中说道：佛既去世，弟子等以香木焚佛身，灵骨分碎，大小如粒，其色红白，击之不坏，焚之不焦，每有光明神验。佛灭度后四百余年，有阿育王以神力分送舍利，使鬼神造四万八千塔，今洛阳、彭城、扶风、临淄等地，皆有其塔，并屡有神异。法琳和尚的上述说法，表明唐代初年，阿育王分送佛舍利的传说已普遍流行，且扶风法门寺塔即是其中之一，佛教信徒普遍相信该寺塔中珍藏有佛舍利。 唐高祖李渊更名宝昌寺为法门寺这一因缘，以及法门寺真身宝塔下珍藏有佛舍利这一普遍信仰，说明法门寺在唐王朝皇室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唐初，身为秦王的李世民，曾率兵路过法门寺，不但进行了礼瞻，还为该寺度僧十八人，又上奏高祖皇帝任命在凤泉寺做杂务的法门寺僧人惠业返回法门寺，为法门寺住持。法门寺在唐初，虽地不处两京，又不是佛经传译和佛学研究的中心，但却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它是唐王朝佛舍利供养与崇拜的中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它是李唐王朝的宫廷寺院。 唐太宗贞观五年（公元631年），这一年武则天才八岁，正随父亲在荆州祈愿阿育王发神力降雨。岐州刺史张德亮到法门寺礼拜佛法，但仅见该寺于唐初被火焚后的余烬，他笃信佛教，不忍法门寺如此荒颓，于是便上奏太宗皇帝，请重修殿堂并加固塔基。他在奏文中称：法门寺古塔相传三十年一开示，开示佛舍利以供僧俗信徒礼瞻。今若开宝塔，恐为聚众之讼，故不敢私自开示，请太宗皇帝定夺。太宗皇帝闻奏后，不但同意整修法门寺，而且还同意打开宝塔地宫。在张德亮的主持下，法门寺的宝塔地宫被打开了，此乃唐代的首次开启。据载，地宫深一丈余，内有周、魏时所竖残碑二通，在地宫中获释迦牟尼佛指骨舍利一枚，将该舍利取出后，任僧俗信众礼瞻，成千上万的人一时同观，可谓热闹非凡。传说，当时有一失明者，用力睁眼睛去看佛舍利，忽然双目复明。消息传到京师长安后，京邑内外，奔法门寺礼瞻佛舍利的人，每日达数万。当时看见佛舍利的人各有不同感觉，有人称见佛舍利如白玉，白光映彻内外；有人却称视如绿色，郁郁葱葱遍映四方；又有人称可从佛舍利中见菩萨圣僧；也有一些人则什么也看不见，待问其原因，方知他一生多有罪恶，诸孽已造，故有目而无视。在这次礼瞻佛舍利的活动中，一些信徒将自己的头发点燃，或以手指作灯芯而点燃称为炼指，以表示虔诚。此次开示法门寺真身宝塔佛舍利，没有迎送，只是在当地礼瞻。随着法门寺殿堂宝塔重修工程的结束，佛指舍利即被重新安置于宝塔地宫中。 武则天以才人、昭仪和皇后的身份，先后数次伴随太宗皇帝和高宗皇帝去岐州九成宫避暑消夏，而且还亲自去过法门寺，对法门寺地宫三十年一开示，礼瞻佛舍利可令生善的说法了如指掌。既然与佛教有缘，武后就不可能放弃任何一次崇佛的机会。她十分清楚，往往可以通过盛大的佛事活动，为实现自己的目的铺路搭桥，况且将来要以佛的身份降临人间。因此，在投身于复杂纷繁的政治斗争和逐渐掌握朝权的同时，她还特别关注佛教，关注能充分展示自己的佛事活动。显庆年间再次开示法门寺佛舍利塔，掀起佛舍利供养的崇拜的高潮，武后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她表现出的热情，她表现出的虔诚，以及她的引人注目，使她几乎成了这次活动的主角。她也非常感谢佛教能给自己提供如此的机会，使自己在这个方面由帘幕后走向了前台。 这次奉迎佛舍利的情况是这样的。 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僧人智琮、弘静应召入宫，为高宗皇帝和武后及皇子、嫔妃讲经说法，期间他们向高宗皇帝和武后谈起了阿育王寺塔事。高宗皇帝和武后便询问，是不是那个放下屠刀后役使鬼神修建佛舍利塔的阿育王？听说他广做善事，传播佛教，深受信众崇拜。武后还特别问道：“如果真是那个阿育王，那么他在长安附近有没有建塔？”智琮和尚回答说：“阿育王建塔珍藏佛舍利，肯定是实事。贞观年间曾开示过的法门寺塔，即是阿育王所建四万八千之一。”其实，这是武后知道的，但她还问道：“听说佛舍利塔必三十年一开示，以示天下，可求善因。”智琮回答说：“三十年一开示，是佛典明示的，开示本身即是福田。现距贞观初年开示已满三十年了，特请皇帝和皇后准予再行开示，以为国人及信众共求善因。”就这样，在武后的暗示和引导下，僧人提出了再行开示法门寺塔的请求，高宗皇帝也欣然同意了。 由于武后颇有兴趣，所以高宗皇帝不仅同意打开地宫，而且还敕命将佛舍利奉迎到皇宫中来，以供武后及后宫嫔妃们礼瞻。按照高宗皇帝的敕命，智琮和尚和朝廷代表王长信不日即前往法门寺奉迎佛舍利。智琮到了法门寺后，即入塔内，专精苦行，以求佛舍利感应，但苦行久之而未应验。后来，智琮便在自己臂上安置炭火，烧香禀厉，专心致志，此时忽听塔内地宫中有声振裂，寻声去看，只见瑞光流溢，霏霏上涌，次日早便获得舍利一枚，殊大于粒，光明鲜洁，仔细寻看，又获七粒，置于盘中，均放光明，炫耀眼目。但是，这八粒舍利，并不是贞观年间开示时的指骨舍利，智琮和王长信等人心急如焚，唯恐找不到那枚舍利而被皇帝和皇后问罪。 且说高宗皇帝和武后知道这消息后，心里很不是滋味，特别是高宗皇帝觉得是自己福祉浅薄，是佛祖有意为难自己。这时，武后建议高宗皇帝派人急送三千匹丝绢到法门寺，作为布施；又建议高宗皇帝造一座与皇帝身体一样高的阿育王像，进行焚香膜拜；与此同时，还建议高宗皇帝下敕修补法门寺塔。这些活动，在朝廷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反响，等于向天下表明高宗皇帝和武后开示法门寺塔觅寻佛指舍利的决心。在这种氛围中，智琮和尚和王长信终于在地宫中寻得了那枚佛指舍利。该佛指舍利长二寸，内孔正方，外楞亦尔，内外光洁，以手指入孔内，恰能受指。该指骨舍利据说是光相变化无常，不可常准。 高宗皇帝和武后得知获此舍利后，便命急速奉迎到京师长安。奉迎之时，京邑内外，从长安到法门寺二百里大道，两旁僧俗信众连接不断，往来相续，都以能瞻观舍利而为荣，大都口念佛号，从内心感谢佛的恩德。佛指舍利被奉迎到长安后，由朝廷出面组织了盛大的礼瞻活动。佛指舍利被各大寺院轮流供养，广大信众扶老携幼前去观瞻礼拜。当然，高宗皇帝和武后亦率后宫嫔妃前去礼瞻，其场面之大，是任何佛教法事活动都无法比拟的。 回到皇宫，武后便问高宗皇帝是否从佛指舍利上看到什么东西，高宗皇帝此时正值目眩病重之时，他说未曾看见什么，只是感觉到眼睛清爽多了。武后称自己从佛指舍利中看见了一片光明，光明中佛像忽隐忽现，甚为异样。在这种情况下，高宗皇帝和武后决定佛指舍利暂不回归法门寺，他们要驾幸东都洛阳，要把佛指舍利带到东都洛阳宫中去供养一番，以多为他们自己祈福。 就这样，显庆五年（公元660年）三月，佛指舍利被高宗皇帝和武后奉迎到了东都洛阳，被直接安置在洛阳宫中供养。为了显示对这枚佛指舍利及整个佛教的尊崇，高宗皇帝及武后还特召高僧大德若干前往洛阳宫中诵经，以示对佛指舍利供养的重视。当时，这枚佛指舍利被安放在一个石臼中，随驾的佛教律宗大师道宣和尚向高宗皇帝和武后建议说，佛指舍利不应该置放在如此简陋狭小的器具之中，应该按照最繁华最尊贵的礼节安放。高宗皇帝和武后相商后决定，按中国传统葬俗，命人为佛指舍利造雕一个九重金棺银椁，将舍利置放其中，武后还特别为佛指舍利施舍了衣帐等物，使供养场面及规格都大大提高了一个档次。 此次奉迎佛指舍利的活动持续达三年之久，直到龙朔二年（公元662年）二月，高宗皇帝和武后才使智琮等人将佛指舍利送还法门寺。在送还的过程中，亦是热闹非凡，最后举行仪式将佛指舍利藏于宝塔地宫石室之中。 一般认为，武后在这次奉迎佛指舍利的活动中，还是半隐半现隐藏在幕后，与她刚刚开始垂帘听政的身份相符合。但是，在实际上，她是这次奉迎佛指舍利的首创者。所谓首创之义，主要是指开示地宫后奉迎，而不是在法门寺开示。不但奉迎，而且是奉迎到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两个地方，时间长达三年之久，这就为以后唐诸帝逢三十年一开示并奉迎佛指舍利到京城开了先河，其中也包括三十年后武则天称帝时的一次奉迎。另外，此次奉迎活动，正值武后垂帘听政开始之时，其中蕴含的意义、作用、影响亦非同一般，实际上是她在为自己从幕后走到前台创造条件。此次奉迎中，高宗皇帝和武后的九重宝函及衣物等赏赐，也开创了以后每次开示即行赏赐施舍的先河。 奉迎佛指舍利活动，是武后介入政治生活的开篇之作，可以说产生了轰动性的效果。但是，就在这较为圆满富有成效的开篇之作的同时，她还是要面对尊崇的那枚佛指舍利从内心进行忏悔。 因为，她要超度自己外甥女的亡灵。 武后根本没有预料到自己正式参预朝政和隆盛崇佛的时候，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便是她的两个外甥都背叛了她，首先是外甥女。 这两个外甥即是她的胞姐的一双儿女，贺兰敏之与贺兰敏蓉。她的胞姐韩国夫人消失之后，武后对这一双儿女所怀抱的一直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感情，也许是因为其中某种难以启齿的愧疚。她在各种佛事活动中从内心默默诵经超度自己胞姐的同时，对胞姐的一双儿女，贺兰敏之和贺兰敏蓉给予了莫大的关怀。她看着这一双儿女一天天地长大成人，她还通过力所能及的手段，尽量给予他们能够得到的一切。应该说除了自己的孩子们之外，武后最疼爱的血缘至亲就是贺兰敏之和贺兰敏蓉了。 姐姐的一双儿女长大了。于是武后让高宗皇帝封贺兰敏蓉为魏国夫人，而那个贺兰敏之，武后要他继承他外公也就是自己父亲武士彟的全部爵位，并将贺兰敏之改为武敏之，这样便使一个小小少年，一跃而成为了周国公，还被授予了太子弘文馆学士兼大散骑常侍的高官。武后看着他们在显赫的封号和官位下一天天长大，出落成英俊的少年和美丽的少女。她还不止一次地在母亲杨氏夫人面前夸奖他们，说武家的后代是杰出的。 最初是那个美丽的外甥女。随着慢慢长大，慢慢成熟，被封为魏国夫人的外甥女开始懂得漂亮的含义了。她在开始发育的同时，也开始着意打扮自己，她学会了化妆，越来越喜欢穿那些袒胸露背的衣裙，将她那青春的乳房半裸着，每日在后宫飘来飘去，自然不能不引起男人们的注视。真正能够注视和占有这位少女的男人，在皇宫中只有高宗皇帝。高宗皇帝在这位苗条秀丽、肌肤光洁的魏国夫人身上，犯了如同在她母亲韩国夫人身上犯下的一样的错误。他亦称有病，躲在深深的寝宫中，并且不时召御医进去。武后在帮这个皇帝丈夫处理完政事后，匆匆前去探望他，她推开门，看到的竟然是她曾经看到过的一幕，魏国夫人正慌乱地离开高宗皇帝，她的头发是零乱的，衣裙是不整的，而且脸色绯红，浑身颤抖不止。武后明白了刚刚发生过什么事，什么话也没有说。魏国夫人在慌乱中离开后，高宗皇帝和武后相互对视了一会儿，却没有说话。但是，高宗皇帝心里非常清楚此事的后果，这个后果是要落在刚刚离去的那个少女头上的，自己倒不会有什么事。武后好象在梦中一样，她没有责备高宗皇帝，因为她知道眼前这个男人无论如何还是一国之君，他所做的一切，根本没有超过他应该做的，尤其是和女人；那么，要责备谁呢？武后突然间觉得很费解，同时她又觉得不用解释什么了，一切都好象是命中注定的一样，是无法躲过去的。 这时，她不觉在心中开始默念佛号。 在还未来得及过多思考外甥女贺兰敏蓉与高宗皇帝的暧昧关系时，朝廷上下又围绕佛教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论，武后得意地在其中当了一回调停人。这是她不失时机地利用国母的身份伸张了佛教，结果是使更多的佛教高僧大德臣服在了她的脚下。 事情还是由佛教沙门是否应该礼敬父母这个问题引起的。早在贞观年间，太宗皇帝曾下诏令佛教沙门礼敬父母和尊长，当时佛教沙门慑于皇权威力，不得不奉诏行事。但随着佛教中一些高僧大德与皇室关系不断亲密发展，佛教沙门又开始不礼敬父母及尊长了，他们以皇权为靠山，以佛典为依据，用行动否定了太宗皇帝当初的诏命，并在朝野中产生了许多不良的影响。特别是朝中的一些大臣，从维护伦理纲常和先帝权威的角度，不断向佛门提出诘难，并向高宗皇帝直接上书，晓以利害，希望高宗皇帝能出面予以干涉。 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四月，高宗皇帝在朝臣的建议下，发布了《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长礼拜诏》和《令僧道致拜父母诏》，要求佛教沙门不但不能接受父母及尊长之拜，而且还要礼敬父母，当然也包括出家的道士在内。这两道诏书颁发后，佛教沙门非常不服气，而道士则静观其态。 在这种情况下，佛教沙门一致推选道宣和尚出面与高宗皇帝的两道诏书抗争。这道宣和尚，乃是当时佛门知名人物，是中国佛教律宗的创始人之一，俗姓钱，润州丹徒（今江苏丹阳）人，十五岁出家，十六岁落发，隋炀帝大业年间师从智首律师受具足戒，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撰写了《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三卷，次年又撰写了《四分律拾毗尼义钞》三卷，后他遍游各地寻访佛教律学，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入主终南山丰德寺，一度曾为长安城中西明寺即高宗皇帝和武后为皇太子李弘祈福改宅为寺的那座寺院的上座，还参加过玄奘法师的译场，主要负责译文的润色。由此可见，这道宣和尚与唐皇室的关系非同一般，由他出面与高宗皇帝的两道诏书抗争，佛门算选准了人。但是，就佛教沙门礼敬父母这个问题，以及在高宗皇帝申张先帝圣意的情况下，道宣和尚并未敢贸然出击，而是采取了一定的策略。 首先，道宣带领约二百多名和尚，来到蓬莱宫，表明要晋见高宗皇帝。高宗皇帝听说道宣带领二百多名和尚来要求晋见，一下子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身边的武后自然知道这道宣和尚等人的来历，她对佛门采取这种方式也感到惊异，但她觉得这种方式给当事人或旁观者施加的压力，是无法处理的。她建议高宗皇帝提起精神，会一会道宣和尚一干人，并说有自己在帘后，还怕他什么。道宣和尚入见高宗皇帝后，便又将佛教沙门不能礼敬父母及尊长的理由引经据典地论证了一番，高宗皇帝在他们冗长的引证中已经昏昏欲睡，直至道宣和尚大声呼喊万岁时，才睁开了眼睛，但不知如何作答。就在这时，帘后的武后对高宗皇帝说：“此事佛门亦有些道理，何不再行商议呢？”高宗皇帝按照武后的建议，对道宣和尚等人说：“此事再为详议。”道宣和尚等人知道这是武后的主意，便欣然领命，退了出来。在这次上庭抗争中，道宣和尚率二百余和尚的气势，给高宗皇帝施加了一定的压力，这种行动无形中还得到了武后的认同，和尚们的第一个目的基本上实现了。 其次，道宣和尚在领得了“再为详议”的君命后，便着手写了两份书信，一份名为《白朝宰群公启》，分别送至亲贵权要的府上，请这些人帮助说话。道宣在这份信中指出：“现今将佛法削同于儒家伦理，但佛门中人不是俗人，如要出家人下拜父母尊长，那么僧人就没有或失去了被俗人尊敬的地位了。现在儒道都是人们尊崇的，儒家道家经典比佛经还要尊崇，这种结果真是使人费解。”另一份书信只写给一个人，选择这个人的确使道宣等人费了一番心机，他们选择了武后的母亲荣国夫人，在这份《上荣国夫人杨氏启》的书信中，道宣大声疾呼：若使佛教沙门致敬父母尊长，就会使佛门沦丧，因而请杨氏夫人“特垂恩庇，不使凌夷”，否则佛教威仪、法门规式都会被一扫而光。杨氏夫人见到道宣和尚的这份书信后，对于自小就笃信佛教的她来说，自然要将这些意思转达给身为皇后的女儿，她也的确佩服这群和尚们的心机。 最后，道宣和尚在暗中准备，等待他们设计好的辩论。事实也正是如此，在杨氏夫人的作用下，通过武后的决策，高宗皇帝于同年五月下诏，召集文武官僚九品以上和部分州县的主管共千余人，在中台都堂议佛教沙门致敬父母事，道宣和尚带三百余僧人在场。这场大会，名义上是议事，实际上变成了辩论会。道宣和尚先入为主，引经据典地先行表白了一番，千余文武官员听了道宣的表白后，议论纷纷，莫能取得一致意见。阎立本、李淳风、吕才等大臣力主佛教沙门必须礼敬父母，而王玄策、令狐德棻等大臣则力主佛教沙门不能礼敬父母。两种意见相左，争论甚是激烈。 这种结果是道宣和尚事先就预料到的，当然也是武后希望的结果。这种莫衷一是的结果，对于最后决定者高宗皇帝来说，真是十分难办，他真的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武后自然就要出面了，她充当了一个表面上的调停人，她对高宗皇帝建议，既然群臣也议论不出个结果，交给皇帝亲决，作为皇帝，偏向任何一方都有难处，所以，还是以多数人的意见为主吧！所谓多数人，就是指那些不同意佛教沙门礼敬父母的人，这些人大都是佛教的狂热崇拜者，在朝野颇有势力。高宗皇帝听了武后的建议，觉得似有一定道理，打心眼里对武后处理如此大争纷的机敏和能力感到钦佩。 不久，高宗皇帝便再行下诏，命停止使佛教沙门礼敬父母事。此事不了了之。道宣和尚和佛教沙门们明白，事情发展的过程和出现这样的结果，和武后的作用分不开，应该感谢武后，有武后这样身份的人在其中调停，实乃佛门之大幸。忽然间，道宣等人觉得武后便是当世的弥勒佛，是佛的化身。 武后沉浸在成佛的感觉之中。这对于她来说，既是眼前这唯我独尊的地位，也好象是一场正在酣睡中的梦。理想和现实几乎要完全吻合了，现实距梦境相去不远了。 但是，就在这时，她遭受到了一次严峻的挑战，差一点使美梦成为泡影，差一点丧失了现实中得到的一切。 这几年，为了独霸宫闱，武后开始对道家的房中术感兴趣，所以特准一个名叫郭行真的方士自由出入后宫，为自己传授房中术。高宗皇帝虽然在武后那里得到了相当满足的床第之欢，但不知武后习房中术之事。唐律规定，任何人不准参与巫术左道，并将此定为十恶之一大罪。道士出入后宫事，很快便被反武后的朝臣知道了，他们聚结在废太子梁王李忠附近，欲借此事把武后彻底搞垮。就这样，一个原在梁王府服侍的宦官直接将武后召道士入宫行巫术事，向高宗皇帝作了报告。这时的高宗皇帝，也正为自己处处受武后挟迫控制感到十分不满，她不但要干涉朝廷大事，垂帘听政，就连自己和别的女子发生关系也要控制。高宗皇帝在这种感觉的支配下，未多作思考，认为这是甩开武后的一个借口，便急召宰相、中书省侍郎上官仪来讨论处理这件事。 这上官仪是贞观初年的进士，曾为弘文馆学士，文章写的非常漂亮，在文官中影响很大，曾担任过梁王府的顾问，一直对武则天违背传统女性道德的行为看不惯。这时，他看见高宗皇帝正在气头上，准备将武后废为庶人，马上表示赞同，并开口附和说：“皇后专恣，海内失望，宜废之以顺人心。”高宗皇帝命上官仪马上起草废武后的诏书。这时，高宗皇帝身边武后安插的亲信，见势不妙，急忙飞奔后宫将此事告知武后。武后一听，慌忙从后宫赶来，冲进高宗皇帝书房时看见废后诏书正在高宗皇帝手上，她痛泣申辩，并将召道士入宫的原因告诉了高宗皇帝。一向没有主见的高宗皇帝，听了武后的申辩和内情后，像被武后抓住了什么把柄似的，吱吱唔唔不敢与武后直面相对，只好说废后一事是上官仪策划，并推托说：“我初无此心，皆上官仪教我。”可怜的上官仪本想帮高宗皇帝一把，结果却被当场出卖了。 见高皇帝已回心转意，武后便指使亲信诬告上官仪和废太子李忠谋反，结果是简单而不幸的。上官仪与他的儿子上官庭艺被处死，家口全部藉没，连尚在襁褓中的孙女上官婉儿也随母亲一起没入掖庭宫为奴婢；二十二岁的废太子李忠被赐死，这位庶出的皇子，无缘无故被废，无缘无故被赐死，成了武后恣意横行专权的可怜的牺牲品。 经过这场险些翻船的风波之后，武后觉得自己应该注意在高宗皇帝面前检点一些，起码在当时的情况下更应注意。她开始用长姊似的感情关怀高宗皇帝，高宗皇帝又恢复了对武后的充分信任。武后又开始施展处理朝政的果断机敏和精明才干了，上朝参政也公开化了，她的政治权力和个人威势更是被确定无疑。 武后又重新平静了下来，又沉浸在成佛的感觉之中。 这一天，高宗皇帝和武后突然接到了玄奘法师的遗表，原来玄奘法师已经圆寂了。玄奘法师在自己感觉身体大为不适时，便将门人弟子召来，和他们一一作别后，便给高宗皇帝和武后写了一份遗表，表中历数高宗皇帝和武后对佛门的无量功德，大谈佛门对唐王朝所做的各项事情，希望当朝皇帝和皇后能一如既往归心佛乘。遗表写完，玄奘法师便被袈趺坐，默念弥勒佛号，不久便圆寂于玉华寺。且说高宗皇帝和武后接到玄奘法师的遗表时，方知玉华寺内玄奘法师已行将去世，急忙命宫中御医前去玉华寺，但御医未至便传来法师圆寂的消息。 玄奘法师自贞观年间从印度返回后，把主要精力放在佛经的传译上，他共翻译佛教经论74部，总计1335卷，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作为一个与封建帝王关系较为密切的佛学理论家和佛事活动家，玄奘法师深知“不依国主，法事难行”的道理，他返国后，先是紧紧依靠太宗皇帝，采取各种手法，用佛法逐渐征服这位雄才大略的封建帝王，使其在晚年以未广作佛事为遗憾；后来，他又紧密靠拢高宗皇帝和武则天，不失时机地晓之以佛理，动之以亲情，使佛教与皇权达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特别是武则天，她从玄奘法师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受到了许多启示，她也从玄奘法师讲述的佛理中明白了佛教的博大精深，认识到了佛教的依附性和可利用性，也从佛教中寻得了平衡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她从佛教中寻得了自己人格升华的理想目标。 玄奘法师圆寂后，高宗皇帝和武后决定罢朝三日，他们二人沉浸在莫大的悲痛之中。高宗皇帝数次对武后说：“朕失国宝矣！”他还对朝臣说：“惜哉！朕国内失玄奘法师一人，可谓释众梁摧矣，四生无导矣！”意思是说玄奘法师一人的去世，使佛教失去了顶梁柱，使佛教的四众弟子永远失去了一位好导师。武后也颇有同感，她建议高宗皇帝下敕，一定要经营好玄奘法师的葬事。史载，高宗皇帝就玄奘法师的葬事，连续下发了五次敕命，要求用金棺银椁收敛玄奘法师；送葬之日，要求京师长安及附近诸州的全部官员亲送。当时，从玉华宫到终南山下兴教寺，送葬人达百万余，大道两旁，遍响哭泣之声，男女老少皆为之垂泪。皇宫中的高宗皇帝和武后，也是悲哽流涕，不胜伤感。这大概是高宗皇帝登基之后，仅亚于国葬的一次丧葬活动。 这是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发生的一件大事。也就是这一年，武后的垂帘听政完全公开化了，朝野内外将她与高宗皇帝并称为“二圣”，“二圣”理朝的时代正式开始了。 武后终于可以随时随地走到前台来了。但是，此时此刻，她还没有真正走出来，她要寻找能够走出来的借口。为此，她费尽了心机。原本想从佛教中寻找依据，但佛教的依据暂不成熟，另外自己感业寺为尼的经历，虽然佛门并未将她看作外人，而且把她作为现世菩萨和弥勒的化身，对她倾注了无限的希望，但自己真正成佛的机缘还未成熟，成佛还处在理想阶段。她要找到一个僧俗人士、朝臣为官、腐儒顽愚都能接受的借口和依据。最后，她终于找到了这个依据和借口，这便是封禅。 封禅是封建社会的一项大典。战国时齐鲁儒士认为五岳中泰山最高，帝王应到泰山祭祀天地。登泰山筑坛祭天为封，在山南梁父山上辟基祭地为禅。古代封禅是有条件的，不是每个帝王都可以随便去封禅的。一般来看，封禅大典的条件主要有国泰民安、五谷丰登、仓储充盈、四海升平等。从秦始皇开始，大约只有十几个皇帝登封泰山，唐太宗皇帝一生都想行封禅大典，但条件一直不具备，只有作罢。到了高宗皇帝和武后二圣理朝时期，除上述条件具备外，李勣征服了高句丽，设安东都护府；唐休璟等人收复了安西四镇（均在今新疆地区），建立了安西都护府，可谓四海宁静。封禅的基本条件已经成熟。但是，历代封禅大典都不准女性参加，真正需要女性时，又都是让臣僚代替。武后欲通过亲自参加封禅大典来真正提高自己的地位。 麟德二年（公元665年）十月，武后正式上疏高宗皇帝，建议封禅。她在疏文中说：“封禅的旧有仪式，由皇帝主持祭天，祭地时只用皇太后的名号，由三公主祭，这是不合适的。我愿率宫内外有爵位的命奴，亲自主持祭地仪式。”高宗皇帝将这个建议交付群臣讨论，不少臣僚认为不妥，有些人却认为可行。在这种情况下，高宗皇帝决定武后可作为祭地的亚献，即高宗皇帝先祭，武后第二位祭。此事议定后，朝廷上下都积极行动起来，为封禅大典作准备。按旧例，封禅大典须在正月初一日举行。因此，来年正月初一日便是高宗皇帝与武后所企盼封禅大典的日子。 麟德三年（公元666年）正月初一日，高宗皇帝率文武百官登泰山，祭天于泰山之颠；初三日，高宗皇帝从泰山上下来，抵梁父山祭地。高宗皇帝祭地毕，所有官员退下，武后在命妇的簇拥下，敬酒祭地，是为亚献。初五日封禅大典完毕，高宗皇帝和武后登临时搭建的朝觐坛接受百官朝贺，二圣命大赦天下，改元当年为乾封。 武后参加封禅大典并行祭地亚献的目的非常明白，应该是她费尽心机从后台走到前台的前奏，或者是她准备出来的前奏，这是毫无疑问的。在客观上，这次封禅活动对于提高古代妇女的政治地位，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武后满怀信心和希望地陪同高宗皇帝回到了长安。由于封禅的成功，武后异常兴奋和高兴，她要把这种心情释放出来，向什么方向释放，采取何种方式释放，她已经考虑好了。 她建议高宗皇帝为这次封禅的成功，敕命全国各州皆新置佛寺一所，各度僧三十人。在她看来，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功德，是她在向天下宣告自己在拥有了正式的政治地位后，要继续垂青佛门，因为自己就是天下僧俗信众的弥勒佛，是成千上万无数僧俗信众的归心之所。 也就是在这种兴奋和愉悦的心情中，武后突然觉得是了结一段因缘的时候了，时机已经成熟，她已经谋划好了了结这一因缘的全部程序。 还是在武则天刚被册封为皇后的时候，武氏家族也因一人得道而鸡犬升天，顿时显赫了起来。除对武后母亲、姐姐册封外，高宗皇帝还封武后的堂兄弟武惟良为司卫少卿，武怀运为淄州刺史，武后同父异母兄弟武元庆为宗正少卿，武元爽为少府少监。武氏这几个兄弟当了朝官后，并不买帐，而且还说这是祖上的荫德，根本不是武后带来的福荫。武后母亲杨氏夫人将这些人的看法报告武后，并对这几个兄弟当年欺侮她们寡母孤女的行径哭诉了一番，武后听后，不觉怒从心中起，咬牙切齿地说一定要让他们几个兄弟知道自己的厉害。不久，高宗皇帝下令武惟良为始州（今四川剑阁）刺史，武元庆为龙州（今四川平武）刺史，武元爽为濠州（今安徽凤阳）刺史，把他们三人全部外放。据说，这是武后的主意，名义上还是新皇后为防范外戚势力扩张所采取的一项大义灭亲的举动，而且还令不少朝臣肃然起敬。但明眼人一望便知这是武后醉翁之意不在酒的一个手腕。 武元庆抵达任所后不久，自知难逃复仇之剑，便忧虑过度而死。武元爽在任所因受其它事的牵连，再度被贬振州（今海南崖县），不久便死在任所。只有武惟良在始州任所，武怀运依然在淄州任所，他们兄弟二人也感到非常害怕，每日小心行事，企图聊保天年。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与武后的因缘还没有了结，他们是在幻想。 其实，了结这一因缘的主角并不是这武氏二兄弟，而是武后的外甥女贺兰敏蓉，即那个步其母亲后尘投入高宗怀抱的魏国夫人。为了能够顺利地了却这一因缘，武后要使自己的心情尽量平静下来，她也能做到使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在长期的后宫生活中，或在参与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只要她默念佛号，双眼微闭，就能够使自己平静下来。她曾把这种内心的变化归结为佛法的作用，归结为自己与佛法的缘份。她也充分认识到了自己的一生与佛法结缘的微妙之处，佛法使她自小就树立了不是一个女童应该有的自信，佛法使她度过了宫中才人多少个寂寞的夜晚，佛法使她在感业寺领悟到了自己生命的大乘之道，佛法也使她经过复杂的过程幸运地登上了皇后的宝座，佛法更使她成为众人仰慕的女主，佛法还要使她终成大道。她离不开佛法，或者说佛法也离不开她。 就这样，武后在对佛法的领悟中，在佛法使她获得的平静中，开始了她了结与那个少女那两个兄弟的因缘。 武惟良和武怀运作为地方长官，奉诏命陪高宗皇帝与武后参加了封禅大典。大典结束后，他们也随驾返京，满怀希望地等待着高宗皇帝的赏赐。他们在闲暇之余，带着礼物登门拜访杨氏夫人，在历数他们自己诸多的不是之后，希望眼前这位婶娘能在皇后面前多多美言，使他们重新回到京城。长期吃斋念佛笃信佛教的杨氏夫人原本不想将这两位侄子的话转达给皇后女儿，因为她知道，皇后女儿绝不是省油的灯，她可能不会主动去招惹别人，但如果别人招惹了她，她一旦起了杀心，是任何人都无法抗拒和阻挡的。杨氏夫人在“阿弥陀佛”的念佛声中，还是把两个侄子的意思转达给了女儿，她希望女儿此时真的能为武氏家族做一点好事，不希望武氏家族的子侄们都沦落无闻。 武后不但答应了母亲杨氏夫人的请求，还说要安排一次家宴，与大家见一见，共叙家庭友情。在她的安排下，武惟良和武怀运受宠若惊地带了礼物来见当朝皇后，同时被邀请的还有被封为周国公的武敏之（贺兰敏之）和魏国夫人贺兰敏蓉。就在一家人虚虚实实一团和气的氛围中，坐在武后身边的魏国夫人忽然紧抱胸口，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就倒在了地上，在场的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魏国夫人抽搐着、呻吟着，苍白的脸上全是汗水，绝世的美丽面孔变得扭曲了，嘴角缓缓地流出一股殷红的鲜血，转瞬之间便离开了人世。 杨氏夫人在念佛声中开始嚎啕大哭，她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但她又无法说出来。这时的武惟良和武怀运被吓得不知所措，颤颤兢兢在立在旁边，不知如何是好；武敏之紧抱着妹妹的尸体，已经昏蹶过去了。只有武后是清醒的，她似乎没有悲伤，似乎知道这个结果，把目光转向了武惟良和武怀运，大声喝斥道：“你们怎么敢下如此毒手？”“不！不是我们！我们是冤枉的！”但无论他们怎样争辩，一切都无济于事，他们背上了毒杀皇后的恶名。第二天，高宗皇帝命将武惟良和武怀运斩首示众，罪名是毒杀皇后。高宗皇帝在表面上是为武后消除罪魁祸首，实际上在内心里是为那个年轻美丽的魏国夫人申冤。但是他根本没有想到，这是武后在了结一段因缘。因为史籍明载，这是武后的一箭双雕之计。 武后终于要放下手中的屠刀了。 自从她再度进宫以来，到现在所经历的一切，武后觉得太累了，她要真的平静下来一段时间。在每日上朝垂帘处理完朝政之后，武后开始频繁来到母亲杨氏夫人的宫中，她只有在母亲的念佛声中，才觉得自己已真正放下了屠刀，才觉得自己真正得到了平静。同时，她的频繁到来，也在抚慰母亲那颗善良的心。因为母亲在行香念佛的日子，默默地看到了自己与姐姐韩国夫人和外甥女魏国夫人的纠葛，也了解身为皇后的自己是如何为此吃醋的，也清楚这两个女人是怎样消失和死去的。武后不能在母亲面前提起她们，杨氏夫人也无法在皇后女儿面前把这些事情说清楚。有时，她们母女二人都在口念佛号，都在为这两个女人追福祈祷，共同为超度这两个女人的亡魂而拜佛焚香。 只有在母亲杨氏夫人的宫中，武后的忏悔和祝祷才是真心实意的。只有这种真心实意的忏悔和祝祷，才会使武后得到真正的平静。但是，这种平静也是短暂的，并没有维持多久。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八月，武后母亲荣国夫人因享年已高，一病而逝，终年九十二岁。皇后的母亲去世，在当时是一件重大的事情，朝廷和高宗皇帝十分重视。高宗皇帝特诏命京师长安九品以上文武官员和命妇都往武府哭悼，还特准武后出宫到其家为母守灵。 这时的武后，悲痛欲绝，要求高宗皇帝为自己的母亲举行隆重的葬礼，并要破格在咸阳（今陕西咸阳）洪渎原上为自己的母亲堆土造陵，高宗皇帝恩准了武后的请求。为了给母亲追福，武后决定拿出宫内大瑞锦及铜钱数万，使武敏之监雕佛像，广树功德。武后知道，母亲的去世，使自己最终失去了一位最亲近的亲人。但是，她还不能过度悲伤，因为朝廷中有许多事还要自己协助高宗皇帝去应付，去处理，去决断，她只能把悲伤和痛苦埋藏在心底，不能因此而误了朝廷大事。可是这种失去亲娘的悲伤和痛苦又怎么能轻易地掩藏呢？她努力去掩藏，努力使这种悲伤和痛苦尽快成为过去。 刚刚处理完母亲的丧葬事宜，老天却来了脾气，一连几个月未下一滴雨，特别是京畿的关中地区，因久旱无雨，田地里的庄稼全部枯死，高宗皇帝十分忧愁。这时的武后，还想试一试高宗皇帝，想试一试自己在高宗皇帝心目中的地位，便向高宗皇帝提出了退位的请求。所谓退位，并不是说要让高宗皇帝再一次更换皇后，而是自己从皇后的位置上下来，将皇后之位空起来。这显然是一场带有游戏色彩的形式，武后要求退位的理由是自己退位后，或许能得到苍天的垂青，结束这久旱的现象。这种理由和预想的结果都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所以，高宗皇帝不准武后的请求，他认为久旱无雨与武后无关，更不是武后退位所能影响或决定的。高宗皇帝在这种情况下，反倒觉得自己的福祉浅薄，因此才招致老天久旱无雨。从另一角度来看，高宗皇帝现在倒真的是离不开武后了，特别是在处理朝政方面，如果没有武后的垂帘听政和其在背后的具体指点，他自己的确很难应付纷繁复杂的政事。 武后的基本目的达到了。她要举行一系列佛事活动，为已经逝去的母亲，为笃信佛教一生的荣国夫人，为自己最亲近的亲人，大张旗鼓地追福祈祷，来超度母亲的亡灵。 为了母亲杨氏夫人，武后在进一步确立和巩固皇后的地位后，马上要求高宗皇帝允许自己做两项佛教功德之事，以为杨氏夫人追福。一是将他们心爱的女儿太平公主剃度出家，二是将杨氏夫人居住的旧宅舍为佛寺。高宗皇帝允许了这两件事，但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太平公主因年幼，只象征性的出家而不剃度。 武后心里非常明白高宗皇帝所提的条件。使幼女出家为外祖母祈福，是理所当然的事，这样才能用实际行动感召天下崇佛之人，笼络佛教的僧俗信众，才能更进一步在信众中树立武后仁慈宽厚归心善乘的形象。但太平公主是高宗皇帝和武后的掌上明珠，尚在幼年，若真的让她剃度出家为尼，就像武后当年在感业寺那样身着缁衣尼帽，每日青灯黄卷古佛，高宗皇帝肯定于心不忍，武后更是不愿意如此。所以，在武后请求高宗皇帝使爱女太平公主剃度出家时，她心里就十分清楚，高宗皇帝肯定不允。明知有如此结果，但还要正式请求并使天下知晓，无非是在给天下之人作样子。在这件事上，高宗皇帝显得较为明智，他没有完全不同意女儿出家，因为他一旦以女儿年幼等为借口不允女儿出家，不但驳了武后的面子，更重要的是让天下人尤其是佛教的僧俗信众们感到失望，他采取了有条件的出家，即不行剃度的出家。这种出家方式在佛教仪轨中是允许的，被称为式叉摩那，亦称学戒女，即未成年女性在正式剃度受戒前可在寺院戴发修行，经一段时间或已成年后，再行正式剃度受戒出家仪式。这样，为了给外祖母杨氏夫人追福积功德，超度她的亡灵，幼小的太平公主成了佛门的式叉摩那，尽管这只是一种父皇和母后安排的一种形式。 舍宅为寺的工程也如期进行着，这项工程武后命武敏之即胞姐韩国夫人之子贺兰敏之亲自监建。武后不时地过问工程进展情况，武敏之亦能主动向武后汇报，表面上似乎很顺利，好象不会有什么事发生，而且武后还延请佛门一些高僧大德为新寺取名为太原寺，只待新寺落成，即挂匾开光。 就在这被高宗皇帝和武后十分看重的事情上，武敏之却辜负了他们。对于武敏之被武后安排承袭外公武士彟爵位，在朝中任高官，并被确定为武姓子嗣以来，武后非常关心他，尽管其中有韩国夫人和魏国夫人不愉快的事件，武后总想在这个外甥身上给予补偿，可以说武后是把武敏之几乎作为自己的亲骨肉来对待的，时时事事呵护着他。在确定武敏之亲自出马监建太原寺这件事上，武后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她认为朝野内外，再没有比武敏之更合适的人选了，他既是朝廷命官，又是武姓子嗣，难道再去信任外人吗？武后在安排武敏之主理这件事之前，也听说过武敏之的表现情况。朝臣和后宫侍应们都说武敏之不知恩德，恃宠骄纵，屡犯国法等，武后对此总是不敢相信，总以为是针对自己的传闻，所以就没有深究。不过，此次要武敏之担如此大任，一是出于对武氏子嗣的信任，二是多少带有试探这位武氏后嗣的动机。 武敏之彻底辜负了武后的一番心机。改建太原寺的速度非常缓慢。武后不得不使朝臣去了解实际情况，奉命了解实情的朝臣带回的情报使武后非常吃惊。武敏之不但对改建太原寺的工程撒手不管，而且还在为外婆杨氏夫人服丧期间，脱掉丧服，身着华丽服饰，招引妓女一块奏乐玩乐，更为可憎的是他把武后为母亲追福用的宫内大瑞锦全部贪污，供自己吃喝玩乐之用。武后听到这个消息后，差一点气昏过去，她对武氏家族这个唯一的子嗣如此放肆感到羞耻，更感到这是对自己一番好心的亵渎。到这时，她才相信原来听到的那些传闻都是事实。她由爱产生了恨，她痛恨这个青年的不争气，痛恨胞姐韩国夫人为什么给自己留下这么个孽子，痛恨这个青年是有意和自己作对，她咬牙切齿地痛恨这个青年人。 武后下令将武敏之先押起来，另使人去监建太原寺。同时，她又命人去彻底调查这个武敏之究竟还干了哪些坏事，特别是那些有损自己家族形象的事。调查的结果又一次出乎武后的预料，除上述监建太原寺贪污和服丧期间嫖娼外，还犯了三项大罪，都是十恶不赦的大罪。 据史载，其一是“敏之既年少色美，烝于荣国夫人，恃宠多愆犯”。“烝”原意为火气上升，古代一般引申为与母辈通奸，也就是说年轻的武敏之与外祖母荣国夫人通奸。这一条罪状，武后根本不会想到。武敏之出生时，武后母亲杨氏夫人已经64岁了；待到武敏之到18岁弱冠，杨氏夫人已82岁了；到杨氏夫人92岁去世，武敏之才28岁。的确很难想象，一个十七、八岁的世家子弟，和七、八十岁的外祖母通奸，这确实是使武后难以置信的。武后知道母亲杨氏夫人早年独居，年过40才嫁给了父亲，她一生笃信佛教，与人为善，当年还把“当使恶无闻于九族，善有布于四方”作为自己的箴言，她绝不会干出这伤天害理的事来。但对武敏之，武后就不敢有如此十足的信心了，因为她觉得这个花花公子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经过反复思考，武后的结论是此事绝不存在，但不能否认武敏之在初蒙之时，杨氏夫人给他传授过有关男女床第之欢的知识。这大概是朝野捕风捉影认为武敏之与外祖母通奸的依据。 其二是“时太平公主尚幼，往来荣国之家，宫人侍引，又尝为敏之所通”。就是说这位浪荡公子竟利用太平公主探望外祖母荣国夫人之际，每每与侍奉照料小公主的那些侍女们偷情做爱。这也是武后未曾预料到的。为了使太平公主有一个好的生活环境，武后非常关心她的起居生活，侍奉小公主的侍女们都是自己亲自挑选的，不但要求漂亮，而且还要求知书识礼，没有想到这些被自己委以重任的侍女们，竟成了武敏之泄欲的对象。武后对武敏之如此行径感到恶心，一个享有高官厚禄和爵位的翩翩君子，怎么会能和这些身份低贱的侍女们淫乱，并毫无顾忌毫不节制，她真的不能理解这个青年竟用如此德行来报答她。 其三是“司卫少卿杨思俭女有殊色，高宗及则天自选为太子妃，成有定日矣，敏之又逼而淫焉”。这件事听起来使人觉得十分离奇，但武后没有怀疑此事的真实性。对于太子李弘，武后大有恨铁不成钢的感觉，这位诞生于感业寺、经武后艰难争取而立为太子的李弘，自小在深宫中长大，在那些腐儒顽愚的调教下，逐渐养成了怯懦无为的性格，他从不去争，默默地服从父皇和母后的一切安排，有几次让他监国行政，他都是在颤颤兢兢无奈中答应的。已经二十岁的人了，身边竟没有女人，并且从未听说过他对身边的侍女怎样，一副死如处子的样子。高宗皇帝和武后自然着急，他们要尽快为这位寡言不欲的太子选一位合适的太子妃。他们挑选的杨思俭的女儿，除了家庭出身好，还十分标致，其美貌是京城长安街巷闾里有口皆碑的。为了慎重起见，武后还亲自召见了这个美貌的少女，尽管她觉得这个少女妩媚中有些轻佻，但她认为也许这样的女人才能将自己那个木讷的儿子扭转和调教过来。武后还亲自为太子纳妃选定了黄道吉日。没有想到，这个禽兽不如的武敏之，竟敢如此嚣张，把自己亲选的太子妃也给奸淫了，真是万恶不赦！ 武后震怒了。 她本来不愿再举起屠刀，况且这又是为了母亲荣国夫人追福树功德引起的。难道度人就必然要杀人吗？武后在震怒中反复思考着这一问题。打心眼里说，她倒并不在意这个武敏之贪污几个钱，她在意的是这个武敏之的行径好象是与自己对着干的。他不是没有头脑的年青人，而是有思想有控制行为能力的健全的人，难道他不怕身为皇后姨妈的威严吗？武后百思不得其解。当武后从震怒中平静下来时，她又觉得这就是报应，是无法回避和必然来临的报应。这位青年的周国公的母亲韩国夫人和妹妹魏国夫人，她们不考虑后果地取悦于高宗皇帝，她们的丧身都是罪有应得，她们也为这个还活在人间的青年人种下了祸根，她们作下的恶业能不在他身上报应吗？既然是报应，度人就必须杀人，杀人也就是度人，这便是武后体悟到的佛法大乘。不杀这个武敏之，不足以超度母亲杨氏夫人的亡灵，也不能按佛祖的旨意完成贺兰一家的报应。只有杀了这个武敏之，才能使母亲、胞姐和外甥女都能得到功德圆满的解脱，也才能使自己得到心灵的解脱。 但是，武后还是心软了。她先是通知杨思俭取消其女与皇室的这门婚事，并以身居高官、行为不检、贪污朝财的罪名，奏请高宗皇帝将贺兰敏之流放到天涯海角，并请求废敏之武姓，剥夺一切官爵。这个结果，是武后认为自己大发慈悲的结果，是她在拜佛诵经后萌发出的想法。 咸亨二年（公元671年）六月，高宗皇帝下令将贺兰敏之贬放雷州（今海南海康），敏之于是恢复了他堂堂正正的贺兰本姓，被囚车远载南下。他走的毫无牵挂，因为除武后外，他在这个世上再没有别的亲人了。押解贺兰敏之的囚车行到韶州（今广东韶关）时，贺兰敏之被人用马缰勒死，并弃尸荒野。 人们都说这是武后密令指使。 这种猜测是否属实，史无明载，难下结论。但新近发现的贺兰敏之的墓志《大唐故贺兰都督墓志并序》中，有一点可作贺兰敏之被远贬的直接原因。墓志说他与高宗皇帝“坐为师友，入作腹心。金典异其恩荣，玉掌殊其礼物”。已经大权在握的武后，根本不能容忍贺兰敏之这样的人长期陪伴在高宗皇帝身边。另外，《资治通鉴》记载：“魏国夫人之死也，上见敏之，悲泣曰：‘向吾出视朝犹无恙，退朝已不救，何仓猝如此！’敏之号哭不对。后闻之，曰：‘此儿疑我。’由是恶之。”如果这一记载是事实的话，武后无疑会对他采取行动的。 无论如何，贺兰敏之之死，是他在与一位将要君临天下的女性对着干的悲惨结果。他的死，又成全了武氏家族的另一位子侄，这便是武后同父异母兄武元爽之子武承嗣，他在三年后被征召入京，承袭祖父武士彟周国公的爵位。此乃后话。 武后终于在朝臣百官中，树立了一个新的形象。随着外戚一个一个或被流放，或被处死，人们觉得武后参与朝政，是为了大唐的江山，而不是为了武氏一族之私利。朝臣百官都认可了武后垂帘临朝的事实，不少朝臣也从内心打消了抵触情绪。 但是，在武后看来，这只是实现自己梦想关键的一步，还没有到最后的时刻。她还要继续努力，还要孜孜不倦地协助高宗皇帝，还要采取一切手段为自己铺就道路，还要寻找一切机会。 她又一次寻找并把握了机会。 寻找的这个机会的地方距东都洛阳不远，它就是龙门石窟。 龙门石窟也称伊阙石窟，位于东都洛阳南伊水入口处两岸，这里香山（东山）和龙门山（西山）两山对峙，远望犹如一座天然门阙，故称伊阙。这里山水相趣，风景壮丽，被佛教徒选作雕凿石窟的圣境。大约从北魏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北魏政权迁都洛阳时起，这里便开始了石窟雕凿，其内容大多与北朝各朝帝王祈求冥福有关。到唐高宗皇帝与武后时，这里还遗留有北朝雕造的古阳洞、宾阳洞和莲花洞等洞窟，造像以释迦牟尼佛和弥勒佛为多。古阳洞是一批支持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的王公贵族文武大臣开龛凿像的集中地，开凿也是最早的，内容比较丰富。洞内造像、题记都质朴古拙，书法更是叹为一绝，被称为龙门二十品。宾阳洞是北魏宣武帝为其父母孝文皇帝和文昭皇后追福祈祷而雕凿的，洞口内壁是大型浮雕，按内容分为“维摩变”、“佛本生故事”、“帝后礼佛图”和“十王神像”四层，十分精美。 高宗皇帝册封武则天为皇后之后，他们二人多年来往返于长安和洛阳之间，都曾到龙门石窟观瞻过前朝遗留下来的佛教艺术珍品，他们在赞叹之余，也都暗暗发愿，要在这龙门山崖下留下重重的一笔。但是，纷繁的政事一直使他们无暇顾及。在封禅大典成功举行之后，天下太平，国泰民安，他们开始物色人选，准备实现多年的夙愿。 咸亨四年（公元673年），高宗皇帝和武后命朝廷将作监丞牛懿德奉诏去龙门雕凿石窟。这牛懿德在北魏宾阳洞北选准了位置，开始组织僧俗及工匠设计雕凿方案，奏报高宗皇帝和武后。这个方案是在北魏宾阳洞北雕造阿弥陀佛一龛，大势至和观音菩萨各一龛，合称一佛二菩萨。牛懿德选择雕造阿弥陀佛和大势至及观音菩萨是有原因的。在这一佛二菩萨的造像中，主尊是阿弥陀佛，是当时刚刚形成的净土宗的信仰崇拜对象，佛教称阿弥陀佛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能接引念“阿弥陀佛”号人往生西方极乐净土，故又称其为接引佛。除此之外，阿弥陀佛还有十三个明亮无比的名号，分别是：无量寿佛、无量光佛、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对光佛、焰王光佛、清净光佛、欢喜光佛、智慧光佛、不断光佛、难思光佛、无称光佛和超日月光佛。大势至是梵文的意译，音译为摩诃那钵，为菩萨名，佛教称他以智慧光普照一切，能令众生脱离地狱、恶鬼和畜牲三恶趋，得无上法力，因此称大势至菩萨。这观音菩萨，原称观世音，佛教称其大慈大悲，众生遇难只要诵其名号，观世音菩萨即可及时观其声音，前去拯救众生，使得解脱。因要避太宗皇帝名讳，故简称观音。按佛教造像的格式规范，阿弥陀佛居中，右胁侍大势至菩萨，左胁侍观音菩萨，合称西方三圣。 牛懿德设计雕造西方三圣，在一定程度上是为高宗皇帝和武后歌功颂德，用西方三圣的接引和无上法力、大慈大悲来隐喻当今高宗皇帝和武后的圆满功德。使武后特别满意的还有阿弥陀佛的那些名号，都体现了她协助高宗皇帝处理政事的政绩，体现了大唐王朝当时取得的一切成就，体现了她本人的抱负和心愿。高宗皇帝和武后完全同意了牛懿德的设计方案，使其尽快动工，争取早日雕成。不久，这组造像便雕造成功了，牛懿德也能充分理解高宗皇帝和武后对雕造此像的寓意，专门为这组西方三圣作了题记：“大唐咸亨四年四月八日，将作监丞牛懿德奉为皇帝、皇后、皇太子并诸王、国戚敬造阿弥陀佛一龛，势至、观音菩萨二龛。”该题记尽管文字简略，但却说明了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即武后专宠后宫和垂帘听政的事实，已在唐王朝的政治生活中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这里只是用造像题记的方式表明了这一点。 武后积极参与龙门造像的目的非常清楚，这一点她已作了充分的准备。早在牛懿德造像之前，当她听说高宗皇帝下敕请高僧善道和惠简负责监造一尊大卢舍那佛时，就主动捐出脂粉钱二万贯，以资其用。在她看来，这绝不是简单的资助，而是要参与，要使大卢舍那佛的雕造名义上属于高宗皇帝敕建，实际上由自己来主持；她要通过这尊大卢舍那佛来表现自我，要使天下之人清楚地看到自己与这项皇家佛教事业的不同寻常的联系。 大卢舍那佛的凿造始于咸亨三年（公元672年），完工于上元二年（公元675年），整整用了三年时间。该大佛在龙门石窟中段偏南，像龛中刻有造像题记和造像碑文。造像碑文写道：河洛上都龙门山之阳大卢舍那佛龛记颖昌舞水沈隐道镌政和六年四月一日到此上石大唐高宗天皇大帝之所建也。佛身通光座高八十五尺，二菩萨七十尺，迦叶、阿难、金刚、神王各高五十尺。粤以咸亨三年壬申之岁四月一日，皇后武氏助脂粉钱二万贯。奉敕，检校僧西京实际寺善道禅师、法海寺主惠简法师、大使司农寺卿韦机、副使东面监上柱国樊玄则、支料匠李君瓒、成仁威、姚师积等，至上元二年乙亥十二月三十日成。调露元年乙卯八月十五日，奉敕于大像南置奉先寺，简名高僧行解兼备者二七人，阙即续填。创基住持，范法英律，而为上首。至二年正月十五日，大帝书额。前后别度僧一十六人，并戒行精勤，住持为务。恐年代绵邈，芳纪莫传，勒之颂铭，庶贻永劫云尔。 由此造像碑可知，大卢舍那佛龛是由高宗皇帝敕命所建，但却以武后捐脂粉钱二万贯为资，且开工日期与武后捐钱同时。由于这是一项功德深远蕴意非同一般的工程，高宗皇帝和武后对凿造的组织人员都作了周密安排，施工大使由韦机担任，负责检校和设计佛像规式的则是来自长安的两位高僧。大佛初成之后，他们又命在南侧修建了奉先寺，拟定了住寺僧人人数，并度僧充之。这些都充分表明了高宗皇帝和武后对这项宏大的佛教艺术工程的高度重视。 高宗皇帝和武后重视这项工程是有缘由的。特别是武后，她看重了大卢舍那佛的含义。卢舍那是梵文音译，意译为光明普照。卢舍那佛即报身佛。按佛教的说法，佛有无数，由觉悟和聚集功德而成就的佛体也有多身。一般来看，通常三身佛的说法比较流行。三身佛即指法身佛、报身佛和应身佛。法身佛称毗卢遮那佛，意为遍一切处，表示佛先天具有并能体现佛法，即以法身成佛，体现了佛法的本身，也就是将佛法人格化，用毗卢遮那佛的形象表现出来。报身佛称卢舍那佛，报身是以法身为因，经过修持而获佛果所成之身，是行为功德圆满能显现出佛法智慧的佛身。应身佛称释迦牟尼佛或释迦文佛，是佛的法身为随缘教化和超度众生的需要而应化显现的佛身，释迦牟尼的出生就是应身。在佛教典籍中，对卢舍那佛的赞誉之辞很多，诸如佛光净满、光明遍照、大慈大悲、如月如日、图兹丽质、鸿颜无匹等。武后在欣赏这些美好的赞誉之辞的同时，觉得卢舍那佛作为报身佛，是行为功德圆满并能显现出佛法智慧的佛身，最能和自己崇佛的内心相比附。她觉得自己就是卢舍那佛，自己就能够做到光明遍照、图兹丽质、鸿颜无匹、大慈大悲和如月如日。因为她已经是重权在握，功德已经圆满，有能力并有智慧做到普照天下。 不仅如此，武后还要通过卢舍那佛的造像来昭示天下，要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来影响和决定造像的艺术表现，要在造像的艺术表现中充分体现女性的神圣性。佛教传入中国后，造像艺术经过了由粗到细、由拙到雅的发展变化，魏晋南北朝的佛教造像，特别是卢舍那佛的造像，艺术表现多以凝重为特征，千篇一律，缺乏个性。在武后的影响下，龙门奉先寺的这尊卢舍那佛的形象突破了前朝造像的旧范，特别注意使其更加富于女性的特征及魅力。这种变化虽受造像艺术自身发展的趋势所影响，但不可否认该变化发生于武后生活的时代，与武后重权在握，提倡男女平等，以及喜欢张扬个性不无关系。这尊卢舍那大佛，面部造型凝聚了中国女性典型的容貌气质，丰满圆润的面庞，舒展秀丽的眉宇，温文沉静的目光以及无法掩饰的慈祥和蔼，无一不体现了楚楚感人的女性仪态。 诸史多以为龙门奉先寺这尊卢舍那大佛，就是按武后的模样雕造的。这一认识并非没有根据。中国古代佛教造像艺术自魏晋南北朝日渐隆盛以来，有些帝王就曾以自己为模特雕造佛像，如北魏文成帝就曾“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颜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子，论者以为纯诚所感”。既然古有先例，那么，以佛的化身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武则天皇后，为什么不能在不惜代价弘扬佛法的前提下，通过佛教艺术来表现自我和张扬自我呢？况且这种表现自我和张扬自我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 继大卢舍那佛龛之后，由于高宗皇帝和武后的重视，朝野僧俗为高宗皇帝和武后发愿造像者摩肩接踵，一时间伊水两岸伊阙之间，开窟造像蔚然成风。武后对此感到异常兴奋，因为这场轰轰烈烈地造像运动是按照自己设计的方案向前发展着。她比较关注僧俗信众为自己雕造了多少尊弥勒佛。 早在第一次入宫为才人时，武后便与弥勒佛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她为了消除寂寞的痛苦，寻求内心精神上的慰藉，曾在自己的寝室设龛供奉过弥勒佛。她欣赏原为菩萨的弥勒，先佛入灭后，上生兜率天内院，经数千岁后降生人间，于华林园龙华树下成佛。她特别向往弥勒佛的身份，因为该佛是三世佛中的未来佛。武后的这一心思，自然有人能捉摸得到。那个长安法海寺的惠简和尚，在监造大卢舍那佛的同时，在龙门西山中段偏北，先行雕造了一龛弥勒佛像，其题记为：“大唐咸亨四年十一月七日，西京法海寺僧惠简奉为皇帝、皇后、太子、诸王敬造弥勒佛像一龛，二菩萨、神王等并德成就，伏愿皇帝圣华无穷，殿下诸王福延万代。” 面对一龛龛弥勒佛造像在龙门石窟的不断竣工，武后的心里反倒产生了矛盾。这倒并不是她不愿意接受弥勒佛造像的蕴义，而是她觉得弥勒佛造像的艺术表现没有像卢舍那佛那样突出表现女性的特征。唐代的弥勒佛造像，并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肥头大耳的胖和尚，胖和尚作为弥勒佛造像，大约从五代宋朝开始，在这之前，弥勒佛造像作菩萨样，没有特色，没有个性，虽说是未来佛，但不能给人直接明了将要降临人世间的映象。武后想改变这一男性化十足的造像风格，但她又觉得大有难处。后来，她终于体悟到了，重要的是要掀起一股弥勒信仰崇拜的旋风，特别是在高宗皇帝身体每况愈下的时候。一旦形成浓厚的弥勒信仰的社会风气，稍有头脑的人就会从其中体悟到武后的真正用心，这便是十分明显的弥勒将继释迦牟尼而为未来教主的主题意识。 从此开始，一直到高宗皇帝去世之时，龙门石窟弥勒造像相续不断，这些造像多与武后相联系，如永淳二年（公元683年）一龛弥勒佛造像题记称：“……敬造弥勒尊像一铺，载雕因石，爰敞花龛。妙迹冠于刻坛，奇工逾于画叠。因心上愿，希升兜率之天；随佛下生，思近龙华之树。长离苦海，永固慈山。天衣拂而恒存，劫火燃而不灭。伏愿天皇、天后惟睿惟神，与慧日而恒明，将法云而并荫。十方国土，一切众生，俱值善缘，咸臻景福。”题记中“因心上愿，希升兜率之天；随佛下生，思近龙华之树”的铺白，表明了弥勒信仰的中心就是企望新的佛祖降临；而“伏愿天皇、天后惟睿惟神，与慧日而恒明，将法云而并荫”之辞，则是直接了当地把当朝皇帝和皇后相提并论，隐喻着他们二人就是当世的神明，就是已经降临的弥勒佛。 奉先寺大卢舍那佛的雕造，与弥勒造像相伴的弥勒信仰的不断兴起，都好象是在为武后的最后成功铺就道路。武后决心要以弥勒佛的身份降临人间。 历史也掀开了一个新时代的序幕。 第五章 大慈大悲的天后，禅让与退位风波。招揽高僧大德，高宗皇帝魂归大献福寺。弥勒佛降临的前夜。 咸亨五年（公元674年）八月，在武后的建议下，高宗皇帝正式下诏，追尊高祖皇帝李渊为神尧皇帝，其后称太穆神皇后；太宗皇帝为太宗文武圣皇帝，其后称文德圣皇后；高宗皇帝自称天皇，武后改称天后。同时，诏命改元当年为上元元年。 武后变成了天后。表面上看，这只是称呼的变化，皇后的地位没有变。但在实际上，这一称呼的变化，进一步确立了武则天的政治地位。同时这天皇天后并称，使她正式从帘后走了出来，与高宗皇帝并坐于太极殿，与朝臣面对面地处理政事。武则天非常看重从皇后到天后这一称呼的变化，这也是她多年垂帘听政引起诸多不便所必须解决的问题，从帘幕后到太极殿与皇位并列的天后宝座，大概只有几步之远；但是，这几步之远的距离，曾引起了诸多麻烦，更甚者使自己差一点被从皇后宝座上拉下来；还有，在帘幕后听政，曾引起了朝臣百官的纷纷抵触，尽管他们后来也都默认了听政的事实，并将这种事实称为二圣理朝，但是，毕竟在这种事实中，自己也还只是个陪衬。现在，有了天后这个堂堂正正的称呼，自己终于从帘后走了出来，可以正式面对朝臣百官，正式面对李唐王朝的整个天下。 从皇后到天后，武则天沉浸在异常的兴奋和喜悦之中，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兴奋与喜悦，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夫妻双双使用的庄严称号。这种称号的使用，等于向天下表明他们夫妻二人的统治与以往任何君主的统治有所区别。因此，被刚刚称为天后的武则天，要用行动来证明自己被称为天后是名符其实的，是无愧于天后这个称呼的。 她要显示自己的宽厚与慈悲。就在被称为天后不久，她建议为长孙无忌平反昭雪，由高宗皇帝正式下诏恢复长孙无忌的官职爵位，并命长孙无忌的曾孙长孙翼承袭赵国公的爵位，准予将长孙无忌的灵柩运回长安，使陪葬在太宗皇帝的昭陵。天后武则天非常清楚十六年前长孙无忌是为何被贬官赐死的，为此她的确不知暗地里诵了多少经、念了多少佛，来使自己内心得到平衡，来超度这位国舅爷。但是，在当时，那又是迫不得已的事，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要登上皇后的宝座，要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就不能心慈手软，否则就绝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结果。她庆幸自己当时能有那种先做魔鬼再成佛的心态。就是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她杀人也度人，终于得到了今天这样的地位。给长孙无忌平反昭雪，并不是这位新的天后在否定自己的过去，而是她要向天下表明天后的宽厚，表明天后的胸怀，表明天后的佛祖心肠。 这件事收到了异想不到的效果。 但天后并不是把眼光仅仅盯在她看来是些枝末的小事上，她要在大事上有所作为，要在大事上显示自己作为天后的价值。 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十二月，天后正式给高宗皇帝建议把《老子》作为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理由是老子乃李唐王朝的祖先，哪里有不学习祖先之书的道理，因此要在科举考试《孝经》《论语》等必读书目中加上《老子》。这件事看起来很平常，但亦是天后经过认真思考才提出来的。由于高宗皇帝和她的多年扶植，佛教的发展非常迅速，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实力，而道教表面上被排在佛教之前，但在实际上并不如佛教那样发达，加之高宗皇帝本人又偏重笃信道教，开始服食道士们配制的药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味地让佛教继续发展，道教徒们必然会起来抗争，就会引起三教间一场新的斗争，影响朝廷政治的稳定。所以，主动提高被道教尊奉的《老子》的地位，等于对道教的看重，当然这并不影响天后自己对佛教的崇信和利用，还可以把萌发的事态平息下去。这是天后当年从太宗皇帝那里学来的平衡三教的基本手段。 也就在这个时候，天后武则天正式公布了自己的政治宣言，这便是她向高宗皇帝上的所谓《建言十二事》。如果说当年武则天能从感业寺得以顺利入宫，除她与高宗皇帝的私情瓜葛外，主要是由于王皇后想用她来抵消高宗皇帝对萧淑妃的宠爱，以巩固自己的地位；武则天从昭仪升至皇后，是由于普通地主出身的官僚想借此来反击门阀士族集团的排斥。这个时期的武则天在很大程度上还处在一种很微妙的被动地位。那么，参与朝政，二圣理朝以及被称为天后，则是武则天苦心经营的结果。在这个苦心经营的过程中，她在唐王朝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逐渐得到了朝野的广泛支持，她在为这个结果感到兴奋的同时，也深深体会到在这个苦心经营的过程中，她是通过许敬宗、李义府这样的人才起到作用的，自己没有用人权，随着李义府因贪污被流放，许敬宗退休，她的一些主张只有靠直接面陈高宗皇帝才能奏效，即使是在所谓的二圣理朝时，朝臣百官面对的是高宗皇帝，并不是直接面对自己，她的身份只能是李唐王朝的皇后，在名义上不能直接干预朝政。 现在一切都改变了，天皇与天后并称，有了直接处理朝政的身份和地位了。所以，必须改变原来那种无名有实的状况，必须做到有名有实，提出自己政治主张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她要把当皇后二十多年来对朝政的认识，对治理国家的想法，对官场人事的经验，都要归纳和总结出来，要正式向天下宣告天后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这些便是天后武则天《建言十二事》出台的基本前提。《建言十二事》的内容如下： 一、劝农桑，薄赋徭； 二、给复三辅地； 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 四、南北中尚禁淫巧； 五、省功费力役； 六、广言路； 七、杜谗口； 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 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 十、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 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 十二、百官任事久，才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 这《建言十二事》大体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至五事为息兵、息役、轻徭薄赋；六至九事是关于政治风气和社会道德习俗；十至十二事是照顾中下级官吏和资深勋官的利益。 从第一个方面来看，其中心内容就是以道德化天下。即是以息兵息役和轻徭薄赋等为手段，推崇道德建设，以道德治天下。当然其中亦隐含着对佛教的推崇。高宗皇帝即位之后，曾先后对西突厥、高句丽和吐蕃大行用兵，收复了广大地域，设立了地方政府。但随着各方战事逐渐平息，国家进一步统一，无限制地推动战争已经不能继续下去，所以要及时调整国防战略方针，要在巩固边防的前提下，实现从积极进攻到积极防御的转变。国防战略方针一旦转变为积极防御，相应的就会减少兵役，就会实现轻徭薄赋。在这种情况下，就要靠道德来维系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所以要提倡和推崇道德教化天下这一基本国策。 第二个方面的内容，主要是清化政治空气，实现封建国家政治开明、道德净化。其中的“王公以降皆习《老子》”，是与以道德教化天下相呼应的，同时还寓意着各王公要按老子提倡的无为而治的思想，来指导校正自己的行为，特别是在天皇天后双双理朝的情况下，要学会无为而治。另外，“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的建议，是为了刻意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按古礼，父丧母在，孝子要为亡父着丧服三年，若母丧父在，则孝子只为亡母着丧服一年。天后武则天认为这不妥，要一视同仁，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 第三个方面的内容非常重要，特别是对刚刚从幕后走到前台来的天后武则天，意义非同一般。唐初由于统一战争的需要，大量招募军士，并按战功给以勋赏，得到勋赏的人被称为勋官。勋官虽不是职事官，没有具体职守，但享有朝廷赏赐的勋田，而且三至五品的勋官还可以参加职事官的铨选，合格者即可获得职事官位，二品以上勋官享有门荫世袭特权。但是，唐初也规定，凡战事结束或从军队中除役，特别是持有前方将军所发勋官证件的人，朝廷要审查，若有疑点则要收回证件，取消这些人的勋官特权。天后武则天提出“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意思是说在今年以前已取得勋官身份的人，朝廷不需再审查追缴他们了。“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意思是适当提高京官的俸禄，同时要求他们向朝廷禀报自己的收入状况，以备朝廷监察。唐初官制规定，读书人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做官，但没有通过科举考试的读书人也可以参加吏部组织的考试，通过者可在朝廷各府衙任为胥吏，称为流外官。这些流外官升到一定级别后，可以到吏部参加铨选，合格者可以获得做官资格，这被称为流外入流。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胥吏要通过每年一次的考课和三考一次的转选，才能一级一级地上升，更由于流外官也分为九品，三考一转选，如从最低一级开始，需要27年才能获得入流的机会。即使入流后，这些人的迁升也非常困难，而且一般不能担任高级官吏。同时，科举入仕者虽可担任高官，但录取很少，太宗皇帝时每年不足十人，高宗皇帝和武后时虽增加了一倍，平均每年也不过20人。所以，无论流内或流外，要想当官是相当不容易的。相反，那些贵族功臣，由于享有特权，垄断了通往高官的途径，使流内流外通过正常途径迁升的路子基本堵死。天后武则天提出“百官任事久，才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就是想改变这一现状，反映了中下层官僚和胥吏的普遍要求。 《建言十二事》的出台，从天后武则天的角度来看，其出发点固然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拉拢中下层官吏，特别是为自己的政治目标培育基础，但从客观上来看，她能抓住时代潮流，适时改变封建国家的国防战略方针，提出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大政方针和具有纲领性的行政意见，应该是她对现实情况的深刻理解和卓越政治才能的体现。 这是一个政治家成熟的表现。 史载天后武则天提出《建言十二事》后，曾于上元二年（公元675年）三月春日，亲率百官到洛阳邙山南麓祭祀蚕神，以示天后对农桑的重视。据传，她在按《建言十二事》中“南北中尚禁淫巧”的要求，使皇宫中少府监所属的南、北、中尚署管辖的官坊停止生产淫巧之物的同时，还禁止皇子、诸王及嫔妃在皇宫中使用高档奢侈物品，她本人也身着七破间裙，以示节俭。 高宗皇帝看到天后武则天的《建言十二事》后，非常满意，他不再计较武则天个人能力是否超过自己这些无法说清楚的事了，他为自己能有如此干练、睿智、果断的皇后感到高兴，也为太子李弘能有这样的母亲感到高兴。高宗皇帝没有犹豫，马上下令朝廷迅速执行《建言十二事》提出的各项主张。 这反映了天后的实力与影响已发展到全面张罗国家大事了。 天后武则天并没有忘记佛教。 虽然天后已经意识到了佛教作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其势力越来越大，并且大有独尊天下的趋势，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给予压抑，这便是她提高《老子》地位的基本原因。但是，她与佛教毕竟还是有感情的。压抑佛教是一个政治家的作为，但作为一个忠实的佛教信徒，或在佛门中生活过几年的人，打内心里来说还是无法剪断与佛教的种种联系或种种因缘的。不仅如此，天后武则天早就清楚地认识到了要想成为万众宾服的皇后，根本离不开佛教；要实现自己生命之路的顶峰，更离不开佛教。佛教是信徒的精神支柱，佛教也是政治家手中的一张牌。 早在正式被称为天后之前，身为皇后的武则天为了自己信仰的方便和宫内皇子、诸王以及嫔妃们崇信的方便，就在宫内扩大了太宗皇帝时就设置的内道场。她延请高僧大德主持内道场的法事活动，每当皇族喜庆之日，如生子、成婚、过生日等，或者是殡葬之期，都要使高僧大德在内道场作法事。内道场的法事活动庄严气派，使当时的佛门僧众都向往到内道场去主持法事活动。主持内道场的高僧大德，同时还遵皇帝和皇后的吩咐，出宫去主持以皇帝、皇后、皇子或诸王嫔妃名义进行的法事活动。这些高僧大德，实际上是帝王与宗教的联系人，他们能从宫中传递出皇族宗教生活的完整图景，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又是皇族成员宗教信仰的代言人。 这时，皇宫内道场的僧尼智运、真莹等人，奉命发起了武则天被称为天后之后的一场佛教功德事业，这便是在洛阳龙门雕造万佛窟。万佛窟内共雕造佛像一万五千余尊，各壁主尊分别为弥勒佛、观音菩萨及阿育王（优填王）。各壁题记分别祝愿天皇、天后、皇子、诸王子等“万劫千生，无亏供养”、“桑田碧海，永固归依”、“愿救法界苍生无始罪障，今生疾厄皆得消灭”、“愿无始恶，业罪消灭，法界四生，永断恶僧”、“从今生至成佛以来普作菩提，眷属誓相度脱”。万佛洞的造像布局与题记内容表明，这是继龙门惠简洞弥勒佛造像和奉先寺大卢舍那佛造像之后，高宗皇帝和天后武则天的又一项佛教功德事业，其间亦充分体现了天后武则天崇佛的真正目的。 如果把天后武则天这个时候的崇佛及利用佛教仅仅看作是追福、建寺、造窟、写经、度僧、施舍等，则还不够充分。天后武则天崇佛和利用佛教是一种无意识的意念，或者是潜意识的身心活动，因为她对佛法的理解比一般信徒更为深刻，佛教已融化到了她的血液之中，一切都是自觉和不自觉的。她的崇佛，不需专门刻意去追求，不需再吃斋念佛，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都是因缘造就的。 这一点，天后武则天自己也非常清楚。在对待佛教问题上，她再不需要张扬，再不需要诵经念佛，再不需要焚香祈祷了。她觉得佛教就在自己心中，一切都是随缘而动的，其中不需要做作，都是佛意所使然。从她当上皇后到高宗皇帝去世，在她的催促下，高宗皇帝频繁改元，大致共用了十三个年号，这和高祖皇帝、太宗皇帝在位期间只用一个年号完全不同。在武则天看来，改换年号是摒弃传统，是在不断创造新的标记，这也就是随缘。 永徽是高宗皇帝登基时用的年号，和武则天自己没有多大关系。但在永徽四年（公元653年）自己被从感业寺接回宫中，她即施展巧慧争宠，到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冬十月，王皇后、萧淑妃被废为庶人，自己荣登皇后宝座，次年废皇太子李忠为梁王，立自己生的儿子李弘为太子，显庆年号即由此而来。显者，示也；庆者，可贺也。这也不正应了“身宠君尊，当世显扬”的古语吗？这就是随缘。麟德年号的颁行，主要是由于太子李弘地位的完全确立。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太子李弘已经12岁了，在她的要求下，高宗皇帝诏“太子每五日于光顺门视诸司奏事，其事之小者皆委太子决之”。就在这时，河东绛州（今山西绛州）有麟现于介山，长安含元殿前亦有麟的脚印出现，故使高宗皇帝改元麟德，为“母以子贵，子以母显”张扬。这也不是随缘吗？在武则天与高宗皇帝的频繁改元中，始终闪现的是武则天的身影，而她本人也能够在这频繁改元中得到心理上的巨大满足，或者说有一种莫大的成就感。在她看来，这种满足和成就感，是她本人应该享受和领有的，因为这一切都是因缘造就。有因必有缘，自己无论采取什么手段什么方式播下的因，就必然要有结果，频繁的改元就是对这种结果的显现和张扬。所以，这一切都是随缘而动。 可以发现，天后武则天对佛家的因缘关系的认识，颇有独特之处。这便是她用因缘关系来证明自己一切作为的合理性。其实，她根本无须来证明，她自己也深知这一点，因为这种证明与其说是给天下人看的，倒不如说是调节和平衡自己内心的需要。天后武则天就是在这种需要不需要中继续她的因缘。 这些年来，她虽然参与朝政，但都是通过高宗皇帝和朝廷才能合法化的行使权力。并不能以皇后或天后的名义与高宗皇帝或大臣分权，更不能在名义上控制外廷。原先拥戴她为皇后的那班人马，死的死了，退的退了，已经没有多少实力了。在这种情况下，她又要广布自己的因缘了。这就是必须重新物色一批新的亲信力量。高宗皇帝按照旧例集中大量学者汇编前朝史料和整理儒家经典，给了她启发，自己为什么不能照此组织为自己服务的学者班子呢？于是从乾封元年（公元666年）起，武后便随缘而动，组织了听命于自己的学者班子。参加这个班子的人都是写文章的高手，大都担任记载实录言行的左右史或著作郎。武后以修撰为名，将他们召入宫禁之中，并特许他们由皇宫北门出入。当时皇宫分南北两个部分，南边为朝廷办事的地方，北边为后宫内苑，一般人是不允许出入北门的。武后特许这些人可以从北门出入，故这些人当时被称为北门学士。武后让这些人编撰了关于君臣大义的《臣轨》，制定了臣民行为规范的《百僚新诫》，恢复整理出了儒家礼仪说教的《乐书》，还编写了科技方面的《兆人本业》，以及整理注疏了西汉刘向的《列女传》等，这些书在当时朝野影响非常大，有些书甚至被确定为科举的必读书。武后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让这些北门学士进行学术研究，学术研究只是表面上的，实质上这些北门学士是武后的写作班子，开始时他们替武后起草奏章，研讨政策，批复文牍，后来就逐渐起到了中书门下宰相的作用。随着武后的权力逐渐扩张，这些人大都得到了重用，有几个还正式荣升为宰相。他们在以后武则天执掌政权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这种培植心腹亲信，为自己政治活动建立基础的行为，在天后武则天看来，也是随对于崇信佛家因缘说教的天后武则天来说，太子李弘的病逝，使她显得非常无奈。 太子李弘在父皇母后的呵护下已经成年了，他曾十分胜任地在监国期间管理各项政务，受到朝廷上下一致的赞许和拥戴，被公认为放心的接班人。高宗皇帝患病期间，曾多次说待太子磨练得差不多时，就将皇位禅让给他。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上元二年（公元675年）暮春四月，年仅24岁的太子李弘随天皇天后在洛阳合壁宫休养时，突然死在了宫中天后武则天的居所绮云殿。对此，诸史纷纭，多认为太子李弘是天后武则天鸩杀的，理由是天后武则天把太子李弘当作自己临朝称帝的直接障碍，且又知道高宗皇帝要将皇位禅让给太子，故先行一步，将太子鸩杀。为了给这一结论寻找根据，诸史还多认为太子李弘与天后武则天的关系一直较紧张等。 其实，这是一桩历史谜案。 太子李弘与母后的关系的确有些紧张，因为在腐儒顽愚的儒家经师的熏陶中成长起来的李弘，对崇信佛教的母后过于残酷的做法多有不满，但生性懦弱内向的性格，使他把这些不满完全隐藏在内心，从不表露出来。天后武则天对自己在感业寺生下的这个儿子，一直比较满意，她也能或多或少地觉察到长大后的太子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些不满，但她并不在意，她企盼太子能真正长成一个有资格接班的人，她对太子还是充满了希望的。因为这是一个母亲的本能，自己所做的一切不就是为了太子能顺利登基吗？这一想法与天后武则天想做人间弥勒并不矛盾。想成为弥勒佛的化身，拯救天下众生，只是她长期崇信佛教而悟出的人生目的与生命的意义，她由才人而为尼姑，由尼姑而为昭仪，由昭仪而为皇后，由皇后而为天后，这一切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她领悟到的人生目的与生命意义。但是，弥勒佛只能是一种理想，一种信念，是她长期宫廷生活和参与朝政争斗的精神动力。而且越是有所建树，有所作为，她就越觉得自己就是弥勒佛的化身，就是人间的弥勒佛了。但在现实中，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更大的企望。被称为天后之后，她觉得现实中的自己已经登上了生命发展的最高峰，已经做到了有史以来一个皇后所能做到和享有的一切了。所以，理想中的弥勒佛和现实中的天后，尽管还有很大差距，但武则天已经觉得二者已相差无几了，她必须顺从帝王传位与继位的规则，起码在这个时候，她还是这样认为的。 当然，她对太子李弘，这个自己在感业寺生下的长子，也有不满意的地方。记得咸亨二年（公元671年）时，她与高宗皇帝驾幸洛阳，留太子李弘在京师长安监国处理朝政。一天，李弘到后宫散步，发现了幽禁在后宫的他的两个异母姐姐，即萧淑妃生的义阳公主和宣城公主，这两个公主都已经是30多岁的老姑娘了，还没有出嫁。太子李弘对此有了自己的看法，因为他耳濡目染了母亲如何残酷的对待废皇后王氏和萧淑妃的，他不满母亲的这种残无人道的做法。为此，他满怀同情地奏请高宗皇帝，允许二位公主姐姐出嫁，免受不公平的待遇。当武后知道这件事后，非常气愤儿子的书呆子气。幽禁义阳公主和宣城公主，武后认为是报应，是她们为生母萧淑妃在消孽，是武后与萧淑妃恩怨所结的必然。太子李弘他就不明白这一点，同情也罢，怜悯也罢，这并不是他所能管的事，他应该把更多的精力用在监国处理政事上，根本不可以或不用操心母辈们后宫里的事。武后没有和儿子发生正面冲突，只是觉得这孩子善良有余而狠毒不够，必须再经过磨练才能挑起肩负社稷的重任。两位公主的命运当然也是因缘所定，武后随即就将她们二人嫁给了两位无名的禁军卫士。 在那个十恶不赦的贺兰敏之搅乱了太子李弘纳妃的事之后，武后又为儿子找到了新的妃子，这个儿媳便是高门士族出身的禁军大将裴居道的女儿。高宗皇帝和武后本人对这个大家闺秀的儿媳妇非常满意，觉得在配婚生子传宗接代方面再不用为儿子担忧了。但太子与裴妃成婚一年半过去了，裴妃却未能怀孕生子，武后非常着急，命太医全面检查了太子的身体，太医检查的结果使武后更为不安了，他们说太子身体有沉疴旧疾，不但生育有问题，就连生命也难说能维持多久。 太子李弘终于死了。但绝不是天后武则天鸩杀的。按史籍资料分析，太子李弘似乎是患了肺痨疾病，遇风寒后又急性发作而永诀人世的。当时，太医们还费了很大的功夫去抢救治疗，但终究无效。太子李弘过早地去世，高宗皇帝和天后武则天都没有预料到，尤其是这位嫡长子没有留下一颗龙种，岂不是要断子绝孙吗？作为母亲，天后武则天悲痛难胜，写下了《一切道经序》，来悼念自己这位早逝的长子，高宗皇帝更采取了一个不平常的举动，他下诏向朝廷宣布，谥李弘为孝敬皇帝，仿佛太子真的当过皇帝似的。 如果说太子李弘病逝是因缘所致，天后武则天是根本不赞同的，但她又是很无奈的，只能默默地面对这个现实，把悲痛埋藏在自己的心底，只能“心缠积悼，痛结心慈”，默默地诵经念佛来超度自己的儿子。 史载，太子李弘病逝后，高宗皇帝在如此沉重地打击下，身体更是每况愈下。说实话，高宗皇帝已经是心力憔悴难负重任了。他原来把希望寄托在太子李弘身上，想让他磨练一番后，将皇帝位禅让给他，谁知他一病而逝，使自己的希望落空。在这种情况下，他突然萌发了一种奇怪的想法，即自己先行退位，使天后武则天摄政，待新太子议立并培养一番后，再还政于太子，使其正式登基即位。这个想法中是否掺和了天后武则天的意见，很难说得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高宗皇帝的这一奇怪的想法中，起码体现了对天后武则天的绝对信任，以及对她为政能力的充分肯定。 高宗皇帝破天荒地提出让天后武则天摄政，并将此事正式交付宰相们讨论。这时在相位上的有张文瓘、戴至德、李敬玄、刘仁轨等多人，他们对高宗皇帝要使天后武则天摄政一事都噤若寒蝉，不敢置喙，唯有中书令郝处俊固谏以为不可，他慷慨陈词地对高宗皇帝说：“尝闻《礼经》云：‘天子理阳道，后理阴德。’则帝之与后，犹日之与月，阳之与阴，各有所主守也。陛下今欲违反此道，臣恐上则谪见于天，下则取怪于人。昔魏文帝著令，身崩后尚不许皇后临朝。今陛下奈何遂欲躬自传位于天后？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二圣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陛下正合谨守宗庙，传之子孙。诚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族。”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说，李唐王朝的天下是高祖太宗皇帝打下的天下，并不是你高宗一个人的天下，你若使天后摄政，就是把天下交给了别人。 宰相之外，中书侍郎李义琰也进言呼吁，力劝高宗皇帝“处俊所引经旨，足可依凭，惟圣虑无疑，则苍生幸甚”。这里又明确指出了要顾及天下苍生，不能自作主张。高宗皇帝一向重视外廷意见，看到让天后武则天摄政事遭如此激烈反对，便不再坚持，就此偃旗息鼓了。这件事表面上看并没有引起多大麻烦，而且李义琰因此还被高宗皇帝提升为宰相。但这次流产的事变却种下了天后武则天想做皇帝的心思。她看到了自己做皇帝的可能性，认识到了自己成为弥勒佛的理想和成为人间帝王之间的差距或许不存在，这就要求她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新的机会。 这次流产的事变，还无形中使天后武则天形成了一个标准，一个能够君临天下的标准。这个标准到底是什么，她自己一时也说不清楚，但她却从此开始拿这个标准去衡量将可能继位登基的儿子们。她已在内心做好了准备，一旦无人符合这个标准，自己就将作为弥勒佛的化身而君临天下。这也是这次流产事变给予天后武则天的最重要的启示。 不久，雍王李贤又被立为太子，即史称的章怀太子。当时后宫繁多如蚁的宫女们都传说李贤不是天后武则天的亲生儿子，而是她姐姐韩国夫人与高宗皇帝偷情的结果。对此，天后武则天也说不清楚。记得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十二月十七日，武则天拖着身孕顶风冒雪随高宗皇帝去谒拜太宗皇帝的昭陵，就在这一天，她生下了一个不足月的儿子，小婴儿生命垂危被急速送回长安救治。当她从昭陵返回长安，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送到了她的怀中。不过，就在这时，她听说胞姐韩国夫人也偷偷生下了一个儿子，但却夭折了。如果调换儿子是事实，天后武则天有可能被蒙在鼓里，或可能佯装不知，因为多一个儿子对当时的武则天来说，就多了一份争夺皇后宝座的资本。高宗皇帝对这个儿子却是宠爱有加，破开荒的刚满月就封了个亲王头衔。在天后武则天的四个儿子当中，李贤天份最高，小小年纪就能诵读《尚书》、《礼记》、《论语》等儒家经典，而且过目不忘，常常让高宗皇帝惊异不已，倍加钟爱。 22岁的李贤被立为皇太子后，高宗皇帝和天后武则天也就一门心思地去培养这个儿子，多次命他监国辅政。而李贤本人处事明审，积极有为，不仅言行符合一个储君的道德轨范，而且每次上朝也不觉得那些繁琐礼仪的苦闷和单调，表现出了比坐在自己上方的天皇天后更有耐心。这也就更使高宗皇帝和天后武则天欢喜无比。仪凤元年（公元676年），天皇天后特褒奖太子李贤，特许他召集一批学者注释校订《后汉书》等。然而，这一特许却成了太子李贤广集政治羽翼的借口，这些羽翼们还敢公然和武后的北门学士对着干。 这就违背了天后武则天内心深处的那个能够君临天下的标准。天后武则天慢慢地觉得太子李贤也越来越不顺从自己了，她为了训诫和控制这个儿子，也为了挽救母子感情，命北门学士那帮文人撰写了《少阳正范》和《孝子传》，专门送给太子去读，而且自己还多次亲笔写信规劝儿子。可能是李贤似乎也听到了后宫风传他是韩国夫人的儿子，若有所悟，更加重了他与天后武则天的对立情绪。当他收到《少阳正范》和《孝子传》的时候，便认定天后武则天已将自己视为不孝之子了，开始对母后怀有了戒心。 这时，一直崇信佛教的天后武则天，被一个名叫明崇俨的巫师所蒙蔽欺骗。这明崇俨来自洛阳城外的偃师，据说能用所谓气功医治百病，被高宗皇帝引入内宫，还封了个五品的正谏大夫。可能是出于骗子的本能，这明崇俨在掌握太子与母后有隙的情况下，神秘兮兮地向武则天预言她的三个儿子的前程。他认为李贤身为太子，但长了一副不堪帝位的穷相，而英王李显和相王李旦倒是有帝王的贵相。天后武则天当时并未相信这类胡诌。但消息传到太子李贤的耳里，他顿觉忧惧不安，十分痛恨这个明崇俨。几天后，这个明崇俨遇刺身亡，天后武则天便怀疑这是太子指使人所为。也就是在这时，有人告发太子颇好声色，与家奴有同性恋关系。武后由此便使高宗皇帝派员去东宫调查，结果在太子的马厩里发现了几百套盔甲，于是被断定为谋反的证据，加之东宫的宠奴在严刑逼问下承认自己受太子指使杀害了明崇俨。高宗皇帝对太子造反的罪行显然还是半信半疑，准备宽宥他。但天后武则天却认为：“为人子怀逆谋，天地所不容。大义灭亲，何可赦也？”这样，高宗皇帝被迫于调露二年（公元680年）八月下诏，废太子李贤为庶人，押回长安监禁，太子党羽全部被或杀或贬。不久，李贤又被押往巴州（今湖南岳阳）监管。高宗皇帝去世后，天后武则天便派人去巴州将李贤杀了。此乃后话。 废除太子李贤的悲剧症结所在，并不是他是否是天后武则天的亲生儿子，而是他被立为太子后的所做所为，从根本上违背了天后武则天内心形成并把握的那个君临天下的标准。这个标准看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却很难。君临天下的人，必须是弥勒佛的化身，既要有大慈大悲的心肠，又要有魔鬼蛇蝎般的狠毒；既要能杀人，又要能度人；既要有君临天下的威严，又要有怯懦无能的性格；既要有儿女情长，又要有铁石心肠。说穿了，要既是佛祖，又是魔鬼，是正义与邪恶集于一身的人，是光明与黑暗交织在一起的人。 天后武则天作为母亲，无论李贤是否是自己亲生的儿子，但30多年的母子情份，以及付出的养育辛劳，她都觉得对不起这个儿子。 她在为儿子的悲惨命运忏悔。 但她绝不会对一个皇太子的悲惨结果去忏悔！ 调露二年（公元680年）八月，高宗皇帝和天后武则天决定立英王李显为皇太子，改元当年为永隆，并大赦天下。这李显初名李哲，也就是当年受玄奘法师戒的那个佛光王，被封为太子后即改名为李显。这李显被立为太子实属幸运，自己也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好象是一只无形的巨手将他推上了太子宝座。他还沉浸在这个意想不到的幸运的喜悦之中。 这时，天后武则天已经57岁了。 大约从咸亨年间（公元670年至674年）开始，高宗皇帝的身体越来越差，除头晕目眩之外，又患上了风疹病，这就为武后处理朝政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因为身体有病，且每况愈下，高宗皇帝便不断听信身边人的建议，延请道士为自己治病，并按道士要求开始食服饵药。当时身为皇后的武则天也投其所好，不断召请道士入宫，为高宗皇帝治病。在这种情况下，高宗皇帝本人开始对道教越来越感兴趣，而对佛教则越来越冷淡。他给道教的始祖老子增加了许多显赫的新头衔，命令各州资助建立道观，汇编道教经典，并把道士归于皇家宗正寺的管理之下，正式承认皇室与老子之间虚构的亲缘关系等。这一切，似乎向天下表明高宗皇帝及武后要放弃佛教了。其实不然，这只是一段插曲，一段围绕主旋律的变奏曲。 当时的皇后武则天十分明白这段变奏曲出现的意义。除高宗皇帝个人原因之外，客观上这些年对佛教的尊崇，使佛门的高僧大德们忘乎所以了，他们曾几次提出不服从世俗法律、佛门弟子的地位要高于道士、佛教沙门可以接受父母及尊长的礼敬、高僧大德可以不向皇室成员致敬等问题，不但引起了佛、道的激烈冲突，而且还大有目空一切的姿势。这是高宗皇帝及武则天特别不能容忍的。尤其是武则天，作为佛教的忠实信徒，她希望佛门能隆盛发展；但作为一个皇后或政治家，她只是在利用佛教而已，只是为了更好地利用，所以才促使高宗皇帝去扶植佛教，自己也表现出了归心佛乘的姿态。但是，佛教的发展，必须要遵循一定的原则，要服从朝廷，服从皇帝，更要服从自己的安排，绝不能无原则地发展，更不能目空一切。当年武则天作为才人侍奉太宗皇帝时，太宗皇帝就是这样对待佛教的。因此，武则天认为抬高道教压一压佛教的气势是非常必要的。 当然，这些都没有影响武则天对佛教的一贯态度。她在压制佛教的同时，还在通过佛教来祈福、树功德、种福田。高宗皇帝及皇室成员也都没有放弃对佛教的尊崇。 从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开始，到弘道元年（公元683年）年底高宗皇帝去世时，高宗皇帝和武则天为佛教建寺的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这个期间，他们共在长安和洛阳两地敕命所建的寺院有太原寺（咸亨二年，公元671年）、千福寺（咸亨四年，公元673年）、光宅寺（仪凤二年，公元677年）以及福先寺（上元二年，公元675年）等，其中太原寺是武后为亡母杨氏夫人追福所建，就是在修建这所寺院时，她既超度亡人，又下令贬杀了那个贺兰敏之。而光宅寺的修建，却是因为一段离奇的传说。 光宅寺位于长安皇城东宫墙外大明宫南的光宅坊。当时有一个看风水的阴阳先生说，光宅坊有一股吉气，直冲云天。高宗皇帝和武后闻知后，便令人在此地开掘，不久便掘得石函一个，函中存有佛舍利骨万余粒。高宗皇帝和天后顿觉奇异，便命在此地建光宅寺。光宅寺建好后，为了安置石函中的佛骨舍利，天后武则天又命在寺中建七宝台以存放那些舍利。据载，这七宝台甚是宏伟，登上七宝台，长安城尽收眼底，成为当时长安城中的一大景观。传说七宝台底层还存有名画家吴道子的名画，一时观瞻者不可胜数。 除两京之外，全国各地大肆兴建寺院也并没有停止，而是愈加兴盛。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五台山寺院的修建。五台山位于并州（今山西）境内，属北岳恒山山系，由五座山峰环抱而成，方圆数百里。这里层峦叠障，五峰高耸，峰顶平坦宽广，犹如垒土之台，故称五台山。其东台称望海峰，南台称绵绣峰，西台称挂月峰，北台称叶斗峰，中台称翠岩峰。五峰的形状，被前人喻为东台如立象，南台如卧马，西台如孔雀舞，北台如共命鸟，中台如雄狮。五台山东、北、中、西四台并列成一弧线，相距较近，唯南台较远。五台山也被称为清凉山，到唐代时已被佛教比附为文殊菩萨显灵说法的道场。在晋译佛典《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二十七《菩萨住处品》中，有“东北方有菩萨住处，名清凉山。过去诸菩萨常于中住。彼现有菩萨文殊师利，有一万菩萨眷属，常为说法”的记载。为了寻访这一记载的真实性，高宗皇帝曾于龙朔年间（公元661年至663年）派京师长安会昌寺僧人会颐与内侍掌扇张行弘等人，前往五台山“检行圣迹”，并绘制了五台山图记小帐，编写了《述略记》一卷，带回长安，禀报高宗皇帝和武后。 武后对文殊菩萨显灵五台山道场的传说十分感兴趣，她在观览五台山图记小帐和《述略记》后，又专门把会颐等人请入后宫，详细询问了五台山的圣迹情况，并表示一定启奏高宗皇帝，使重视五台山的寺院营建。当时的武后留意五台山和文殊菩萨，在一定程度上是她对文殊菩萨的名号和象征性感兴趣。按佛教说法，这文殊菩萨，全名为文殊师利，略称文殊，意为“妙德”或“妙吉祥”，是佛祖释迦牟尼的左胁侍者，专司智慧。他顶结五髻，手持宝剑，表示智慧锐利。其像多骑狮子，寓意智慧威猛。尊崇文殊菩萨，在当时的武后看来，就是追求智慧，追求威猛，追求锐利果敢，因此她对五台山特别感兴趣。 在武后的建议和怂恿下，高宗皇帝于咸亨三年（公元672年），命一位名叫俨的禅师在中台建造了一座寺院；次年，又派玄奘的弟子窥基共五百人前往五台山，在中台又建造了一座寺院。也就是在这一年，并州僧俗信众发现高宗皇帝与武后高度重视五台山寺院的营建，主动集资雕造了一座铁塔，大约有一丈多高，送至五台山，置放于窥基所建寺院中。经过这段时间的营建，五台山作为佛教胜地，初具了规模，奠定了五台山后来成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并名扬海内外的基础。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由皇后变为天后的武则天，并未忘记广泛招揽高僧大德的行动。招揽高僧大德的目的，表面上看或是召入宫中供养，或是使其翻译佛典，或是为高宗皇帝、为自己以及诸皇子公主祈福；但在实际上，武则天并不是仅仅把这项活动的目的放在表面上，她是在以招揽高僧大德的形式，为自己集聚社会力量的支持，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 咸亨四年（公元673年），武后召万回禅师入宫供养，并以皇后名义赐万回禅师锦绣袈裟一领。这万回禅师在当时甚为神异，传说贞观年间玄奘法师从西域归来时，曾对人们说起自己在天竺（古印度）遇到的一件事。玄奘法师在天竺见有一石藏寺，便虔诚地进去礼拜，但进去之后，只是一间空房，因而问住持该寺的高僧大德到哪里去了，人们告诉他说，这个寺院的住持和尚因缺席法事，被罚到东方去了，那个地方的国名叫震旦，地名叫阌乡，离天竺这里有万回之远。玄奘法师归国后，听说有一神异之人叫万回，又是虢州（今河南卢氏）阌乡人，自幼白痴不语，父母也觉得很不吉利，而且还常常被其他儿童欺侮，也不与之争斗，但他一开口说话便说自己是佛门释子，名叫万回。传说这个万回在出家前，不知寒暑冷暖，见贫不欺，见富不恭，东西狂走，终日不息。大约在十岁左右，其兄被朝廷征召远戍安西（西域，今甘肃、新疆大部地区），去了之后很长时间无有音讯，母亲甚是挂念，经常在家里烧香拜佛，为子祈求平安。万回见母亲如此虔诚，便对母亲说：吾兄极是平安，根本不用您担心。说罢，将母亲供佛的素斋打了个包裹，出门去了。到了晚上，万回手持其兄书写平安的家信回到了家，母亲甚为惊异，不敢相信万回已是去了安西一趟。后来其兄返家，说起这件事，详细叙述了弟弟万回远来安西，兄弟见面并吃了素斋的情况，全家人都感到惊异不止。不久便使万回受戒出家，归依佛门。 玄奘法师听说了这个万回的各种传说后，便亲自登门去拜访。这时的万回还没有出家，只对母亲说：快准备素斋，有大和尚来访。母亲还没有准备好，玄奘法师已到家门口了。万回见到玄奘法师后，便随便问起了天竺石藏寺的情况，所问问题犹如亲自到过那里一样，玄奘亦是感到奇异。最早将万回神异的消息传给武后的就是那个道术之士明崇俨，他不止一次地向武后说起万回的神异情况，并十分肯定地说万回是一个神僧。所以，武后才将他召来后宫供养起来。 同年，武后在宫中听说洛阳佛授记寺高僧德感和尚仪容瑰丽，学业精赡，便使高宗皇帝将其召入宫中，要以翻经大德的重任使其参加两京佛典译场工作。这德感和尚十分清楚高宗皇帝和武后对自己信任的真正用意，便不遗余力地为两京各大译场服务，亲自组织了多部佛典的翻译，受到了高宗皇帝和武后的高度赞扬。高宗皇帝还特授这位佛门大德为昌平县开国公，食邑三千户。武后亦作赞称颂他：“河汾之宝，山岳之英，早祛俗累，夙解尘缨。缁门仰德，绀宇驰声。或亚龙树，爰齐马鸣。”其中龙树、马鸣是古印度的佛学大师，他们分别在公元一世纪和三世纪为振兴佛教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中可以看出武后对德感和尚的极高评价。 上元三年（公元676年），中印度僧人地婆诃罗来唐，次年上表请求译经，并保证按玄奘法师厘定的标准翻译。高宗皇帝和天后武则天对异域和尚有如此弘法热情大加赞赏，不久便亲自在后宫召见这个地婆诃罗，该僧对高宗皇帝和天后能亲自召见自己倍感荣幸，并当场为自己取汉名为日照，寓意身受阳光普照。这就更博得了高宗皇帝和天后的欢心，准其在西京长安太原寺、广福寺和东都洛阳大福先寺设立译场，并先后命道成、薄尘、嘉尚、圆测、灵辩、明恂、怀度和复礼等和尚，参与日照译场的译经活动。日照译场的繁荣景象犹如当年玄奘法师译场一般。 永淳元年（公元682年），长安大慈恩寺窥基和尚去世，高宗皇帝和天后特下诏命天下各寺院均度五人，为窥基追福。这窥基和尚乃玄奘法师的大弟子，俗姓尉迟，是唐王朝开国大将尉迟敬德的侄子。传说他原并未出家，玄奘法师东归后，见其大有佛缘，便邀其出家，引为自己的上首弟子。窥基在师事玄奘的时间里，一直参加玄奘译场的工作，并深受玄奘赞誉。他还曾与玄奘一起，数次入宫为皇后嫔妃诸皇子祈福作法事，特别是他参与了玄奘法师为佛光王李显的剃度仪式，深得当时的武后赏识。玄奘法师去世后，窥基多年来一直主持译场的工作，成绩蜚然，且继续与皇族及武后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晚年，他闻听武后喜弥勒造像，便发愿为武后造弥勒像一躯。在造像过程中，他每日对像诵菩萨戒一遍，并发愿武后生兜率天。传说像成之时，弥勒佛像通身发光，灿然可观。他奉敕在五台山率五百僧营造寺院时，曾造玉石文殊菩萨像一尊，为表虔诚，造像之时，他用金笔撰写《般若经》。文殊菩萨像落成之时，亦是神光大发。如此看来，这窥基和尚与高宗皇帝及天后武则天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下诏度僧来超度他，自是有其感情成分在里面。 从武则天荣升天后开始，高宗皇帝与天后武则天就在这建寺、度僧和招揽高僧大德中，不断深化着他们与佛教的因缘关系，尽管其中曾发生过废立太子等政治大事，但并没有影响到他们从内心对佛教的尊崇。 也就是在这十几年中，高宗皇帝的身体更是每况愈下，走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 永淳二年（公元683年）十月，高宗皇帝和天后武则天驾幸嵩岳之奉天宫。十一月三日，高宗皇帝突然病情加重，天后武则天急召御医赴奉天宫救治，御医用针刺治理后，高宗皇帝病情稍有缓和。该月下旬，高宗皇帝在天后的呵护下，返回东都洛阳。十二月四日，高宗皇帝又突然间感觉胸中气逆，连骑马都很困难了，急召朝臣百官到寝殿前听敕，改元当年为弘道。 当晚，高宗皇帝长逝于洛阳宫贞观殿，终年56岁。高宗皇帝遗诏太子李显于灵柩前即皇帝位，裴炎辅政，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可请天后定夺。几天后，太子李显即皇帝位，称唐中宗，尊天后武则天为皇太后。当时，因为太子李显新立为中宗，居于高宗皇帝之丧，不能立即处理政事，故政事多取决于太后武则天。 对于高宗皇帝的死，武则天甚为悲痛。 追昔抚今，一幕幕往事都闪现在她的眼前。当自己还是太宗皇帝的才人时，在深宫中孤苦伶仃，寂寞难耐，只好诵经拜佛，就在这时，身为太子的李治向她投去了热情的目光，使她真正享受到了爱情的欢愉；当她被遣送到感业寺为尼，每日青灯黄卷时，又是这个新即位的高宗皇帝向她展开了温暖的胸怀，把她从绝望中带回了金壁辉煌的皇宫；在返回皇宫以后，高宗皇帝又帮她有意无意地击败了众多的对手，包括感情竞争对手和政治竞争对手；还是这个高宗皇帝，在帮她确立皇后地位后，还让她参与朝政，多少大事都征询她的意见，使她在朝臣中乃至普天下民众的心目中，树立了光辉的母仪形象。没有高宗皇帝，自己就不可能当上皇后乃至天后，就不可能获得象今天这样尊崇的地位。 皇太后武则天在悲痛中回忆，在回忆中又倍感悲痛。她在悲痛中终于感觉到了自己与高宗皇帝的因缘已尽，她要为这位比自己还要小四岁的亡夫竭尽所能来做几件事。 她决定要为高宗皇帝修建一座富丽堂皇的陵墓，来报答数十年来夫妻恩爱的感情。高宗皇帝死于东都洛阳，而高祖皇帝和太宗皇帝都葬于长安北塬。高宗皇帝在东都临死前，曾对侍臣及天后武则天讲：“天地神祇若能延长我一两个月生命，我还能回长安，即使死了也没有什么遗憾了。”实际上是想魂归长安，与列祖列宗同宿于长安北塬。皇太后武则天决定按高宗皇帝遗愿，把他葬于长安。但是，这事却遭到许多臣僚的反对，尤其是新科进士陈子昂，认为关中地狭，又遭荒馑，既不能供送葬千军万马的食宿，又无法征调采石造陵的力役，如果要使大驾长驱西进，势必会造成新的社会危机；而东都富庶，人杰地灵，风景秀丽，嵩邙地运，帝王图迹，纵横左右，是设置陵寝的最佳之地。皇太后武则天亲自召见了陈子昂，称赞他的文章写的好，夸奖他很有才气，但没有接受他的建议，坚持遵奉高宗皇帝遗愿，使其灵柩西返。同时，皇太后武则天还决定高宗皇帝的陵寝要采用因山成陵的方式建造，这样既高大雄伟，坚固牢靠，又多省力役。在皇太后武则天的坚持和策划下，朝廷卜陵使经过认真比勘，最后选中了渭北的梁山，因梁山位于长安西北的乾字位上，故为高宗皇帝将要营建的陵寝被称为乾陵。 准备工作就绪后，皇太后武则天便命吏部尚书韦待价代理宰相，任山陵使，前往梁山监造。韦待价发兵民十万破土动工，经过半年时间，基本完成了乾陵的营建工程。韦待价主持修建的乾陵，重城森然，宫阙林立，肃穆庄严，气派非凡。图纸上报皇太后武则天审览后，完全符合她的心愿。 为了给亡夫追福，皇太后武则天命在长安建大献福寺，并准度僧200人，以充该寺。大献福寺是高宗皇帝去世百日后创建的。皇帝去世后建寺追福，在当时并非定制，但为了给亡夫追福，超度他的亡灵，皇太后武则天还是决定要为亡夫创建佛寺一座，以表达自己内心的感情。 大献福寺选择在长安朱雀门外开化坊中刚继位为帝的李显宅院的西园。这西园原为隋炀帝萧皇后之弟萧瑀的旧宅，隋末战乱被废。高祖皇帝登基后，任萧瑀为尚书左仆射，即将西园归还于他。后萧瑀的儿子萧锐娶太宗皇帝长女襄城公主，太宗皇帝诏命另为驸马与公主修建府第，但襄城公主雅有礼训，恪守妇道，上奏太宗皇帝不愿使朝廷花费钱财另起府第，决定住萧氏西园，太宗皇帝遂改萧氏宅院西园为驸马府。萧锐在太宗皇帝朝，历任太常卿、汾州（今山西汾阳）刺史，但不幸英年早逝。他死后，襄城公主又再嫁左屯卫将军姜行本之子姜简，这萧驸马府第即变成了姜驸马府第。后襄城公主去世，高宗皇帝诏命陪葬太宗皇帝昭陵，萧氏后人即将西园产业收回。20多年后，朝廷出钱将西园从萧氏后人手中购得，作为英王李显的王府。后章怀太子被废，李显立为太子，其府即空置闲待，但被人们传为“潜龙旧宅”，是一块风水宝地。 隋唐时期虽无帝王去世建寺追福的制度，但却有此习惯，这自然是当时皇帝与民众大都归心佛乘，佛教盛行于世的结果；同时，当时也有帝王即位后舍宅为佛寺的习惯。就这样，按照皇太后武则天的要求，长安城中少了一座王府，却多了一座皇家寺院，这便是为高宗皇帝追福的大献福寺，后又改称大荐福寺。这大荐福寺的规模相当大，既为帝王旧宅，又改建为皇家佛寺，况且又是为高宗皇帝追福所建，规模自然不会太小。仅就皇太后武则天准度僧200人充寺来看，与当时其他皇家寺院相比，大概差别不会太大。当初高宗皇帝为其母文德皇后追福敕建的大慈恩寺，度僧300人充之，共有十余院，计1897间房；高宗皇帝和武后所建西明寺，有十座院落，殿堂屋舍4000余间，亦度僧300人充之。与之相比较，这大荐福寺的规模定会不小。 新建的大荐福寺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寺院，二是塔院，二院隔街相望，甚是华丽辉煌。塔院之塔，即今西安小雁塔。由于大荐福寺是皇太后武则天为亡夫高宗皇帝追福所建这一因缘，该寺后来在长安佛教众多寺院中地位显赫，特别是20年后，唐中宗皇帝李显复位后，敕命进行了整修和扩建，中宗皇帝本人也多次驾幸这个由自己旧宅为亡父追福改建的寺院，还在寺院内慨然赋诗，使百官奉和，从中可见其地位显赫之一斑。大荐福寺从中宗皇帝之后，逐渐成为长安佛教译经的中心译场。此乃后话。 高宗皇帝仙逝后，灵榇先殡于洛阳乾元殿之西阶，皇太后武则天及中宗皇帝以下，皆披麻戴孝，按时就位哭祭。次年五月，皇太后武则天欲亲送高宗皇帝灵柩西归，群臣谏阻，乃命刚代兄即帝位的睿宗李旦护柩西返。当高宗皇帝的灵柩在一片哭声中离开东都洛阳时，武则天流泪了，她多么想亲赴关中葬埋亡夫啊！但为了防止政局动荡，她还是把自己的心愿深深地寄托给了佛祖释迦牟尼，寄托给了弥勒佛，寄托给了大卢舍那佛，寄托给了自己的内心深处。她在洛阳宫中召佛门高僧大德为亡夫送行大办法会，她身着缁衣素缟，带头诵《佛说盂兰盆经》，当她诵念到佛弟子目连看到自己死去的母亲在地狱里受苦，如处倒悬，求佛祖救度时，不觉失声恸号起来，在场的高僧大德及百官臣僚亦放声号啕，一片悲痛，惨不忍睹。 且说高宗皇帝的灵柩运回长安后，因葬期未至，乃殡高宗皇帝灵柩于太极殿西阶，接受长安官吏的吊唁。到了高宗皇帝殡葬之日，皇太后武则天虽身在洛阳，但心却早已飞到了渭北之梁山乾陵。这时的武则天，“肠与肝而共断，忧与痛而相寻”，亲自撰写了《高宗天皇大帝哀册文》，命放置于高宗皇帝的榇棺之前随葬于陵墓之中。这个哀册文约1200余字，字字句句都浸透了武则天对亡夫的深切怀念和眷恋。她叙述了高宗皇帝的圣德和功绩，用沉痛的语调倾诉了高宗皇帝去世后的复杂政局和自己的悲痛心情，还用遗憾的笔调说明了灵驾西返和自己不能送终的原因。整个哀册文凄怆悲切，读后使人怆然而涕下。 就是在这凄怆悲切的日子里，皇太后武则天将亡夫高宗皇帝葬入了乾陵，做了她应该做的一切，如建陵、建寺、度僧、哀悼等。这是一个年过60岁的老妇在极度的悲痛中所做的，为此，她几乎是心力竭尽，一切都是为了了结自己与亡夫数十年恩爱有加的因缘。 与此同时，她还要用自己心目中的那个标准来衡量继位的儿子们是否能担负起人间弥勒佛的重任。 继位的中宗皇帝李显，乃高宗皇帝第七个儿子，在皇太后武则天所生诸子中排行第三，也就是那个被玄奘法师授戒封号的佛光王。永隆元年（公元680年）八月，原皇太子李贤（章怀太子）被废后，李显继立为太子。弘道元年（公元684年）十二月，高宗皇帝驾崩，两天后，李显即位于灵柩前，改元次年为嗣圣元年。 中宗皇帝此次在位前后大约四十余天，就被身为皇太后的武则天废黜。关于中宗皇帝此次被废事件，诸史纷纭，莫衷一是。多以为武则天废中宗是为了独揽大权，以便日后改唐为周。其实，中宗被废的直接原因是因为他独断专行，把李唐社稷江山当儿戏。史载中宗皇帝继位后，首先应该居高宗皇帝之丧，政事应由母后武则天临朝处置。但他即位后，把居丧之礼扔到了脑后，一下子就跳了出来，先是册封其妃韦氏为皇后，再要以岳父韦玄贞为宰相，还要给自己乳母的儿子封五品官。当朝宰相裴炎乃高宗皇帝的托孤大臣，他站出来不同意中宗皇帝如此急风火燎的做法，当面与中宗皇帝争辩。气急之下，中宗皇帝大声说道：“我难道不能把天下恭手让给韦玄贞？现在给个宰相有什么不可以的？”裴炎听了这话，非常害怕，便将此事向皇太后武则天作了报告。 武则天听了这事后，非常生气，觉得自己的儿子真是太令她失望了。亡夫高宗皇帝的丧葬事宜还未办完，继位的儿子放下这头等大事不管，反而为自己的岳父谋官，拉拢培植自己的亲信，真是不成体统！这样的儿子，能堪任国君吗？能成为人间的弥勒佛吗？武则天在这一连串的问号中，陷入了深思。她首先思考了李唐王朝在高宗皇帝去世后面临的政局。这几年来，周边少数民族反叛骚扰事件频繁发生，内地逢自然灾害使“菽粟不稔”，高宗皇帝去世后使朝局又起动荡。在这种情况下，新君要能够维护大唐帝国的统一版图，稳定政局，战胜自然灾害，恢复和发展生产，同时还要办好高宗皇帝的丧葬事宜。而这个不肖之子，不但不考虑朝廷大事，反而封官许愿，拉拢朝臣，如此下去，就会断送大唐的江山社稷。武则天还认真思考了这个新君儿子的能力。她反复比较觉得，这个儿子论德行才艺，都比不上长子李弘和次子李哲；和他的弟弟豫王李旦相比，也相差甚远。被立为太子，是论资排辈才将他推到了前台。立为太子后的三四年里，高宗皇帝和她自己也多次设法培养，但他依旧是“颇事游畋”，荒于政事。到现在的如此表现，真可谓朽木不可雕也！ 这时的武则天突然想起了高宗皇帝的遗言，他说：“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听天后处分。”这不表明高宗皇帝不放心李显吗？这也不就是说自己可以取而代之、以弥勒佛的化身降临人间吗？李显的无能和独断，点燃起了武则天在当年高宗皇帝欲使她摄政时种下的君临天下因缘之火。她觉得自己有能力君临天下，有能力成为弥勒佛的化身降临人间。但是，目前她只能让这个希望之火在内心中燃烧，因为她还有一个儿子，如果这个儿子再不能身堪重任的话，那么她就当仁不让了。 经与裴炎等人“密谋废立”后，嗣圣元年（公元684年）二月六日，武则天在洛阳宫乾元殿召集百官议事，中宗皇帝高坐于宝座之上，等待百官的朝拜。这时，裴炎与中书侍郎刘袆之、羽林将军程务挺及张虔勖等带兵入殿，宣读了武则天废黜中宗皇帝的诏令，左右侍臣奉诏将中宗皇帝从宝座上拉了下来。中宗皇帝很不服气，质问道：“我有何罪？”武则天回答说：“你想把天下让给韦玄贞，怎么能说无罪？”就这样，中宗皇帝被废为庐陵王，幽禁于别所，后又贬于房州（今湖北均县）。 中宗皇帝李显被废当日，武则天又立四子李旦为睿宗，诏命改元当年为文明元年。 这睿宗皇帝李旦，少而聪慧，为人也较为随和。对于自己能越过太子位而直接当上皇帝十分惊恐，但很快就明白了其中的微妙之处。所以，他即位后，即下诏废中宗儿子皇太孙李重照为庶人，把裴玄贞流放到了钦州（今广西钦州），立自己的长子永平郡王李成器为皇太子，之后便投身于亡父高宗皇帝的丧葬事宜中，把政事交给了母后武则天去处理，自己甘心当一个傀儡皇帝。 在这一点上，睿宗皇帝李旦是精明的，这是他内心深处经过计算得出的最好的结论。因为他亲眼看见了三个哥哥与母后合作所遭遇的悲惨命运，所以他不能不提防母后，不能不把做皇帝看作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他为自己选择了这种在危险中求生存的方式，即他可以做皇帝，但一定要徒有虚名；要保全性命，就不能参与朝中的任何事，就必须彻底甩开手。这样，才能避免与精明的母后的直接冲突，自己的生命也才能安全。事实证明李旦的选择是正确的。 此时的武则天，深感承袭李唐王朝的大业也是非己莫任了。文明元年（公元684年）八月，高宗皇帝的丧事办完之后，她打算让睿宗皇帝临朝理政，试试他的才干，自己依然居后台辅助。但是，睿宗皇帝一再退让，说自己的能力有限，难以应付复杂的政局，请母后继续处理政事。武则天从其中发现了这个儿子的良苦用心，同时也感觉到这个儿子与她心目中的那个标准仍然是相去甚远，既然走到了这一步，武则天认为没有退路了，只有自己来当这个降临天下的弥勒佛了。促使武则天最终下此决心的另一个原因，是她的那些政敌们正在汇集力量，窥视方向，等待时机，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说实话，要使自己的这个儿子去应付即将爆发的政治风暴，的确是难为他了。既然是那些政敌由于不满自己长期参与朝政决断大事才要引发争斗，说明这个因缘是因为自己而结下的，那么，还是由自己来了结这一因缘吧！ 武则天铁心要临朝称制了。 她继续认为这是佛祖释迦牟尼的安排，是自己一生与佛结缘的必然结果，也是自己一生广行善事、广种福田的最现实和最好的报应。当然，她也明知临朝称制的困难，知道这将会引起怎样的后果。但她却充满了信心，她要用她全部的才能来治理这个天下，使国家富强起来，使民众生活丰泰，来报答高宗皇帝的顾托之重和睿宗皇帝的推戴之诚，也报答佛祖造就自己以弥勒化身拯救众生的因缘。 当然，作为一位母亲，她也曾不忍心对儿子们下如此的决心。回想起来，长子李弘的郁闷病逝，次子李贤的被贬杀，三子李显的被废黜外贬，四子李旦今宿于袖手之中，不敢出来挑头。这一切，都是一个母亲的罪过。在这个过程中，武则天曾多次扪心自问过，不止一次地想把对准儿子们的屠刀放下。但是，她又不能这样，这些不堪重任的儿子们，都不能使她满意。或许把他们或贬或杀才能使他们彻底解脱，因为他们都不具备君临天下或作为弥勒佛的化身降临天下的资格。她自己虽然老了，一生复杂的经历和处理朝政的经验却不被一个个儿子看重，他们坐上皇帝宝座或者还未坐上皇帝宝座时，就要抛弃自己的母亲了，这是根本不能允许的。佛经上讲，佛祖释迦牟尼前世曾为一国之大臣，该国国王嫌弃老人，凡人老者均遭遗弃，而这位大臣不忍心自己的老父被遗弃，便在家中掘得一洞藏老父于其中，后这位大臣的父亲为国王解开了无数难题，终使该国国王免遭杀身之祸，这位大臣也因尊奉和孝敬老父而终得成佛。武则天曾把自己比作那位富有智慧的老父，但自己的儿子们都不能和那位成佛的大臣相比。既然这些儿子们都没有立地成佛的根机，那么，何不自己取而代之而立地成佛呢？ 武则天就是这样从痛苦中解脱了出来，从一个母亲的负罪感中解脱了出来。 现在，她真的要做弥勒佛了。 文明元年（公元684年）九月六日，皇太后武则天临朝称制，恢复天后尊号，改元当年为光宅元年，并大赦天下，奖励办理高宗皇帝丧葬事宜中的功臣。她在《改元光宅敕文》中说：“精励为政，克己化人。使宗社固北辰之安，区寓致南风之泰。以斯酬眷命，用此报先恩。冀上不负于尊灵，下微申于至恳。”意思是说自己临朝称制，一定要竭尽全力，确保李唐江山社稷永固，这也是遵循高宗皇帝的遗愿并报答他，希望上下一心，把国家治理得更好。尽管是临朝称制，但还是在为李唐的江山社稷服务，只不过是代自己不争气的儿子来充当弥勒佛罢了。 无论是名义上的临朝称制，还是实际上的夺权，天后武则天既然被推上了这一步路，她还是要大干一番的。 她决定改变政体的外表象征。按她的敕命，将旗帜由红色改为紫饰金色，百官服饰和佩戴标志都进行了改换。百官名称也进行了改易，如改尚书省为文昌台，左右仆射为文昌左右相，吏部改为天官，户部改为地官，礼部改为春官，兵部改为夏官，刑部改为秋官，工部改为冬官；改门下省为鸾台，侍中为纳言；改中书省为凤阁，中书令为内史；改太常为司礼，鸿胪为司宾，宗正为司属，光禄为司膳，太府为司府，太仆为司仆，卫尉为司卫，大理为司刑。同时，还改东都为神都，改洛阳宫为太初宫。 这些改革，其实并无多少实际意义，只不过是天后武则天代儿子行政准备从头开始的前奏曲，表明了她想大干一番的雄心。可是，仅仅就是这一些形式上的改革，也使李唐宗室和一些官僚士族瞠目结舌，大惊失色。在他们看来，中宗皇帝或睿宗皇帝在居丧期间，被尊为皇太后的武则天代理朝政就已经不合适了，但还能勉强说得过去；如今高宗皇帝已安然入土，这个长期参与朝政的老妇人就应该把朝政归还给睿宗皇帝，从而退出政坛，安心去当皇太后。然而，她不但没有归政于睿宗皇帝，反而改变先皇遗规，另行其事，分明是包藏祸心！不但这些人对天后武则天不满，就连原来支持她临朝称制废黜中宗皇帝的裴炎，也走向了她的对立面。 这是天后武则天早就预料到了的，她已经做好了应战一切的准备。她想经过即将发生的政治风波来检验自己的选择，来使自己再一次经受复杂政局及各种矛盾斗争的洗礼与考验。她没有想到退却，也没有胆怯，更没有放弃，她要坚持下去，坚持下去而成就一种功德，来应验一种誓愿，来使自己真正成为应世的弥勒佛，她要放开胆子走下去，要把理想转变为现实。 光宅元年（公元684年）九月，也就是天后武则天宣布临朝称制几天之后，她的侄子周国公武承嗣上书，请天后武则天追封其祖，立武氏七庙。按照传统礼制，只有皇帝天子才能立七庙，而天后武则天虽独揽大权，但毕竟只是临朝称制，皇帝还是睿宗。在这种情况下，立武氏七庙是不合适的，因此天后武则天没有采纳周国公武承嗣的建议。但她又认为，自己贵为天后，已临朝称制，就应当提高自己祖先的地位，所以决定追封自己七世祖以下的列祖列宗为王。这件事被裴炎知道后，他马上表示反对，并用十分强硬的口气对天后武则天说：“太后母临天下，当示以至公，不可私于所亲。独不见吕氏所败乎？”裴炎这里所说的吕氏，是指西汉高祖皇帝刘邦的皇后吕雉，她在刘邦去世后，协助汉惠帝登基，并掌握实际政权，滥杀功臣。惠帝死后，她便临朝称制，并分封她的吕姓子侄们为王侯。她死后，诸吕拟发动反叛，为太尉周勃等平定，吕氏落了个满门抄斩的下场。裴炎用吕后来警示天后武则天，而武则天却不以为然，因为她认为：“吕氏以权委生者，故及于败。吾今追尊王者，何伤乎？”她的这一认识也不无道理。吕后将汉朝大权给了现存者，所以才引致败亡；而自己是在追尊已逝去的人，难道会有什么伤害吗？天后武则天没有理会裴炎的警示，正式下诏追封自己的祖先们为王。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天后武则天想通过这件事来检验一下自己要成为名符其实的人间弥勒佛的功德是否已经圆满。 这一事件成了激化矛盾的催化剂。部分宗室成员和李唐旧臣不胜愤慨，他们开始暗中联络，准备反击。就在这时，徐敬业等在扬州起兵，打出了反武的旗号。这徐敬业乃当年支持武则天当皇后的李勣（原名徐世勣）的孙子，虽然他爷爷已经死了十多年了，但创下的门荫荣誉足够使徐敬业凭恃特权稳升高官。但徐敬业一直没有被高宗皇帝和天后武则天重用，长期被贬官在地方基层。这时，他出面联络了一批心怀不满仕途不顺的官吏，占据扬州，借口恢复被废黜的李贤的帝位，打出了反武的大旗。其实，这时的李贤已被武则天派人秘密的杀死了，徐敬业等人找来一个貌似李贤的人蒙哄众人，十几天时间便吸引召集了一支十余万人的军队，宣布要北上进军。 为了师出有名，徐敬业等人特请官运不济的著文好手骆宾王写了一篇《为徐敬业传檄天下文》，后被称作《讨武曌檄》，传送天下。这篇檄文写的非常出色，文采飞扬，多为时人传诵。其曰： 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尝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密隐先帝之私，阴图后庭之嬖。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践元后于翚翟，陷吾君于聚麀。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人神之所共嫉，天地之所不容。犹复包藏祸心，窥窃神器。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呜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虚侯之已亡。燕啄皇孙，知汉祚之将尽；龙嫠帝后，识夏廷之遽衰。敬业，皇唐旧臣，公侯冢胤，奉先君之成业，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兴悲，良有以也；桓君山之流涕，岂徒然哉！是用气愤风云，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爰举义旗，誓清妖孽。南连百越，北尽三河，铁骑成群，玉轴相接。海陵红粟，仓储之积糜穷；江浦黄旗，匡复之功何远！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鸣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公等或家传汉爵，或地协周亲；或膺重寄于爪牙，或受顾命于宣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傥能转祸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勋，无废旧君之命，凡诸爵赏，同指山河。若其眷恋究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几之兆，必贻后至之诛。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移檄州郡，咸使知闻。 这篇檄文在历数天后武则天罪行的基础上，叙述了徐敬业起兵的目的和取胜的把握，又用煽动性的口气要求人们起来响应。全篇一气呵成，言简意赅，脍炙人口，被后世传为佳作。据说天后武则天在看到这篇檄文后，不但没有发作，反而把作者骆宾王大加赞赏一番，并指责朝臣们竟让这样有才华的人流落在外，没有得到重用。 由于少年时代曾随父武士彟在扬州生活过几年，天后武则天对扬州的战略地位有较为明确的认识，她绝对不能任徐敬业之流在扬州胡作非为。就在徐敬业等人在扬州为进军洛阳还是进军金陵（今江苏南京）举棋不定时，天后武则天从各地调集30万大军直奔扬州而来。仅仅49天，徐敬业等人的十万大军就烟消云散了，传说除极少数人化装逃往海外，剩下的头目大部分被捕杀殆尽。其中徐敬业、骆宾王被杀后，首级被送往神都洛阳。传说天后武则天对骆宾王的死，甚是惋惜了一番。 天后武则天终于度过了临朝称制后最大的一场危机。在她于神都洛阳太极宫中听到扬州叛乱被平定的消息后，突然觉得自己已经是弥勒佛了。 走到这一步的天后武则天，以弥勒佛的化身正式出现，已经是早晚间的事了。 第六章 为私欲重修白马寺，谶语与符瑞，《大云经》的因缘，僧俗大劝进的闹剧，圣神皇帝登基，徐敬业既平，天后武则天于次年正月初一日颁诏大赦天下，并改元当年为垂拱元年。 自高宗皇帝仙逝之后，武则天一直没有从对亡夫的思念中解脱出来。她特别留恋与高宗皇帝一起处理朝政的那些日子，那个时候，她虽说是参与朝政，有些大事也完全是按照她的意见办，但她并未感觉到有压力，因为高宗皇帝毕竟还能作为靠山。而现在呢？几经废立太子的折腾，只给自己留下了个不敢出头露面的李旦，尽管名义上这个小儿子还是堂堂正正的李唐王朝的睿宗皇帝，但他怯懦胆小甘当傀儡，把一切事情都压在了自己的肩头，自己目前劳神费心的一切又都是为了什么呢？ 就是在这种疑惑和不安中，天后武则天不断在坚定自己的信心。但是，她还是要把对亡夫的思念之情充分表达出来。她决定打破帝王陵寝前不立功德碑的习惯，亲自撰写了《乾陵述圣记》一文，使人雕刻于碑石之上，立于高宗皇帝的陵墓前。这《述圣记》碑被安置立于乾陵陵园朱雀门外司马道西侧，用七块巨大石料扣接而成，故又称为七节碑。据载，该碑所刻《述圣记》洋洋五千言，可能是武则天一生撰写最长的一篇文章了。她把对亡夫的思念之情都倾注在了这些文字之中。可惜该碑已大部无法辨认，其详情尚难获知。 到了这个时候，才使她在充实忙碌之后，有暇顾及到自己的后宫生活，也才在寂寞清冷的寝殿内感到了某种失意。她终于发现，高宗皇帝的离去给她造成了一种怎样的空白，独守空房，终夜一个人躺在空荡荡的大床上。这时，虽然她已年过60，但良好的饮食和优越的环境，以及不间断地保养，使她看上去依然风韵犹存，双目中依然流动着那种风情万种的光彩。她又要忍耐那种没有欢愉没有激情的日子了，而且这种日子还不知要延续多长时间。她也曾想诵经念佛，想在香烟缭绕中面对佛祖来抚平内心的激荡，但这根本不可能了。她再也无法做到当初在感业寺青灯黄卷中定心如镜了，因为她是过来人，享受和领悟过一个女人最激情的过程，她的确无法使自己安心入定，跳出情欲的折磨。 她开始烦躁不安，眼睛中时常闪现着激情与渴望，希望有人能理解自己内心的企望。是千金公主最先发现了临朝称制的天后武则天的真正需要的。这千金公主是高祖皇帝最小的女儿，也是太宗皇帝最小的妹妹，她曾两度守寡，两位先后死去的丈夫都是因无法满足她的床第之欢而疲惫丧命的。她虽然守寡了，但仍继续寻找着男人的爱抚，在与男人的交欢上孜孜以求更大的刺激。有人说这是千金公主躲避武则天临朝称制而寻求解脱的一种方式，她的放肆是逃避现实的惟一的方法。出于对情欲的需要，千金公主在洛阳西市的街头上，发现了一个名叫冯小宝的市井混混。当时，她正乘车穿行街头，看见一个身材高大，眉目英俊，赤身裸体，肌肉强健正在挥棍舞棒的男人。凭着对男人的经验，千金公主一眼就断定这是一个可以使女人迷醉的男人。不久，千金公主便将这个冯小宝召至府内，与自己开始姘居。 这冯小宝乃京畿户县（今陕西户县）人，自幼父母双亡，流落街头后结识了一帮市井无赖，也学得几手拳脚，长年往来于两京之间，靠卖艺或做江湖郎中为生。被千金公主引入府中姘居后，他也的确有些能耐，特别是在床第之上奉承女性，花样百出，使女人非常迷恋。千金公主饱尝了冯小宝给自己带来的欢愉之后，发现天后武则天也耐不住寂寞了，便决定将冯小宝献给武则天。经过试探和推心置腹的推荐，天后武则天欣然接受了这位辈分比自己大的长公主的礼物。当然，她想先试一试，因为她又想起了高宗皇帝，的确不知道与一个陌生的年轻男人同床如何开始才好。 这天夜里，跑江湖的冯小宝在吃饱喝足并沐浴之后，奉召从千金公主的府第赶往太初宫天后武则天的寝宫。他知道自己这是去干什么，开始还满怀信心，但当他真正走进昏暗的大殿时，竟蓦然产生了一种英勇就义的感觉，因为他不能保证自己真的能把这位年纪相当于自己母亲的女人侍候好，但这时已是没有任何退路了。昏暗中有一股清香，一位并不显得太老的女人在向他招手，冯小宝慢慢向她走了过去。这是一个华贵的女人，在昏暗的灯光中显得有些妩媚，瞪着美丽梦幻般的大眼睛，眼睛里闪现出一种无限的柔情，一种企盼，一种渴望。冯小宝在这个女人的支配下，慢慢地走到了她的身边，而她却用一双纤细的手按住了冯小宝的肩，只说了一句话：“把我抱到床上。”冯小宝没有犹豫，用结实有力的双臂搂紧这个女人，把她抱了起来，轻轻地放在了大床上。她脸色绯红，呼吸急促，等待冯小宝的下一步行动。这冯小宝不愧是床第老手，他轻轻地解开了这个女人的衣裙，用手抚摸着她的胴体，然后。 天后武则天享受了一夜风流。 从此之后，几乎每个夜晚，这个充满男性魅力的冯小宝都要到后宫来同天后武则天作伴。这种床第之欢，使冯小宝成为了天后武则天不能离开的人了，她并没有把冯小宝这个男人当作工具，她觉得肌肤之亲使自己又充满了活力，因为在其中她有一种幸福感，这是一种非常纯粹的不夹杂任何争斗的幸福感，是她一生中几乎没有享受过的。但是，尽管自己手中握有实权，但总不能让这个冯小宝长期隐匿在千金公主的府第中，每天偷偷摸摸地进宫来与自己私会。天后武则天想为这个强健的男人找一个正当的位置，以使他进出宫中方便一些。一开始，她想在朝廷中给这个男人封个一官半职，但这行不通，一个朝廷命官从南衙直接进入北衙后宫，没有命令是根本不行的，况时间长了，他能不以此自恃，横行朝廷吗？想来想去，她终于为这个男人选择了一条落发为僧的路子。在当时，出家人进出宫禁是很方便的，只要后宫嫔妃一声招呼，便可自由出入，有些高僧大德还被请入后宫，设立内道场弘法，一直可以住在后宫。这是一个恰当的借口和理由。 为了实现这一计划，天后武则天于垂拱元年（公元685年）十一月命重修东都洛阳的白马寺，并使冯小宝落发为该寺住持去具体负责。为了使这一计划更能掩人耳目和提高冯小宝的身价，她命冯小宝更名薛怀义，设为自己爱女太平公主驸马薛绍的本家，且为驸马之叔。这样，薛怀义既为僧人，又出自名门与驸马有血亲关系，出入后宫就更为方便了。 天后武则天重修白马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与安排男妾有关，但从她本人崇信佛教这一点上来看，重修白马寺亦体现了她对佛教的重视和青睐。特别是她能把重视和青睐的重点放在白马寺，而且是在自己临朝称制开始之时，更说明了这一点。因为白马寺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座佛寺，重视白马寺等于向天下佛教信徒表明此时天后武则天对佛教的基本态度。关于白马寺的修建，诸史将它与佛教传入中国相提并论。 史载，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年至75年），一天晚上，汉明帝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一个神人，身高二丈，浑身笼罩着金光，头顶上有一光环，绰约飘渺，飞来皇宫大殿前。明帝见此神人，心意欣然，十分欢喜。俄而醒来，不觉恋意未尽。次日，他就此梦中神人询问群臣：“此为何方神人？”当时有一名叫蔡愔的人，见多识广，他回答说：“听说天竺（古印度）有一得道的人，被人们尊称为佛，能轻举飞身，陛下所梦即是此神。”汉明帝听后，方知其详，随即派一个名叫张骞的使者和羽林中郎将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12人，西去寻访佛法。传说这些人西去经36国，来到大月氏（在今中亚阿姆河流域），遇到两个西方僧人，一个叫迦叶摩腾，一个叫竺法兰，张骞等人延请二僧，并抄写了一些佛经，用白马驮负，回归汉朝。 二胡僧同张骞等人回到汉朝后，受到了汉明帝的热烈欢迎。根据胡僧的指点，汉明帝使宫中画工摹画了释迦牟尼佛像，摹画之像与汉明帝所梦神人几乎一模一样。于是，明帝使画工再摹画数幅，置于诸宫中供养。接着，汉明帝又请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二胡僧将带回的佛经翻译为汉文。为了译经方便，汉明帝便使人于洛阳雍门外修建佛寺一座，使二胡僧居其中译经。因经文是白马驮负而来，故将该寺取名为白马寺。 关于白马寺名称的由来，另还有不少说法。其一是说西域某国国王，曾多次毁寺灭佛，当时有一招提佛寺正处于即将毁坏之际，夜里忽有一匹白马绕寺塔悲鸣，这位国王听后，顿生悲慈，停止了毁寺灭佛行动，并将该寺改名为白马寺，此后凡所建佛寺均以白马寺为名。其二是说汉明帝夜梦神人遣使求法后，就开始了兴建佛寺活动，最初建立的佛寺取名为招提寺，后世有帝王欲毁寺灭佛，因夜梦白马绕塔悲鸣而打消了念头，并将该招提寺改名为白马寺。 这些史实和传说，对于从小受佛教熏陶并崇信佛教的天后武则天来说，自然是十分清楚的，她因私情而安置薛怀义，但使薛怀义主持白马寺的重修工程，恐怕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为了向天下表明她本人对佛教的重视，因为白马寺在佛门数以万计的寺院中的地位，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天后武则天现在有暇顾及佛教了。 身为白马寺主的薛怀义频繁在后宫出现，无论怎样企图遮人耳目，不久便成了公开的秘密，朝臣百官都知道这个和尚到后宫去干什么去了。尽管这纯属皇太后武则天宫闱中的隐私，朝臣百官们无权过问，但这个自称天后的花甲女人，毕竟是每日临朝称制的人，她的如此行径自然会引起朝臣百官心理微妙的变化。很快，在对待薛怀义的问题上，朝臣们分为两派。一些想极力讨好天后武则天的人，开始对薛怀义竭尽溜须拍马之能事，他们当面奉承，背后夸奖，甚至亲自为薛怀义牵马，仿佛这个隐身于佛门的人已经成了太上皇。而另一些大臣，则对薛怀义这种人嗤之以鼻，他们不得已的时候，表面上也可能对这个和尚卑躬屈膝，但骨子里却非常看不起他，认为他只不过是靠伟岸的性器官获得显赫的位置而已，他们觉得与这种男妓是羞与为伍的。薛怀义在得到天后武则天宠幸的同时，的确也不断遭受着那些朝臣们的白眼，这使很有男子阳刚之气的薛怀义颇为难受，他觉得如果这是在江湖上或市井中，一定要把这些人一个个地撕烂，但现在他也只能忍受。 在不断遭受白眼的一段时间后，薛怀义实在忍不住了，他变得狂躁、暴虐，他在出入宫禁时骑着御马，由十几个宦官侍候左右，无论是官员还是平民，只要有谁妨碍了他，他就会如疯狗一样扑上去，把那人打得遍体鳞伤，然后扬长而去。特别是遇见道士，由于不是同道中人，更是故意殴打，最后竟将对方的头发剃光才肯罢休。薛怀义如此放肆了一段时间后，看见并无人敢来管自己，以后就更加肆无忌惮了。而身在后宫的天后武则天并非不知道这个秃头无赖的行径，但当她一旦被这个男人紧紧搂在怀里时，便把原来想好责备他的话语忘得一干二净，她在这个秃头男人的温存中默认了他的所做所为。 薛怀义由此更是趾高气扬了。白马寺的重修工程在他的监管下，进展也的确顺利，因为参加施工被征召来的民工都害怕这个佛门的凶煞恶神，他们在薛怀义高扬的皮鞭下卖力地干活，无奈之中，权把参加白马寺的施工作为到佛家所谓的地狱里走了一番。朝廷中那些溜须拍马的官员们，谄媚地称薛怀义为薛师，若见他乘马过来，都匍匐在地，爬到他的马前向他请安，就连天后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武三思之流也都像家奴一样，听薛师的支配，为薛师牵马拉缰。可是，这薛怀义根本没有把这些人放在眼里。不仅如此，薛怀义利用白马寺度僧的机会，把自己原来混迹街头的那帮弟兄们，全都招揽进了白马寺，命他们都剃光头，出家当和尚。这帮人本来就缺乏遁入佛门的根机，不但不诵经拜佛，而且溜出山门到处惹事生非，触犯法律，还没有人敢说一句话。当朝的右台御史冯思勖实在看不下去了，几次都把这帮凶和尚捉来问罪，无奈有薛怀义庇护，都没有能够惩治，反而使薛怀义怀恨在心。一天，薛怀义在路上与冯思勖相遇，他二话没说便令随从将冯思勖抓住，打了个半死。 在薛怀义如此嚣张的气势下，多数朝臣都是敢怒不敢言，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得罪了这个和尚，就等于得罪了天后武则天，而且他们都领教过这个60多岁女人一生的残酷与心狠手辣，他们怕由此而祸及全家，祸及子孙后代。但是，当时也确有人不信邪，他便是刚刚就任宰相的苏良嗣。一天，薛怀义乘马耀武扬威地从太初宫的正门进入，迎面碰上这个苏良嗣，按朝中礼仪，只有朝廷命官才可从正门出入，而且下属遇到上司应该恭敬让路。薛怀义已经霸道惯了，不但不给当朝宰相让路，反而昂首挺胸径直向前，把苏良嗣挤到了路边。苏良嗣见如此横行霸道，不觉怒火中烧，命手下人把薛怀义从马上拉了下来，一连打了十几个耳光，直打得薛怀义抱头鼠窜，狼狈不堪。晚上进宫之后，薛怀义即向天后武则天告枕头状。天后武则天一开始很愤怒，很为薛怀义抱不平，她甚至想要罢了苏良嗣的宰相；但她很快又变得平静了，因为她本人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在高宗皇帝在世时，私生活一直很检点，经常为朝臣所称颂；而现在，自己却陷入了对面首着迷的程度，朝中大臣也多次隐晦地劝谏过自己，而自己也多次在愤慨的大臣面前竭力为薛怀义的怪癖行为开脱。在开脱时她总是说这个薛亲家，即太平公主驸马的叔叔，也就是佛门的薛大师，是秉承自己的旨意出入宫禁的，他是替自己主持重修白马寺，而且还要他在宫禁中举办法会，所以请朝臣们不要想到别处；当然这个薛大师行为有些怪癖，还请大家多多谅解。一个临朝称制的皇太后，能如此低三下四地乞求朝臣百官不要与薛师过不去，大家心里自然也明白了其中的微妙之处。对于这次薛怀义挨打的事，天后武则天拿出了一种息事宁人的态度，因为她知道自己的行为有短。她对薛怀义说：“你以后可从太初宫的北门出入，南门里南衙是朝廷办公的地方，不要再轻易从那里出入了。”对此，薛怀义亦是无可奈何。 白马寺重修工程终于完成了。为了兑现自己重修白马寺尊崇佛教的诺言，也可能是为了讨得薛怀义的欢心，使他能在床第之上更加效犬马之力，天后武则天决定亲自去整修一新的白马寺摘额开光。 这天，整修一新的白马寺梵呗齐鸣，钟鼓震响，寺主薛怀义率众僧躬身立于寺前道路两旁，迎请天后武则天的大驾光临。天后武则天在朝臣的陪同下，身上散发着袅袅清香，来到了白马寺。白马寺内气氛顿时隆重起来，天后亲临白马寺使佛门僧众更加坚信佛教在天后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寺主薛怀义始终陪着天后武则天在各个殿堂内穿行，但他们二人在此不能有半点非分的举动。她偶尔会看一眼身边的这个光头男人，她突然间觉得这个伟岸的男人剃了光头穿上袈裟真有点不伦不类。他双手合十，一路垂着刚剃过的光头，一副目不邪视心无旁鹜的样子，嘴里还不停地念着阿弥陀佛，仿佛拒尘世于千里之外了。天后武则天非常清楚这个虚伪装蒜假戏真作的男人的内心。她想自己一旦需要，就会立刻把这个属于自己的男人召进后宫，剥掉他这身道貌岸然的伪装。 天后武则天在白马寺伽蓝院的大堂中，端坐在佛祖释迦牟尼的像前，接受白马寺僧人的礼敬。在这种肃穆庄严的气氛中，天后武则天十分动情地表述了自己身为皇太后对当今佛教的态度。她先从自己与佛教的种种因缘谈起，出人意料地回忆起了自己当初在后宫冷落时供佛诵经的情景，诉说了自己当初在感业寺披剃后与佛教的因缘，历数了自己再度入宫后数十年极力扶持佛教的每一件事情。天后武则天就这样用平缓的语调讲述着自己与佛教的一切因缘，这种平缓的语调中浸透着一种情感，一种威严。座下的全部僧众，包括寺主薛怀义在内，都被天后武则天对佛教的认识和对佛教的情感所震服，他们首先感觉到的是自己虽身披袈裟，却十分无知；自己虽是佛门中人，却对佛教没有感情，比起座上的天后武则天来，自己是多么的渺小啊！他们在肃立聆听中，突然间感到座上的这个女人，再不是什么天后了，而是一尊弥勒佛！这也正是天后武则天此时叙述自己与佛教种种因缘的目的。 天后武则天在白马寺的一番慷慨陈词，绝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兴致所至，而是别有用心，她要通过在这座千年古刹中的演说，向天下人表明自己的心境，要通过以薛怀义为首的白马寺僧众，向天下僧众传递一种信息，这便是天后武则天即是佛，即是弥勒转世。 天后武则天在众僧的礼送下，被浩浩荡荡的马队车驾簇拥着，离开了白马寺。薛怀义不失时机地命众僧敲响了钟，为这位尊崇佛教的转世弥勒送行。 当晚，在薛怀义和众弟子们沉浸于对天后武则天几近下流的评头论足中时，突然后宫派来专使，宣薛怀义前往后宫觐见天后。 薛怀义得意忘形地几乎跳了起来……。 天后武则天正式开始捉摸怎样利用佛教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如前所述，唐高宗仪凤元年（公元676年）中，天竺沙门地婆诃罗来长安，上表请求翻译佛经，高宗皇帝和武后准其所请，使设立译馆译经，并诏其译馆规模、程式等完全按玄奘法师译馆体例设置。至天后武则天垂拱三年（公元687年），地婆诃罗共译出佛经18部，深受天后武则天的赏识。这地婆诃罗为了适应传法和译经的需要，将名改为日照，僧俗尊称其为日照大师。也就是在这一年，日照大师在译经时，不幸圆寂，享年75岁。此事报奏天后武则天后，她十分重视，并下敕厚礼安葬，还以自己的名义施舍绢千匹，以充殡礼。有天后的敕命及施舍，使得日照大师的葬礼异常隆重。史载，会葬当日，从神都洛阳到龙门山阙，数万人跪送日照，号恸之声震天动地。这在表面上看，是为一个有成就的异国和尚举行葬礼，但在实际上，却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崇佛运动，始作俑者就是天后武则天。这日照和尚被葬于龙门香山后，诸大臣又上奏天后武则天，请求为他建寺开龛，天后武则天欣然准奏，命朝廷于香山建香山寺，造佛像七龛，为这场崇佛运动划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除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崇佛运动外，天后武则天看重异国和尚，特别是那些从事佛经翻译的异国和尚，还有更为深刻的用心。这深刻的用心，对于天后武则天来说，也是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意识，她自己也一下子无法说清楚，全凭感觉。她感觉到这些从事译经的异国和尚，对实现自己的目的一定会有帮助。究竟是什么样的帮助，天后武则天也无法搞清楚，无法弄明白，只是一种潜意识的感觉。因此，礼敬从事译经工作的异国和尚，就成了天后武则天当时十分重视的一件事。也就是在日照大师圆寂的这一年，她又想起了唐高宗永淳二年（公元683年）来华的南天竺僧人达摩流支，不知他现在在何处，命人查寻。不久，查寻报告说达摩流支现在西京长安，天后武则天忙差人将他延请至神都洛阳，并亲自接见。达摩流支见自己受到天后武则天的如此礼遇，便将名改为菩提流志，意为觉爱，领受天后武则天的旨意，于神都洛阳佛授记寺设立译馆，继续进行佛经的翻译工作。 这菩提流志的译经，后来的确为天后武则天实现自己的目的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天后武则天已经下了长期称制的决心。这个决心是逐渐形成的。是在她长期参与朝政并取得较大成效，诸子又无能力来承担江山社稷的情况下，才使她终于暗暗下了这个决心。既然下了这个决心，就要成佛了，就要有所行动了，就要为实现这个决心去努力了。垂拱四年（公元688年）正月，天后武则天敕命在神都洛阳兴建高祖、太宗和高宗皇帝的宗庙，并命按照西京长安的太庙一样四时祭祀这三位李姓皇帝，对李姓先帝表现出了极大的尊崇。不难看出，这不是天后武则天的真正目的，这只是一项大的举动的序幕，只是向天下人表明自己的一个姿态，其背后则有更重大的举动。 二月，天后武则天下敕，命拆毁神都洛阳的乾元殿，修建明堂，并使薛怀义监理修建事宜。明堂，相传为周代的周公所创，是古代帝王布政、祭祀、大享、朝会的地方。周代之后，汉魏六朝的统治者，多曾设建过明堂。至于明堂的形制，诸说纷纭，并无定论，因而各代所造差异很大。隋文帝开皇年间，将作大匠宇文恺受命考据明堂形制，他依据古籍《月令》的记载，造出明堂的木模型。隋文帝想按此模型修建明堂，却受到了朝中诸多腐儒的推究考据，他们一致认为，宇文恺的模型非儒家定制，最后只好停建。李唐王朝立国后，至太宗皇帝贞观年间，雄才大略的太宗皇帝欲修明堂，令儒官议明堂制度，但各人说法不同，很难做出定论，也只好作罢。高宗皇帝永徽、乾封之际，曾两次发动群儒议明堂制度，并且改元总章，设置了明堂县，以示必建，但议者纷纭，直到高宗皇帝去世，也未能启动修建工程。 到了这时，天后武则天认为，修建明堂十分必要，可以赞五神、申宗祀、扬国威、顺物理，可以使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早在高宗皇帝在世时，她就上表请立明堂。现在，她决心要按自己的意愿修建明堂。这既是完成李唐王朝先帝们的夙愿，也是为自己长期称制建立物质基础。鉴于前世欲立明堂而诸儒议论纷纭莫衷一是的情况，天后武则天没有将此事交于群儒讨论，而是独与北门学士商议其制，并议定了明堂的形制及位置。 群儒们得知天后武则天要修建明堂，便纷纷上表，大谈明堂的位置和形制，比较集中的意见便是明堂要建在“国之阳，三里之外，七里之内”，而天后武则天认为那个地方离皇宫太远，以不利于在那里安排和处理政事等为借口，便按照自己的设想，下令将隋洛阳宫中的乾元殿拆毁，在其地基上修建明堂。乾元殿是隋洛阳宫的正殿，与皇宫相毗邻，便于召集百官处理政事；同时，拆毁乾元殿，在一定意义上又是对亡隋的彻底摒弃，也能平息诸儒们的纷纭议论。 甘愿为天后武则天效犬马之劳的薛怀义和尚，深知这个老女人修建明堂的目的，她要在这里祭祀天地，供奉祖先，发号施令，长期执政。所以，薛怀义不几日便调征了数万人开始了明堂的修建工程。 就在这时，天后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按照自己对姑母崇佛礼僧及修建明堂一系列活动和安排的理解，满怀信心地感觉到自己看出了这位姑母的心事。于是，他便亲自导演了一出“洛出书”的喜剧。他先使人在一块白色的卵石上刻了“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八个大字，以碎紫石和药填充，使变得古雅别致，如天外之物，然后放入洛河边的一个小潭之中。几天之后，武承嗣便派雍州人唐同泰从小潭中捞出这块石头，献于朝廷，宣称发现了所谓的“洛书”。关于“洛书”的典故，出于《周易·系辞》，原文为“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意谓古代黄河中曾发现过图符，洛水中曾发现过文书，其内容是应该遵循的规范。后人对所谓“河图”、“洛书”的理解多有不同，但都把“河出图”“洛出书”当作帝王德高功大、治国有方、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象征或征兆，是上天对帝王功德的肯定，是上天对帝王统治的具体要求。唐同泰宣称这块刻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八个字的石头得之于洛水，无疑等于向朝野宣告，天后武则天临朝以来，励精图治，天下太平，四夷宾服，以致上天降瑞，出现了洛书自现的奇迹，而且上面的文字又明确要求天后武则天永远当政，才能使帝业永昌。 毫无疑问，武承嗣导演的这出喜剧，迎合了天后武则天的内心世界，她高兴极了，打心眼里称赞自己这位从来无所作为的侄子的这次举动，觉得关键时刻，傻头傻脑的侄子却做出了惊人之举，真是人不可貌相啊！她一方面指使心腹在朝廷中大造舆论，迫使许多朝臣纷纷上表祝贺，形成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普遍赞誉之声。另一方面，天后武则天特命这块石头为宝图，把发现者唐同泰任命为游击将军，使其一下子从平民擢升为从五品的朝廷命官。不久，天后武则天又下诏称，她打算择定吉日，亲自去洛水，向洛水之神叩谢，并在那个时候亲自接受所谓的宝图。拜受洛神宝图后，她还要亲自到新修好的明堂去朝见群臣，接受群臣的祝贺；届时，全国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和四夷酋长们，都要在自己拜洛前十日集结于神都洛阳，陪同她一块去洛水拜受，共登明堂。 上述安排，实际上是天后武则天为自己设定的一个初步的行动方案，即真正、正式临朝称制的方案。向天下诏示这个方案，等于拉开了行动的序幕。到了这时，她已经决定要上演一出正剧了。不久，她为自己加尊号称为“圣母神皇”，并制作了三枚玺印。过了几天，她又下诏，更命所谓宝图为“天授圣图”、洛水为“永昌洛水”，封洛水之神为“显圣侯”、那个捞起石头的小潭为“圣图泉”，并在泉边设置了永昌县，同时改嵩山为“神岳”，封嵩山之神为“天中王”。她还在诏命中禁止人民到洛水中捕鱼和到嵩山上砍柴，违者定斩不赦。可以发现，天后武则天是在这一类封号的文字游戏中，来强化天授、神授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从天后到圣母神皇，只是一个缓冲，只是一种实现既定目标的试探，其中并没有要废掉那个形同虚设的睿宗皇帝李旦，也没有表明自己已经是皇帝了。但这种缓冲和试探对天后武则天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她想通过这种缓冲和试探，来使朝臣和民众去慢慢接受为天命所驱使的她将要登基的现实，她觉得唯有这样，才是稳妥的。 此刻的天后或圣母神皇，一举手，一投足，都异常谨慎。尽管她此刻想登基称帝的欲望是那样的强烈，但越是在这样的时刻，她告诫自己越要沉得住气，那张本来就虚设的帘幕，很快就要完全揭开或完全丢弃了。 圣母神皇武则天的缓冲和试探是有一定道理的。她的所做所为，引起了李唐宗室的极为不满，他们认为武则天那样做，必然会使武氏更加得势，使李氏日益削弱，这样下去，不仅大唐的江山社稷难以保全，就连自己的身家性命也会受到损害。因此，他们暗中串通，密有匡复之志，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越王父子的反叛。 越王李贞是太宗皇帝的第八个儿子，系燕妃所生，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封汉王，两年后授徐州都督，后又迁封越王。史载，越王李贞少善骑射，颇涉文史，兼有吏干，在宗室中享有美名，被称为材王。但其为人奸诈，有才无德，朝臣和宗室诸王均敬而远之。这李贞对武则天开始临朝称制就大为不满，特别是他一直认为天后将儿子们一一贬杀，就是有代唐之心的表现。所以，他串通宗室诸王，曾经计谋起兵反正。天后武则天对宗室诸王，特别是越王李贞的所作所为，一直了如指掌，她采取了各个击破的方针，挫败了他们的反叛。高宗皇帝新丧之后，他们又串通起来，但半路杀出个徐敬业，而他们又认为徐敬业别有用心，就没有冒然行动。到了天后武则天建明堂、收符瑞，即将拜受洛图时，就再也沉不住气了，便加紧联络，调动军队，决心要大动干戈，将这个所谓的圣母神皇赶下台去。 由于宗室诸王间本身就存在相互矛盾，起兵的时机又未掌握好，使圣母神皇武则天很快就平息了起兵的诸王，琅邪王李冲、越王李贞父子等均被杀头问罪，剩下的宗室诸王再没有人敢起来反叛了。圣母神皇通过缓冲和试探，为自己称帝和登基翦除了障碍。 圣母神皇武则天沉浸在目标正在顺利实现的喜悦之中。就在这时，开工九个多月的明堂，在薛怀义十分用心的监修下，也已经完工了。圣母神皇好生喜欢，亲自检阅了这个意义非凡的宏大建筑。明堂的建筑格局及形制，完全是按照圣母神皇武则天的旨意设计修建的，“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层”。它的最下边是以生铁浇铸成的“辟雍”，也就是圆形的环绕水沟，是明堂的排水系统，辟雍以石雕栏杆围绕，也起到了装饰作用。明堂的第一层是正方形，象征着春、夏、秋、冬四时，用青、红、白、黑四种颜色装饰，使色调上体现了热烈、安静、开阔、庄严的气氛，四面都开有窗户，便于通风采光。第二层是正12边形，象征着每天的12时辰，这一层雕梁画栋，富丽堂皇，显得宏伟气派。第三层是二十四面棱柱体，上覆圆顶，象征着一年之中的24节气，其主体是木构建筑，但在圆顶之中安置了一只高一丈的铁凤凰，这只铁凤凰被包以纯金，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大概是直接作为圣母神皇将要登基称帝的象征而安置的。 圣母神皇武则天非常满意这个宏伟富丽的建筑，所以又把明堂称为万象神宫。她要把这个万象神宫作为中枢施政的地方，要让普天之下，特别是李唐宗室的子孙们都明白，只有她武则天才能有超越别人的魄力与勇气，只有她才值得普天之下人们的景仰。当然，圣母神皇武则天也十分感谢这个为自己效犬马之劳的薛怀义和尚。为了表彰这个和尚的功劳，圣母神皇诏封薛怀义为左威卫大将军，拜为梁国公。一个缁衣素缟的和尚，成了朝廷正三品的命官，并享受从一品的俸禄，是不是令人感到滑稽可笑呢？当然，这是从一般情况而言的。若从圣母神皇武则天与薛怀义的宫闱隐私来说，这又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消除了反叛，建好了明堂，圣母神皇武则天正一步步地走向女皇的宝座。为了证明她这样做是符合天意的，在一切准备就绪以后，圣母神皇于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十二月，在神都洛阳举行了一场空前绝后的拜受洛图的活动。 拜受洛图的礼仪非常复杂，每一项礼仪，每一个环节，都要禀告圣母神皇武则天。而她本人亲撰《大享拜洛乐》十四章，使乐工谱曲，以便在典礼时奏唱；侍臣们在圣母神皇的诏命下，筑拜洛坛于圣图泉之北；有司按圣母神皇的旨意，详定了拜受的礼仪规范。 十二月二十五日，雪后天晴，神都洛阳显得异常热闹，圣母神皇武则天率皇嗣、太子、文武百官及蛮夷酋长向拜洛坛进发。一时间，洛河两岸挤满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看热闹的百姓，人们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凡的日子，都想亲眼目睹一下这场盛大活动的主角。圣母神皇武则天端坐在辇车之上，在众侍臣的簇拥下，不断向两旁的百姓挥手致意，百姓群中有一些人无意地高喊“万岁，万岁，万万岁”，使圣母神皇武则天更是神采飞扬，欢喜无比。拜受洛图的队伍威武雄壮，浩浩荡荡，惊天动地，很快就来到了拜洛坛下。 圣母神皇武则天率群臣百官来到拜洛坛下后，文武百官和大驾仪仗各依方位而立，鱼鱼雅雅，好一派庄严肃穆的景象。这时，丝竹声起，太常高声歌唱《大享拜洛乐》前三章，歌声刚落，武则天便离开御位，缓步向拜洛坛走去。在又起的歌声中，圣母神皇登上了拜洛坛，极目四望，嵩山北邙，银装素裹，隐约可见，洛河如带，缓缓东流；拜洛坛下，旌旗招展，人山人海，一派使人欢心鼓舞的景象。还没有来得及继续欣赏这壮美的景色，武则天便随着乐章朝拜洛水，然后便进行了授图仪式，双手捧起了那块伪造的圣图石块。在漫长的音乐声中，拜洛仪式缓缓地拉下了帏幕。 史载，圣母神皇武则天拜洛还宫后，神都洛阳的老百姓自愿立碑于拜洛坛前，碑文被称为“天授圣图之表”。这说明，老百姓对圣母神皇武则天举行拜洛活动并无异议，而多是赞美之辞；从朝廷来看，多数大臣对这一活动还是支持的，都进呈了热情洋溢的贺表。如果把这些与拜洛活动时的热闹场面联系起来，就不难发现，朝野内外，多数人对圣母神皇武则天的政绩是满意的，对她的长期临朝称制是支持的。所以，拜受洛图活动，仍然是一次有效的民意测验，它的结果表明，圣母神皇可以稳步地朝着既定的目标迈进了。 越是接近目标，越要谨慎从事，这是圣母神皇武则天当时十分注意的。当人们以为她马上就要黄袍加身时，她却偏偏用事实来证明自己的时机还不成熟。她又要创造和制造时机了。她要在刚刚竣工的富丽堂皇的明堂举行大享活动。为了使这次大享明堂活动收到自己预期的效果，她在拜受洛图后不几天，便命将明堂向文武百官和老百姓开放，让他们自由参观。前往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无不交口称赞，认为这是圣母神皇的一大奇功，虽然有些奢侈，但也是唐王朝国力强盛的体现。在这样的称颂声中，圣母神皇武则天这才感觉到自己就是王朝的旗帜，决心通过大享明堂而鼎新革故，建立起自己一统天下的新型王朝。 永昌元年（公元689年）正月初一日，以圣母神皇为主角的大享明堂活动如期举行。活动的整个过程，是那么的隆重肃穆，那么的神圣庄严，表面上看好象是圣母神皇完全出于对神祇的崇拜，但在实质上，这次活动有着极为明显的政治色彩，她不仅要在明堂布政维新，而且要在这里登上女皇的宝座。这只是个时间迟早的问题了。 正月初三日，圣母神皇武则天在明堂接受文武百官的朝拜祝贺；次日，她又在明堂宣布了朝廷今后的施政纲要，并颁发训词，以勉励文武百官；正月初五日，圣母神皇武则天于明堂设宴，召文武百官赴宴，把大享明堂活动推向了高潮。后不久，圣母神皇武则天又在明堂命按礼追尊武氏祖考，并起用武承嗣为宰相，继续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创造条件。 一直到这时，圣母神皇武则天在把一切都基本安排好之后，才回过神来向佛教发出了一种明显的信息，她希望佛教在最为关键的时刻能有惊世之举。 她仍然以薛怀义的作为希望引起人们的注意。 这薛怀义因为监修明堂有功，被封官授爵后，更是趾高气扬。加之，继续不时出入后宫，与圣母神皇同榻而卧，使这个老女人在床第上神魂颠倒，薛怀义更觉得不可一世。薛怀义的平步青云，虽然缘于一个契机，但自然离不开他自身的努力和才能，也离不开这个老女人的苦心栽培。在大享明堂的那几天里，每天晚上圣母神皇武则天都要召薛怀义入侍。薛怀义在这种情况下，每每要认真地服侍好这个圣母神皇，他十分卖力，几乎是殚精竭力。但是，这几天的床第之上，圣母神皇武则天的用心似乎并不在情欲，没有激情和渴望，更不像往常那样显得如饥似渴，那样不知满足。这让薛怀义感到莫名其妙，不知所措了。他在内心中反复思忖，想找到准确的答案，但他做不到，因为他的阅历，他的根基，只能顺应这位老女人性欲的渴求，根本无法猜出这位老女人内心的其他想法，特别是和朝政有关的君国大事。薛怀义只能等圣母神皇武则天的吩咐了。 这时的圣母神皇武则天，的确有些想法要对薛怀义说，但她又欲言又止。她不是怀疑薛怀义的忠诚，而是不放心这个看似道貌岸然而缺少心眼的市井混混的粗鲁和张扬，在某种程度上是担心这个和尚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几天来，她反复思考，在薛怀义宽大胸怀的拥抱中思考。她曾经想暗示这个和尚该做什么事，但她又知道，他根本不可能明白她暗示的用意。想来想去，圣母神皇决定以退为进，采取旁敲侧击的方式，促使这个和尚掀起佛门关键性的举动。 这天，圣母神皇武则天下诏称：梁国公、左威卫大将军监造明堂有功，成就很大，为了使明堂这个建筑更为完整，请薛怀义再行在明堂北监修天堂一座，内造大佛一尊，大佛的形制等有关事宜，请神都洛阳的高僧大德们会同薛怀义议定，报奏后修造。这薛怀义领旨后，便急召当时在神都洛阳的诸高僧大德，协商修造大佛事宜。在平时，神都洛阳的高僧大德们一般和薛怀义这样的和尚是不来往的，他们的虔诚，他们的信仰，决定了这些高僧大德根本瞧不起薛怀义，甚至有些高僧大德还暗地联系，准备冒死上奏圣母神皇武则天，请将这个败类逐出佛门。而薛怀义的本性和那种暴发户式的心态，也从来没有将这些高僧大德们放在眼里，在他们面前总是飞扬跋扈。现在，圣母神皇武则天要求薛怀义与神都洛阳的高僧大德们议定天堂的造像，等于向佛门投去了一种信任的信息，尽管薛怀义和那些高僧大德们相互不齿，但为了这种信任，他们还是怀着不同的目的，坐到了一起。他们共同决定造一尊特大的夹纻弥勒佛像，并报奏圣母神皇同意。 按照薛怀义和高僧大德们的商定，这尊夹纻弥勒佛像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约高九百尺，一个鼻孔比斗斛还要大，一个小拇指上可以坐下几十个人。为了安放这尊弥勒佛像，天堂被设计成一个比明堂更为宏大的建筑。薛怀义真可谓不辞劳苦，日夜监修，不久这座巨大的建筑便修造完毕。还没有来得及修造弥勒佛像，由于天堂太高，建好后不久便被风刮倒了。薛怀义为此好生恼怒，无奈之下还得再建。重建工程在薛怀义的监理下，日役万人，所需木料全都由江南采伐运送而来，所费以万亿计，基本上耗尽了朝廷的府库之藏，引起了不少臣僚的不满。圣母神皇武则天听说后，也不多追问，任凭薛怀义如此折腾。她要看这薛怀义怎样折腾下去。 这薛怀义虽与佛门无缘，不是一个真正的和尚，但却顺着圣母神皇武则天的旨意，能挖空心思地想方设法完成好天堂和大弥勒佛的修造任务，这一点被佛门的那些高僧大德们所认可，因为他们觉得造大弥勒佛和修天堂，无论有多少蕴义，但最直接的还是佛门的弘法大事，是对佛门的张扬和看重，他们开始主动为薛怀义出谋划策，使大弥勒佛和天堂能够顺利建好。当他们听说这一工程的费用无法筹措时，便主动提出大弥勒佛的资费由佛门筹集，他们共同发起了集资活动，不久便筹集到数十亿钱，交于薛怀义，用以修造大弥勒佛。 这正是圣母神皇武则天所希望看到的。她看重的不是佛门所出的数十亿钱，而是看重佛门的那种主动，那种把佛教命运与自己的地位联系在一起的主动，这便是她处心积虑想通过薛怀义的行动带动起来的东西，这东西对她非常有用，而且在目前的关键时刻，只有佛门才能为她实现自己的目标铺就道路。 圣母神皇在此基础上，继续推行她所设计好的程序。 这一年（永昌元年，公元689年），于阗国（今新疆和田一带）沙门提云般若来到西京长安，听说中土圣母神皇武则天在神都洛阳广揽胡僧，便直奔神都洛阳谒拜圣母神皇，后者见提云般若求谒恳切，便于明堂即行召见。召见中，圣母神皇问提云般若有何要求，这提云般若马上答应愿为圣母神皇翻译佛经，武则天准其所请，令在神都洛阳魏国东寺设立译场，并令当时的高僧德感、慧俨、法明和恒景等参与其事。召见时圣母神皇武则天问该僧，其名字是何意？该僧回答说为天智，武则天听后微微一笑说：“天智天智，应该有无边的智慧啊！”提云般若听后，觉得其中有许多微妙之处，不便再行追问，便退了出来。等到在魏国东寺安置后，这提云般若就此事问法明和尚，法明和尚听后笑而不答，给提云般若留下了一个猜不透的哑谜。 不久，突厥犯边，圣母神皇急召文武百官于明堂，商议平息突厥边患事宜。对于这次突厥犯边的原因，群臣心里都十分明白，圣母神皇武则天比别人更明白。主要是因为这几年里，特别是高宗皇帝仙逝以后，李唐王朝几经废立太子和更换皇帝，国势大减，所以使突厥觉得有机可乘；加之武则天从天后到皇太后，从皇太后再到天后，再到圣母神皇，其间有徐敬业、李贞等的反叛，也使突厥形成了中原不稳的认识，认为有了挺进中原的机会。但是，他们不曾认识到，尽管在这种更换废立的多事之年，中原王朝的政治统治仍然是非常牢固的，他们被假象或表面现象所迷惑，以致妄起兵端，进犯中原。面对突厥犯边，群臣的意见基本一致，都主张发重兵予以回击。圣母神皇武则天采纳群臣意见，决定发兵回击。但她却任命薛怀义为新平军大总管，指挥军队北上讨伐突厥。这一决定，多少出乎群臣们的预料，他们觉得用一个无能的花和尚去承担军国大事，简直是开玩笑，但屈于惧怕圣母神皇的威严，谁也没有敢站出来反对。 薛怀义率军北上，抵达紫河（今内蒙古南部黄河支流浑河），没有见到突厥军队，便在单于台（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北）刻立石碑留念，记载了这次出征的情况，然后回军南下。薛怀义回到神都洛阳后，圣母神皇亲自出面为其接风洗尘。为表彰薛怀义出征的功劳，圣母神皇为其加爵为辅国大将军，晋升为右卫大将军，改封鄂国公、柱国，并赐帛二千段。圣母神皇武则天对薛怀义的这次彰扬，并不是出于他是自己的面首这一私情，而是大有别的用意，是给佛门看的，希望佛门拿出惊世之举。因为这是圣母神皇这一二年来对佛教张扬的用心所在。 到了这时，薛怀义也终于悟出了最近圣母神皇武则天对自己倍加赏识的原因。 薛怀义感觉到，圣母神皇通过拜受洛图、大享明堂、布政维新等一系列活动，根本目的是想当女皇，想成为人间的弥勒佛。她一直给佛门和自己寻找机会，目的无非是要佛门和自己拿出当女皇的充分证据来。因为圣母神皇拜受的宝图，只是说“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并没有说圣母神皇可以改朝换代，代唐自立。如果没有充分的根据，贸然改朝换代，必然会是名不正言不顺，必然会被人们认为是窃国大盗。因此，寻找根据是圣母神皇武则天给予自己和佛门的希望。 那么，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女子称帝的证据呢？这薛怀义召集了一帮人，进行了反复地考证和研究。这帮人中，既有佛教沙门，也有文人儒士；既有薛怀义的心腹知己，也有想在政治上投机取巧的闲散之人。他们了解到，在唐王朝疆域的西边，就有一个女国，其地约在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以西，以女性为国王，这女国王经常居住在较高的楼上，有侍女数百人，且五日一听政，处理政事。在唐王朝的南面，有一林邑国，其王范头利死后，几经内乱，该国老百姓即立范头利女儿为国王。在唐王朝的东面，有新罗国，其王真平死后，国人亦立真平之女善德为王。上述种种情况，尽管是确实的存在，但这些国家都是一些小国，其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等与大唐王朝亦有差异。所以，这些情况，只能作为舆论去宣传一下，不能成为圣母神皇当女皇的根据。 薛怀义等人又在古代流传下来的文献典籍中去寻找根据，又是空劳一番。因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思想，一直主张男尊女卑，一直是重男轻女，其中根本没有女子可以称王称帝的记载，相反却有很多不许妇女参预政治的诫律。 这帮人在无奈之中，又突然想起了佛经，他们想在佛经中找出圣母神皇武则天可以称帝的依据。为了广泛发动，薛怀义不辞劳苦，几天内走遍了神都洛阳的梵刹寺院，恳请一些精通经文的高僧大德提供线索。同时，薛怀义利用晚上入侍圣母神皇武则天的机会，不时地报告他正在办理的事情的进展情况，受到了那个老女人的极度称赞和百般温存，薛怀义由此更是信心十足不辞劳苦地东奔西走。 有道是功夫不负有心人。这天，薛怀义接到报告说，魏国东寺天智（提云般若）译场的僧众们，找到了女人可以称帝的依据。薛怀义便急匆匆地赶往那里。原来，参与该译场工作的法明和尚在整理佛经译本时，在北凉昙无谶所译的《方等大云经》中，发现了两段关于女人当国王的经文。 这《方等大云经》，在唐以前就译成了汉文，各种佛经目录著录有两个译本：一个是前秦竺佛念的译本，称为《大方等无相经》，亦称《大云经》，这一译本至唐代已不存。另一译本即北凉昙无谶的译本，亦称《大方等无相经》、《大云无相经》、《大云密藏经》，一直流传至唐代。魏国东寺译场的法明和尚所指的就是这个译本。 该《经》中关于女人当国王的经文，一是出自卷四《大云初分如来涅槃健度第三十六》。具体内容为： 宣说如是大云经典，时彼城中有王名曰大精进龙王，王有夫人名曰护法。……尔时佛告净光天女：“且待须臾，我今先当说汝因缘。”是时净光天女闻说己，即生惭愧，低头伏地。佛即赞言：“善哉！善哉！夫惭愧者，即是众生善法衣服。天女，时王夫人即是汝身，是汝于彼佛暂得一闻大涅槃经，以是因缘，今得天身，值我出世，复闻深义，舍是天形，即以女身当王国土，得转轮王所统领处四分之一，得大自在，受持五戒，作优婆夷，教化所属城邑聚落男子女人大小。受持五戒，守护正法，摧伏外道诸邪异见。汝于尔时，实是菩萨，为化众生，现受女身，是时王者。” 这段经文的意思，是佛祖对一位名叫净光的天女说其前世后世因缘，指出大精进龙王的夫人护法，即是净光天女的前世，因其维护佛法，得成正果，以女身当王国土。这是佛祖的旨意，也是护法夫人在前世佛那里得到的涅槃智慧所致。由于有这种因缘，才得以领受天女之身；到了佛祖释迦牟尼出世，又学到了很多佛法奥义，这才具备了以女身当王国土的条件。这个国土将有转轮王所统的四分之一大，具体来说，即要领有南阎浮提州，在那里以女身称王。在称王之前，还要先受五戒，成为优婆夷（女居士），要教化所属人民笃信佛法，摧伏外道邪见，到了那时，净光尽管是女身，但已是菩萨，可以称王了。 另一段经文，在该《经》卷六《大云初分增长健度第三十七之余》，说的是南天竺有一叫无明的小国，其都城叫熟谷，国王叫等乘，国王女儿叫增长，全国笃信佛法。这个国家的生产较为发达，五谷丰登，人口繁盛。但天有不测风云，这等乘国王突然逝世，一时国中无主，民众拥戴其女增长即位。佛祖释迦牟尼对净光天女说，这增长女王就是你身，因你数世轮回中得到了最上乘的根机，故使你以女身王国土。“女既承正，威伏天下，阎浮提中所有国土，悉来承奉，无违拒者。女王自在，摧伏邪见，为欲供养佛舍利，故遍浮图起七宝塔，斋持杂彩上妙幡盖，旃擅妙香周遍供养。见有护法持净戒者供养恭敬，见有破戒毁正法者呵责毁辱令灭无余。”同时，该女王还率全国民众都能按佛教要求修持波罗蜜多，即布施、持戒、禅定、精进等，还能拯济贫穷，教导无量一切众生。 薛怀义马上将这一发现上报了圣母神皇武则天，后者闻报后甚是喜悦，觉得佛门僧众终于走到了这关键的一步，这一发现，无疑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圣母神皇武则天在喜悦中思忖，觉得这就是机缘，这就是佛法，这也是佛祖的安排。她终于可以以弥勒临世自居了，终于可以成佛了，终于可以以女身王国土了。 当天晚上，在与薛怀义的尽情欢愉中，她突然又感到力不从心了。这种力不从心，她并不是指床第之上或宫闱之内，而是觉得自己多年参与朝政，乃至临朝称制，使自己几乎殚精竭虑；为了实现目的，自己近十多年来所经历的风雨历程，耗费了多少精力，心力憔悴的程度和感受是任何人都无法体会的。现在终于得到了机缘，但自己已经是年近70的老人了，还能有多长时间，结果会是怎样，这些问题涌上心头时，能不觉得力不从心吗？ 但是，圣母神皇武则天并没有被这种心绪所缠绕，她毕竟是一位非凡的女性。她觉得既然启动了通达目的的航程，就绝不能停止，一定要走下去，一定要到达理想的彼岸。她的思绪又转了回来，她要薛怀义和魏国东寺的僧众们把这篇文章做好，并如此这般地吩咐了一番。 薛怀义领受圣母神皇武则天的旨意后，来到魏国东寺，召集法明和尚等人，在肯定众僧发现《大云经》两段经文成绩的同时，向众僧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北凉之时译出的《大云经》，能在现在拿出来说服信众和天下民众吗？这一问题的提出并不是毫无意义，因为用旧译佛经来证明圣母神皇武则天以女身王国土是符合佛祖的旨意，肯定会引起人们对此事的追溯和附合，人们可能要把历史上的个别情况与此相比附，或把大唐之外一些国家的情况说成是应验。所以，怎样才能使这两段经文体现出当代的意义，十分迫切地摆在了这些僧众们面前。法明和尚建议马上找来梵本，再行重译，将女身当王国土的事迹译得更直接了当。但此举不可行，因为天智所携梵本中没有《大云经》。倒是这天智胡僧出了一个主意，他建议将旧译重新整理，按他记忆中的梵本大意进行重新排列组合，再按中土的一贯做法，在整理后的经文中夹上注疏，以经夹疏，经疏混为一体，然后再说明疏的权威性，就成了一个较有说服力和完整的《大云经》了。以薛怀义、法明为首的十来个和尚，马上觉得此举可行，即刻开始了这项事关圣母神皇武则天问鼎社稷的重大工作。 关于《大云经》的来龙去脉，诸史纷纭，没有比较一致的说法。有些史籍直接指出，《大云经》是一班和尚伪造的，其直接目的是为武周革命服务，这种认识为历代学者所接受。但实际是《大云经》先出，法明等和尚所出《大云经》是经疏合编的整理本，他们在注疏中又加重了女身当王国土的内容，并且不失时机地又加进了一些女王扶植佛教的内容，希望佛教能在此事中得到些好处。如在他们整理出的《大云经》中，有这样的内容：“经云：‘女既承正，威伏天下，所有国土，悉来承奉，无拒违者。’此明当今大臣及百姓等，尽忠赤者，即得子孙昌炽，……如有背叛作逆者，纵使国家不诛，上天降罚并自灭。”这已经不是劝人为善的慈悲面孔了，而是杀气腾腾的帮凶模样了。这群和尚告诫人们，女王要威伏天下，俯首听命的就能子孙昌盛，安居乐业；敢于违抗的，不仅朝廷要问罪，佛祖也要降下罪来，使之自行灭亡。又如：“经曰：‘即以女身，当王国土。’今神皇王南阎浮提一天下也。”经这班和尚这样一疏解，佛经里的女王，不就是指当今圣母神皇武则天吗？ 一切准备就绪后，这班和尚开始将这部经疏夹杂的《大云经》，正式进献给圣母神皇武则天，他们在上《大云经》表中，更直接明了地说：圣母神皇就是弥勒佛下生人间，应该取代唐王朝而当阎浮提州的国主，希望圣母神皇尽快颁诏制于天下，完成革故鼎新的历史使命。该表一上，马上引起了朝臣的纷纷响应，他们纷纷请回《大云经》，并不断上表要求改制，其中最为活跃的是御史郭弘霸，他自撰表章一份，称圣母神皇武则天是弥勒佛化身，并在朝廷中请诸臣联署，得到了不少朝臣的响应。 一时间，大唐朝野内外，刮起了改制的旋风，万众都在景仰着圣母神皇武则天，都在注视这个非凡女人的态度。 魏国东寺的和尚们在薛怀义的组织下，巧妙的将旧译佛经重新整理一番，加上注释后，与现实的政治生活联系在了一起，重点突出了圣母神皇受命于佛祖这个主题，使武则天非常满意。但是，她毕竟是经过风风雨雨的非凡女性，没有急于求成，没有显得十分迫切，而是在薛怀义和法明等和尚表上《大云经》后，只做了两件事，两件继续制造舆论和暗示天下的事。 一是于天授元年（公元690年）七月，在接到群僧上的《大云经》表后，马上下诏，将这部旧译新作的《大云经》颁行天下，于是该《经》便像雪片一样，从神都洛阳飞向四面八方。为了满足颁行该《经》的需要，神都洛阳城中的善男信女们和佛门僧众，都主动上表请求抄写该《经》，以便流传。一时间洛阳纸贵，纸肆店铺罄其所存上市，仍满足不了抄写该《经》的需求。与此同时，圣母神皇还下诏令天下诸州各建大云寺一所，以藏《大云经》，使高僧大德升座讲解，并准各大云寺度僧数十不等，总度僧计上千人。当时，中原地区修建大云寺，边远地区也修建大云寺，朝廷统治所及的地方都在修建大云寺，全国各地修建大云寺一时成风。史载，东起渤海，西止葱岭，南抵交趾（今越南），北迄大漠，都有大云寺和《大云经》的踪迹。圣母神皇受命无不是人们谈论的主要话题，人们得出的结论是，既然佛祖旨意如此，怎么也不能违抗。总之，全国上下充满了对圣母神皇武则天的颂扬之声。 二是圣母神皇武则天即刻褒奖了表上旧经新作《大云经》的十个和尚，法明、云宣等僧众被赐爵县公，赐紫色袈裟一领。给和尚赐爵，古已有之，而给和尚赐紫袈裟，则是中国历史上的首创。圣母神皇武则天如此褒奖这班和尚，无非是对他们功劳的肯定，同时还暗示着佛门要进一步采取行动。 办完这件事后，圣母神皇武则天并没有再采取大的行动，而是显得平淡恬然，好象再没有什么祈求了。其实，这位一心想当女皇的圣母神皇，仍然在等待时机，仍然在试探，仍然在冷静观察。 到了该年九月，《大云经》颁行天下已有两个多月了，未曾发现有人公开反对，全国到处仍然是一片对圣母神皇的颂扬之声。这充分说明，圣母神皇武则天代唐自立的时刻已经到来。 但是，在这之前，仍然需要有人像那班和尚那样，站出来制造舆论，站出来为民请愿，站出来把自己推向皇帝的宝座。她仍然在等待。到了这时，圣母神皇的支持者们也似乎感觉到现在是公开站出来的时候了。 这似乎看起来是一场闹剧。 九月初三，侍御史傅游艺率关中百姓900余人叩宫门上表，表中大谈圣母神皇武则天的种种符瑞，包括洛图及《大云经》所指，请求改皇帝为武姓，改唐朝为周朝。这道上表中请改皇帝为武姓，即是说请圣母神皇武则天做皇帝；改唐朝为周朝，源于傅游艺等一班人对姓氏的溯源考证。按古史记载，武氏出自姬姓，姬姓乃周王朝的建立者，传至周平王时，其最小的儿子生下时，手掌中就有一个武字，故平王赐其姓武。傅游艺等人考证圣母神皇武则天之武，其先祖即周平王的那个最小的儿子，圣母神皇武则天即是周氏的苗裔，故请改唐为周。另外，圣母神皇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在高宗皇帝显庆年间，曾被追赠为周国公，这也是改唐为周的原因之一。由此可见，傅游艺等人的劝进请愿，是颇费了一番心机的。 且说圣母神皇武则天接到这个劝进请愿的上表后，并没有答应他们的所请，只是把傅游艺从侍御史提升为给事中，即把他的官阶从从六品提升到正五品。这一做法表明，圣母神皇武则天所谓不诺所请是假，她在暗示要搞大型的劝进。因为只有九百余人的劝进，她自是不敢贸然答应。这傅游艺也是个明白人，在受宠若惊之余，更加起劲卖力地导演起了一场更大的劝进的闹剧。为了进一步加大劝进的人数，他到处串通，甚至不惜裹胁群臣，还散布说有一大群凤凰夜里曾落在了圣母神皇的寝宫之上，一只红色的朱雀飞入朝堂，这些都是祥瑞和征兆，要群臣百姓积极行动起来，参与劝进活动。 于是，三天之后，导演劝进闹剧的傅游艺又活动了百官及帝室宗戚，远近百姓，四夷酋长，佛教沙门等共六万余人，上表请改武氏为皇帝。这次劝进活动如此声势浩大，圣母神皇武则天暗中欢喜，她特别赏识这个傅游艺的组织才能，同时也欣赏佛教沙门积极参与其中，按照自己对佛门的希望而积极行动。当时，劝进请愿的人排山倒海，三呼之声铺天盖地，终日不散。 圣母神皇武则天这时却在寝宫里与御医沈南璆不紧不慢地下棋。表面上虽是在下棋，而且是不紧不慢，但内心里这个想当皇帝的女人却十分烦躁。这种烦躁是一种急切心理造成的，几天来一直如此。在这种心情中，圣母神皇武则天实在无法一个人独处，所以才召来了自己的新宠，也就是御医沈南璆。人们不禁要问，圣母神皇武则天此时为什么不召薛怀义呢？原因十分简单，这便是这个想当皇帝的女人认为花和尚薛怀义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自己再也不需要他了。这个市井混混，这个佛门败类，这个只有性欲而没有人情的面首，此时已被彻底抛弃了。但是现在，圣母神皇武则天并没有时间和心思去怜惜花和尚薛怀义的不齿下场，她在与沈南璆的对羿中，仍然在等待着什么。 圣母神皇武则天在等待中，又回味起了宫门外数万人的上表。这个上表的言辞、语调及内容，可以说是她本人一生最为欣赏的，特别是表中的文字优美，措辞得体，使她这个当事人读后赞叹不已。表中写道： 臣闻圣人则天以王，顺人以昌。今天命陛下为主，人以陛下为母。天之丕律，元命也；人之大猷，定数也。陛下不应天，不顺人，独高谦让之道，无所宪法，臣等何所仰则？……天意如彼，人诚如此，陛下何可辞之？……陛下若遂辞之，是推天而绝人，将何以训？ 这里既是天命，又是人意，好象不是圣母神皇武则天去主动要求的，而是天命人意强加给她的，已经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了。可是，圣母神皇武则天仍然在等待。 在这场如此轰轰烈烈的劝进请愿活动中，最为尴尬难堪的，便是只让名字放在皇帝位上的那个睿宗李旦了。但这时他反倒不惶惑了。他既然在继位之后的这段时间里，能密切与母亲合作，此刻他也就十分明智地选择了禅让这种方式。按照古制，他在宫门外数万人一浪高过一浪的劝进请愿声中，接连三次以在位皇帝诏书的形式，提出将李姓的皇位让给武姓的母后。这三份诏书，都是由他亲自起草书写的，可能是他自继位以来唯一的一次，或可能是最后一次亲自拟定诏书了。在这三道诏书中，他词句恳切，态度明确，语气坚定，希望母后能体察自己的心情，顺应天命民意，即刻登上皇帝的宝座。其实睿宗皇帝所做的一切，对自己来说，也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他只能顺乎潮流，感觉到心里也并不是十分难受，因为自己无须再担那个天子的虚名了。 圣母神皇在寝宫内收到睿宗皇帝三道禅让的诏书后，不觉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声叹气中，并不包含惋惜和失望，而是出于母亲本能的一声叹息。她非常清楚，自己的功德已经圆满了，可以降临人间了，但自己又失去了一切，失去了一个母亲应该拥有的一切。 这是希望与失望并存的一叹。 也是成功之余非常无奈的一叹。 九月九日，是天高气爽的重阳佳节。这一天，67岁的圣母神皇武则天要正式登基了。登基典礼被安排在了神都洛阳的则天楼。 清晨，天空晴朗，万里无云。在万众的欢呼声中，圣母神皇武则天登上了则天楼。她用激昂的声音向万民宣布，自己现在正式登基，成为了圣神皇帝，建立大周王朝，并改元天授。 这个结果，在她看来是非常简单的，但从圣母神皇到圣神皇帝一字之差的过程，又是相当复杂漫长的。这些都表明，李唐王朝已经不复存在了，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将被载入史册。 这个结果，被诸史称为武周革命。 圣神皇帝武则天离开了则天楼，在朝臣们的簇拥下，气宇轩昂地回到了明堂。她显得极度的兴奋，兴奋使她的行为动作变得有些僵持。跨进明堂的政务大殿后，她不知所措地停了下来，向前端详着那高高在上的皇帝宝座。就在自己感觉到有些迟疑的一瞬，她又恢复了自信，恢复了常态，当着众朝臣的面，缓缓地走向那庄严的皇帝宝座。她觉得，这就是自己多年来孜孜不倦所寻求的尊严，包括自己头戴的那顶皇冠，一切都是尊严。 大周王朝的圣神皇帝终于威严地坐到了皇帝的宝座之上，殿下的两班文武大臣们在内侍的喝唱中，哗的跪倒一片，在隆重的晋见礼仪中，他们齐呼三声万岁，万岁，万万岁。听到的和看到的，使圣神皇帝武则天感觉到了一种无与伦比的欢乐。从此之后，一切都会是这样的，一切都会像这样透明清澈，再也不必挖空心思地遮遮掩掩，更不用装腔作势地垂帘听政。自己就是皇帝，堂堂的大周王朝就是自己的了。 朝贺的人一班接着一班。文武朝臣之后是宗室国戚，之后又是藩国和四夷的代表，之后还有僧道女冠，……朝贺整整持续了一个上午。就在僧道女冠朝贺时，大周王朝的圣神皇帝忽然间精神抖擞了起来，眼光中有了一种异样的亲切。看着殿下的和尚道士合十打揖的躬敬之礼，她真想当场进一步夸奖佛门和尚一番，无奈在那种场合是要有所顾忌的，她也只好作罢。但是，她还是打心眼里感谢佛门释子们的功劳，“武周革命，释子功高”，这八个字不知怎么就涌进了脑际，她真想说出来，但还是忍住了，她要在适当的场合，一定要表露出刚才脑际中浮现出的这八个大字。 一个上午的朝贺，使司礼官几乎喊破了嗓门，参加朝贺的人都觉得非常疲倦。但是，大周王朝的圣神皇帝武则天却并没有感到累，反倒表现出难得的轻松和得意。这种轻松和得意，一直延续到朝贺结束，旁边的侍女要扶她起来的时候。这时，她还没有要离开皇帝宝座的思想准备，侍女一扶，她本能地挣扎了一下，很快就明白朝贺已经结束，是该回宫的时候了。她站了起来，回头又望了望自己刚刚坐过的宝座，又望了望殿下的群臣，环视了儿子李旦、女儿太平公主，以及自己的侄子武承嗣和武三思他们，内心又涌出了一种感想。因为从今以后，自己终于得以不再能以母亲或长辈的身份与他们讲话了，自己已经成为了“朕”。 她开始举步，要离开政务大殿了，无意中她听见自己说了一句声音宏亮的话：“朕有些累了。”整个大殿内回响着这一句话，没有人敢来回应，然后是鸦雀无声般的寂静。 大周王朝的圣神皇帝头也不回，离开了政务大殿。 回到寝宫后，她才感到自己的确有些累了。这种累所表现的不是身体的疲倦，也不是精力难以集中，而是对自己生命历程总结的结论。她在小憩中想起了自己生命中曾经出现过或发生过的许多意味深长的往事，这时，她难免会心潮起伏，感慨万端。她想起了自己从媚娘到才人，从才人到尼姑，从尼姑到昭仪，从昭仪到宸妃，从宸妃到皇后，从皇后到天后，再到圣母神皇，乃至到如今的圣神皇帝的整个过程。她想起了自己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被选入宫中为才人的，当年又是怎样被幸召与太宗皇帝同榻而卧，怎样在钻心的疼痛中离开太宗皇帝那张硕大的龙床，特别是被抛置于掖庭后宫中的冷落，和自己诵经拜佛的生活，给她的印象最为深刻。她发现，就是在那个时候，佛教给了自己心灵的慰藉，让自己在心灵深处燃起了一盏明灯，一直伴随着自己走到了现在。在一定程度上，她又觉得是佛法支撑着自己的一生，是佛法在成全自己。 她无法清楚地回忆起自己与当时的太子李治一见倾心的细节，但她却非常满意由这一见倾心引起的一切后果。感业寺为尼，每日青灯黄卷古佛，由于一见倾心，才使懦弱的李治能在登基后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来与自己私会，也使自己能够鼓起勇气在感业寺为李治生下一个龙子；由于一见倾心，使高宗皇帝李治顶住多方压力，把自己又接回了后宫；由于一见倾心，在自己与王皇后、萧淑妃的夺床争斗中，高宗皇帝李治总是站在自己的一边。现在回想起来，大周王朝的圣神皇帝，依然觉得似乎一切都是因缘造就，是佛祖的刻意安排。 因为在最寂寞时刻诵经拜佛的誓愿，因为自己心中早已点燃的那盏明灯，她再度入宫并荣登皇后宝座后，突然发现这并不是自己真正的目的。在那个当时还不十分明确的目的驱使下，她在皇后宝座上几乎是浴血奋战，为大唐王朝的江山社稷制造了一大批悲鸣不已的阴魂，其中包括自己的姐姐和美丽的外甥女，还有那个专权的国舅爷长孙无忌等。面对这些阴魂，自己用佛法来超度他们，使他们得到了安息。 她又想起了自己几个不争气的儿子，早早离去的李弘、李贤，还有被流放他乡的庐陵王李显，以及刚刚禅让出皇帝之位的李旦，他们并不是不孝，也不是不忠，而是无力堪负江山社稷的重任。他们或早逝，或流放，或忍气吞声，一切又都是佛祖的旨意，是佛祖的安排，是他们所做所为的报应。 在漫漫的回忆中，大周王朝的女皇突然看到到处是血，鲜红鲜红地在自己眼前流淌，似乎自己的一生就是从这鲜血中趟过来的，在流淌的鲜血中，她又看见了自己本人正在继续与那些阴魂在拼杀，拼杀中又听见一个响亮的声音在喊：不是魔头便是佛祖！她望着眼前的撕杀，听着这响亮的声音，沉浸在了成佛和成魔的双重感觉之中。 大周王朝的圣神皇帝突然觉得，自己的功德还未得圆满。展现在自己面前的路似乎仍然是双重的，要么成佛，要么成魔！ 第七章 想入非非的武周造字，佛门首功受荣宠，不得南禅尽显北宗，功德致应《宝雨经》，金狮子说法的机缘，登基并不是终点。 功德还未得圆满。 这个终于称帝并有着山河气派的老女人，内心还在筹划着她那更加辉煌的伟业，还要怀抱她的大周王朝，继续着时空的轮转，继续着生命的历程，继续着机缘的张扬。 对此，这个新登基的大周女皇是早就有所准备的。大约从垂拱四年（公元688年）武承嗣等人伪造瑞石宝图开始，当时的圣母神皇武则天就已经意识到，自己很快就可以一步登天了。因此，她的言行举动都是围绕着实现目标进行的。次年，她大享明堂后，即改元永昌，其蕴义不言而喻，是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的谶语设计的。当年十一月，她又开始了更大的举动，亲自撰写了《改元载初文》，改永昌元年（公元689年）十一月为载初元年正月，按照古代周朝的历法改朔，其中的蕴义亦十分明显，暗示着自己将要君临天下的创新与渊源。在这篇《改元载初文》中，她还为自己起了个光辉耀眼的名字，即史书所载的武曌。这个曌字，是日月当空的组合，明显地暗示着自己的目的，使人联想到光芒万丈的磅礴景象，象征着至高无上；从另一个角度看，又有谁能说这个字与佛教没有关系呢？可以说，这是从卢舍那佛所蕴“佛光净满”、“光明遍照”之义中汲取的灵感，卢舍那佛图兹丽质，相好希有，鸿颜无匹，大慈大悲，如月如日，恰恰就是当时圣母神皇武则天内心中的自己。可见，这个曌字绝非空穴来风，既是一种形制上的创意，也蕴含着这位圣母神皇的目的、希冀和将来的一切作为。 由于这个曌字的出现，引起了诸多不便，起码老百姓和朝臣百官不能随便用这个字了，因为这是圣母神皇的专用字，任何人都得进行所谓的避讳；还由于这个曌字的读音与“诏书”的诏相同，故《改元载初文》中，圣母神皇明确要求改诏书为制书，再不能称诏书了。和曌字一起颁行的还有另外12个字。这些独出心裁颇具创意的字的颁行，体现了将要当女皇的圣母神皇武则天对它们的理解，也体现了她敢为天下先的越制意识。 诸史对武周造字的总体评价是想入非非，但细究起来，却不无道理。如地字，所造之字为山水土的结合，写作埊；另外，一生为人，即；一忠为臣，即；千千万万为年，即；原打算将武字放入囗中，代表国字，后朝臣奏称武字退在囗中，与囚字无异，故改为囗中安八方为国字，即圀；此外，武周造字中，以为日，〇为星，为月，为正，为天等。这些造字，大抵按两种方式构想设计，一是采取汉字的会意方式，由几个独立的汉字组合而成，如、、等，还有永主人王四字组合的证字，写作；天明人士组合的初字，写作。另一是按照谶符的需要而构思，如曌字，还有圣字，写作，其含义暗示着长发女人为正为王。 武周造字本身的意义大概是非常清楚的，无非是为自己登极称帝制造舆论或建立基础，充分显示了当时的圣母神皇的用心所在。问题在于，永昌元年（公元689年，十一月改元载初）十一月颁行的新字，能够非常迅速、广泛、深入地为全国各地所使用，用时大约不到一年，这倒可以称为中国古代推行文字改革方案的奇迹。而在其中发挥十分重要的推广作用的主角和载体，即是当时的佛教和佛经。从天后武则天垂拱元年（公元685年）真正临朝称制，到她代唐立周的天授元年（公元690年），由天后或圣母神皇武则天亲自组织和建立的佛经译场在西京长安和神都洛阳都兴盛非凡，胡僧地婆诃罗（日照）、佛陀波利、菩提流支、提云般若（天智）等，都曾受命组织译场翻译佛经。这些译场和译经者，很快就将圣母神皇武则天所造新字用于汉译佛经的书写中，通过佛经的流传，这些新造字在圣神皇帝武则天正式登基时，已传遍大江南北，被全国民众所熟知。现存敦煌经卷当时译出传抄的佛教经卷中，以及后世出土的武则天时期的碑石墓志中，均以新字代替旧字。 大约与此同时，奉圣母神皇之命，胡僧实叉难陀（学喜）在神都洛阳的内道场大遍空寺，率领高僧圆测、弘景、神英、法宝和法藏等，重译《华严经》，他们在译经过程中，多了一个心眼，奏请圣母神皇武则天允许译完一部分即抄写一部分，并于石头上刻制一部分，理由是怕丢失或损坏，圣母神皇武则天准许了这一请求。所以，这个译场新译《华严经》，每完成一部分，即派人送于晋阳（今山西太原）晋祠的藏风峪刻于石上，这便是现在所谓的晋祠藏风峪石经。石经的镂刻，从根本上来说是佛教害怕碰到所谓的劫世或末法，把佛教的经籍文书全部销毁，使佛教无法承传。这种劫世或末法在当时之前已经出现过两次，一是北魏太武帝时，一是北周武帝时，都使佛教遭受到了沉重地打击。鉴于如此，所以实叉难陀等人才多了个心眼，提出及时刻石的请求。 按史书记载，当时神都洛阳大遍空寺的《华严经》翻译工作，几乎与晋祠藏风峪石经的刻制时间同时，所以，洛阳译出经文写什么字，晋祠藏风峪刻制石经也写什么字。据统计，藏风峪石经中，武周时所造之新字都有遗迹，并且全都保存了下来。 上述情况表明，佛教及佛经翻译者对武周造字的巨大推动作用，同时也反映了佛教积极追随圣母神皇武则天的一个侧面。其实，在武周革命的过程中，佛教及其僧侣不仅仅是追随，而是非常卖力地追随与鼓吹，可以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个过程和结果，使大周王朝的女皇武则天十分满意，打内心里对佛教充满了感激之情。这种满意和感激之情，对新登基的大周女皇来说，是真切的，而不是伪装的，因为她一生与佛教的因缘，她在处境不佳的情况下对佛教的尊崇，以及她利用佛教所得到的心理与生理上的愉悦，都会使她真切地感谢佛教。 所以，从天授元年（公元690年）九月登基之后，圣神皇帝武则天就一直思考着如何感谢佛教的问题，也曾经在脑际中涌现出了“武周革命，释子功高”这八个字，但她又觉得仅仅这八个字是远远不能表达自己对佛教的深切的感激之情的，为此，她几乎是绞尽了脑汁，终于找到了感激佛教的切实可行的理想办法。 这位大周王朝的圣神皇帝，毕竟是位政治家，她先从现象入手。大约在天授元年（公元690年）年底，也就是她刚登上皇帝宝座不久，针对李唐王朝立国以来就一直存在的释道争宠，和尚与道士经常在朝廷上当着皇帝的面相争相斗的情况，颁布了《禁僧道毁谤》制文。这道制文从表面上看，是各打五十大板；但在实际上，却是暗中扶植佛教。制文的大意称：佛教和道教，都归于善，没有什么究竟高下之分，都是一致的。但是，有一些浅识之徒，竟然提出什么高下你我的问题，经常为此毁谤对方，甚至于口出丑言恶意攻击。佛教的沙门和尚们极力排斥老君，而道士女冠极力诽谤佛法，这成何体统！更甚者不惜一切相互诋毁，日趋严重，信男善女丢弃了良知，也不过到这个程度。况且你们佛道中人，都是出家人，应该崇行素业，不应该诽谤佛祖圣人，不应该违犯教义门规，这样才是真正的法。从今之后，佛门僧人及道士，若有再敢诽谤佛道或相互诋毁者，必先受杖责，再令还俗！ 仅仅从这道制文的文字中，很难看出这位新登皇帝宝座的女皇是在扶持佛教，要明白其中奥秘，必须联系释道相争的现实来分析。如前所述，李唐王朝立国之初，释道竞相争宠就十分激烈，经唐高祖、唐太宗的干涉和调和，确定了道先释后的国策，理由是李姓当国做皇帝，当然要尊崇李姓为教主的道教。这一国策的确定，曾经引起过更为激烈的争斗，但不久便被雄才大略的太宗皇帝李世民所平息调和，一直延续到武周革命之时。当然，释道相争在这期间一直没有停止，随着武姓女人地位的显赫，以及她与佛门的种种机缘，佛门释子自然要把原来确定的道先释后的国策改变过来，这就引起了更为激烈的释道相争。到了这时，大周王朝的女皇帝已经正式登基了，已经改唐为周了，应该给释道相争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了。但是，这位聪明的女皇，没有说谁先谁后的问题，而是用制文的形式，又将释道二教放在了相同的地位。这道制文回避了谁先谁后的问题，给人们的映象是不存在谁先谁后这个前提，释道二教是平等的，是同为善的，是一致的。这种新的提法以及其中蕴含的意义，能不是在暗中扶持佛教吗？ 可悲的是，当时道教门中的教徒们并未看出个中奥秘，他们默认了这道制文的谆谆教诲，诽谤佛教的行动和言语有了收敛。因为他们已经觉得在武周革命过程中，佛教占了上风，道教有些落伍，这道制文颁行时，道教的教徒们正在极力弥补教门对新女皇的差池，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位大周王朝的女皇通过这道制文，已在事实上取消了李唐王朝道先释后的国策。 与此相反，佛门的高僧大德们却完全领会了大周王朝圣神皇帝这道《禁僧道毁谤》制文的真正含义。他们打心眼里感觉到这是新登基的大周女皇对佛门的极大支持，更为自觉和积极的与这位新女皇频繁接触。凡译出的佛经，必先表奏女皇；凡来华胡僧，必上表请求接见；凡有诋毁佛者，必群起而攻之。使佛门气势一下子张扬了起来。在武周革命前后的一年时间内，佛教先后表上《大云经》、《无垢净光陀罗尼经》（吐火罗沙门弥陀山译）、《造像功德经》（天智译）等数部经典，其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在圣母神皇颁行《大云经》和敕建大云寺时，当时的右相岑长倩上表谏阻修建大云寺，未等当时的圣母神皇开口，便遭到了佛教沙门及武氏子侄们的猛烈反击。这些都表明了佛教沙门对武周革命的自觉支持，当然会得到应有的报答。 佛门中的一些高僧大德们，特别是现在仍然与大周女皇武则天频繁接触的高僧大德们，不但从这道《禁僧道毁谤》制文中看出了大周女皇扶持佛教的立场，而且也预测到这位新登皇帝宝座的大周女皇进一步表彰佛教的举动。事情果然如此。在《禁僧道毁谤》制文颁发不久，大周女皇武则天发现道教门中并未有多大反响，便于天授二年（公元691年）年初，颁布了另一道制文，此即《释教在道法上》制文，将李唐王朝道先佛后的国策扭转了过来。 这道《释教在道法上》制文的大意讲道：我在登基称帝之前和称帝的过程中，蒙受了佛祖释迦牟尼的金口预言，还受到上天降下宝图的指点，这是佛祖释迦牟尼和上天多次给当今世人指点启示的结果，也是我本人秉承佛祖释迦牟尼和上天旨意以及本人往世修持的结果。具体来说，就是《大云经》阐述的那种深奥的预言，它指明了我当王国土的祯符，显示出了使我如何自在的去完成佛祖旨意的途径。我按佛祖释迦牟尼和上天的旨意登基称帝，目的是将这个国土驾驭起来进行敦化，在这片国土中弘扬佛法五戒以普渡众生。佛教首先开启了武周革命的先河，启动了维新创制的伟大事业，这都是佛教适时宜地按照佛祖释迦牟尼的旨意，去申张佛教本来具有的奥义。现在虽然佛教按照佛祖释迦牟尼的旨意和教法完成了宏伟大业，但他们不理会所谓先后问题，而且还能更为诚恳的弘法和普渡众生，也根本不妄自展现自我。这就使我不得不主动来安慰和张扬它。所以，我决定从今之后，佛教应在道教之上，凡朝贺或殿会，和尚站在道士之前。希望天下之人能体察我的用心，凡有根机的人都要积极皈依佛门，在法力无比的佛门中领悟生命的真谛。 大周王朝圣神皇帝的这道制文，直接了当地褒扬佛教，其理由是那么的充足，道理是那么的明白，在当时是没有人能提出任何异议的。这道制文的颁布，倒是应了当年太宗皇帝的那句话：现在是李姓当国，所以以李姓为教祖的道教排在前面；若佛教的教主或菩萨什么人当国，我就会使佛教排在道教的前面。这句话说了还没有多少年，大约只过了50几年，就被大周皇帝武则天实现了。原因很简单，这便是现在是大周王朝了，是净光天女轮转为女身菩萨在治天下，自然是佛门当国了，所以要把佛教放在道教之前。 武周革命，佛教及其沙门立了首功，这是天下人都能感觉到的。而大周皇帝武则天到此为止对佛教的一系列褒奖，完全实现了自己已经形成的“武周革命，释子功高”的认识。这既是佛门的幸事，也启动了大周女皇进一步扶持佛教和尊崇佛教的思想和行为。登基之后的大周王朝圣神皇帝武则天，对佛教的扶持和尊崇变得越来越细腻了。她对佛教的认识更具现实，对佛教采取的行动亦更为直接，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体现和证明她本人与佛有缘。这不仅仅只是为了给佛门信众们看，更重要的是为了给天下所有的人看的。这样一来，新建立的大周王朝释风更浓，人们紧随女皇的后尘，尊佛礼佛蔚然成风。 除其他原因之外，这种社会风气又促使了当时佛教各个宗派的形成与完善。到当时为止，佛教的天台宗和慈恩宗（亦称法相宗）已初步形成，而其他宗派正在创建之中，比如净土宗、禅宗、华严宗、律宗和密宗等。在这些宗派的创建过程中，其宗门首领即正在创建和完善该宗的高僧大德们，十分清楚最高统治者支持与否和宗派兴盛的关系，故不惜一切与最高统治者接触，以求得到肯定和支持。中国佛教发展的这种实际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又影响了最高统治者，在当时即是刚刚登基的大周女皇武则天，对佛教认识和行为的深化，影响了这位与佛有缘的女皇对佛门知名高僧大德的进一步关注和重视。大周女皇要充分表现自己不但与佛有缘，还要显示自己与僧有缘，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与禅僧有缘。 天授二年（公元691年），大周王朝的圣神皇帝武则天在完成登基后的一些重大政事之后，便开始留心并寻找知名禅僧。当她听说湖北当阳有一位名叫神秀的老禅僧后，便不顾神秀已95岁的高龄，使人延请至神都洛阳。由于年龄较大，神秀行走已极不方便，但大周女皇想的也颇为周到，使人用肩舆将神秀老和尚抬到神都洛阳与己相见。神秀老和尚到了神都洛阳后，大周女皇“亲加跪礼，时时问道”。这种崇敬之礼，出乎朝臣百官和僧俗信众的意料。试想，一个头戴皇冠，年近70的女皇，向一个95岁的老和尚行跪拜之礼，帝王的尊严何在？在这种高贵礼节的带动下，一时间神都洛阳的佛门信众，都把这个神秀老和尚当作佛、菩萨，王公贵族和士庶信众都争相前来礼谒神秀老和尚，人们望尘伏拜，日有万计。为了表示对神秀老和尚的深刻敬意，大周王朝的圣神皇帝还敕命在神秀以前曾经住过的当阳山，修建了一所度门寺，以表彰神秀老和尚的道行。 如此隆重地礼敬神秀这个禅僧，与大周女皇开始垂青当时已经初步形成的禅宗有关。 禅，全称禅那，是梵文的音译，意为“静虑”或“思维修”，有两层含义，一是“静其思虑”，二是“静中思虑”。前者侧重于佛教戒、定、慧三学中的定学，后者侧重于三学中的慧学。故佛教一般将禅或禅那称为禅定或禅观，为佛教僧侣必修的基本功，这种基本功被称为坐禅或打坐。作用一种修持的基本功，禅定在大乘佛教所谓六度即布施度、持戒度、忍辱度、精进度、禅定度和智慧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认为它是从生死此岸到达涅槃彼岸的六种方法或途径中非常重要的一种。佛教之所以重视禅那，是因为佛教认为它不仅能够制伏所谓烦恼，而且能够引发智慧，也就是说，它是佛教信众求得解脱，由此岸到彼岸的一个重要桥梁，一个必备条件，所以，无论大乘佛教，还是小乘佛教，都十分强调和重视禅定修练。 在武周革命前后初步形成的禅宗，是佛教进一步由域外宗教转变为中国宗教的产物，它的主要特点是既不需要卷帙浩繁的经典，更不需要旷劫不息的苦修，而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在当时被推崇为佛教持修最为捷径方便法门，深受士大夫和普通老百姓的欢迎，由此引发了当时社会上习禅之风浓盛，禅宗信众遍天下，禅僧被普遍器重的宗教信仰浪潮。这种宗教信仰的现实，对于一生与佛教有机缘的大周王朝的圣神皇帝武则天来说，当然是要有所举动了。 倚重禅宗所提倡的捷便的方便法门，是刚刚登基的大周女皇垂青禅宗的一个方面的原因，这只是一个次要的原因。她垂青禅宗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她认同了禅宗在佛教界掀起的革命。由于她早年受佛教的熏染，后又在宫中无奈地诵经拜佛，然后是出家为尼，以及一生与佛教高僧大德的交往，形成了对佛教完整的认识和崇敬或者皈依，作为曾经是佛门中人，她深感佛教的深奥，佛法的广大，这是她实现人生目标所需要的，而且确实也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另一方面，长期与佛教接触，她也深深感到了佛教的繁琐，这种繁琐在她看来是一般信众或士大夫们无法接受的。因此，很有必要出现一种既体现佛教的整体精神，又非常捷便的方便之门。她内心中形成的认识是，既要有繁琐的佛教，又要有捷便的佛教，二者结合起来，才是完整意义上的佛教。 禅宗的出现，在大周女皇看来，无疑是佛教内部的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所产生的效果，恰恰能与自己的认识相吻合；而且这场宗教革命又与自己的武周革命相伴随，使其更具现实，意义更为重大。这便是刚刚登基的大周女皇垂青禅宗的更为深刻的原因。 至于这位大周女皇如此尊崇和礼敬那个神秀老和尚，还得从禅宗的形成及其法系承传说起。 按照佛教史的一般说法，禅宗的承传法系渊源流长，源头可追溯到佛祖释迦牟尼时代。在传入中国之前，已经在古印度传了二十八代，此即所谓“西天二十八祖”。但实际上，中国禅宗的所谓初祖，是南北朝时由海路来中国的南天竺僧人菩提达摩。传说这菩提达摩来华后，先去拜见南朝梁武帝，梁武帝当时只注重造像度僧，不能理解他的思想和主张。于是，菩提达摩一苇渡江，来到了嵩山少林寺。菩提达摩在少林寺后面的石壁前，观壁静坐，默然修习。他以佛典《楞伽经》为依据，倡导大乘禅法，提出“理入”“行入”两种修持方法。所谓理入，就是相信一切众生具有同一佛性。所谓行入，就是在理入的基础之上，舍弃生活中的一切爱憎欲念，躬行佛教实践。传说菩提达摩曾在少林寺面壁九年，终得大道。当时有僧人名叫慧可，听说菩提达摩修成大道后，便前来拜谒，菩提达摩为试探他的根机，拒绝接见。这慧可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曾夜立没膝的雪地里，并“自断左臂”，呈献达摩，此即所谓的“立雪断臂”，使菩提达摩终于答应相见。相见之后，慧可即拜菩提达摩为师，问答之中，当下顿悟，得师心印。 传说慧可从菩提达摩学道六年之后，即离开少林，前往北方传道。三、四年后，慧可即提出了即心是佛、佛与众生无别的思想。以后经弟子僧璨、僧璨弟子道信等人的弘扬，至道信的弟子弘忍时，禅宗已初具规模。此时正是唐高宗皇帝与天后武则天并称二圣之时。后来，禅宗的宗史把菩提达摩称为初祖，慧可称为二祖，僧璨称为三祖，道信称为四祖，弘忍称为五祖。 史载，禅宗五祖弘忍在湖北黄梅的双峰山东山寺聚徒讲习，开东山法门，一时学人云集，热闹非凡。他以《金刚经》取代《楞伽经》而传教，主张守心、观心的修行方法。据传，弘忍在去世前，想指定衣钵的继承人，于是要求弟子们每人写一首能证明自己证悟境界的偈语，结果，东山寺的墙成了其上首弟子神秀与役僧慧能一比高下、争夺衣钵的战场。 这个神秀，就是这时大周女皇武则天礼敬的九十五岁的老和尚。史载他俗姓李，汴州尉氏（今属河南开封）人，少览经史，博学多闻。曾想投身仕途，无奈终不得志，于四十六岁出家为僧，五十岁时来东山寺投奔弘忍门下。弘忍经过接触，觉得神秀根机很好，因此很器重他，使他在众弟子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不久，弘忍便使神秀任东山寺的上座，还让他代替自己教授禅法。弘忍曾赞叹说道：“东山之法，尽在秀矣。”在这种情况下，众弟子一致认为，弘忍的衣钵肯定非神秀莫属，都抱着观望的态度，不参与衣钵的竞争。此时，神秀也非常得意，自认为无人敢来竞争，踌躇满志地在寺壁上写下了如下偈语：身是菩提树，心是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在众人的一片称赞声中，神秀准备接受师父弘忍的衣钵，成为禅宗的六祖。 就在这时，还没有正式登堂入室的役僧慧能，觉得神秀的这个偈语没有见性，也就是说证悟的境界不高，没有充分体现禅宗的基本精神和五祖弘忍的思想。于是，这个没有文化的役僧便在晚上请人代笔为自己在寺壁上写下了另一首偈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这首偈语所表现的证悟境界高于神秀所作的偈语，东山寺的众弟子们交口称赞，他们只能听师父弘忍的决断。 且说这慧能和尚，俗姓卢，祖籍范阳（今河北涿县），生于南海新会（今广东新兴），幼年丧父，家境贫苦，靠砍柴养母度日。一天，他在街上卖柴时，听到有人诵《金刚经》，即有所悟，便前来黄梅东山寺参见弘忍，被弘忍派作役僧，在寺内磨房舂米。 弘忍看过神秀和慧能的偈语后，认为后者虽大字不识，但证悟的境界要高于神秀，于是决定将传法衣钵传给慧能。神秀得知此消息后，甚为生气，就在弘忍圆寂那天晚上，想从慧能手中将传法衣钵夺回。但慧能按照师父弘忍圆寂前的吩咐，连夜带着传法衣钵只身逃往岭南，神秀追夺不及，只好作罢。 神秀在弘忍入灭后，离开东山寺，来到了当阳山玉泉寺弘传禅法，以心为宗，宣讲宗意，主张打坐息想，拂尘看净，一时间名声大振，四海僧俗闻风而至，声誉日隆。不久便被刚刚登基的大周女皇武则天接到了神都洛阳，在禅宗史上，一般把神秀所传禅法称为北派，而把慧能所传禅法称为南宗。禅宗后来所有有影响的派别，都自认为是从南宗传下来的，所以慧能被推为禅宗的正统，成为禅宗六祖。 这神秀老和尚被大周女皇武则天接到神都洛阳后，因为他对慧能的禅境也颇为推重，所以曾几次向女皇推举慧能。关于慧能的情况，刚刚继位的大周女皇武则天也听说过一、二，也想把慧能召来神都洛阳，使其为自己服务。这里面大周女皇武则天的目的非常明显，包括礼待神秀老和尚的某种目的也在于此，即慧能领受了禅宗五祖弘忍的传法衣钵，应该是禅宗的正宗传人，其影响和号召力，特别是在士大夫和普通民众中的影响和号召力，应该是大于神秀的。所以，大周女皇武则天非常迫切地想请慧能来到自己身边，不断派人去岭南延请慧能。 且说慧能当年按照五祖弘忍的嘱咐，受领传法衣钵后，星夜逃离东山寺，曾受到神秀派人的追杀。躲过此劫后，他收起传法衣钵，隐姓埋名，隐身于岭南的樵夫中间，约有十余年。后来，他到广州法性寺去听法，走到寺前见两僧为寺前幡杆上的幡晃动争论，一个说是风吹幡动，另一个说是幡自己在动，两人为此争得面红耳赤，不分上下。慧能见状，不禁脱口点拨说：“仁者心动。”信众一听，豁然开朗。在信众的追问下，慧能不得已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这时信众才知道原来他就是执禅宗法衣的六祖。于是，慧能显示衣钵，正式于该寺落发受戒。次年，慧能离开广州法性寺，来到韶州（今广东韶关）曹溪宝林寺弘法。 慧能所传禅宗南宗的突出特点是提倡“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他认为，人人本来都有佛性，凡夫即是佛，彻见自心即能成佛。所谓教外别传，是说本宗不像别的佛教教派那样，以经典教材作为传授手段，而是摆脱这种方式，另辟溪径，开辟一种新的传法弘教方式。所谓不立文字，是指在修习活动中，不要执着于经典文字等书面的东西，而是要根据每个人自己的特点和心态来把握修行活动。所谓直指人心，是说在修习活动时，以开启自心为主，即以调动修行者主体自觉性为主，不要执囿于一定的坐禅模式和固定的修行程序，修行者生活中的行、住、坐、卧都可以入禅。所谓见性成佛，是指修行活动只要开发了自己原本具有的佛性，达到了开悟的境界，也就修行成佛了。可见，慧能的南宗强调的修行方法是一种更为不拘形式灵活多样的方便法门。 这种方便法门具体操作起来，一般是禅师引导修行者时，并不是以身作则来讲解坐禅，而是根据修行者的不同根机，使用有针对性的语言、手势乃至动作等方法，来诱导启悟修行者，使修行者自己悟道。 佛教史和禅宗的宗史，都把慧能开创的禅法，称为六祖革命。既然是革命，而且与武周革命相伴随，闇熟佛教的大周女皇武则天肯定要把这位开创佛教革命的高僧延请到自己身边来。 面对刚刚即位的大周女皇武则天的热情邀请，韶关曹溪宝林寺的慧能和尚，反倒并不领情，一开始就婉言谢绝了。这大周女皇武则天根本不死心，不时派人延请，并自撰书札，言语恭敬，几近低三下四。慧能和尚深知大周女皇不断邀请自己的动机和目的，但仍是寻找借口予以推托。他在给大周女皇的上表中，先是称自己出身于蛮荒之地，又不识文断字，乃一平常僧人，恐怕惊了女皇的大驾；后来他又称自己相貌鄙陋，面见女皇恐怕引起女皇及朝臣和京城的高僧大德们因貌而轻法；再后来他干脆声称先师五祖弘忍曾嘱咐过，说禅宗的缘分在岭南而不在北方。至此，慧能和尚的推托之辞已经是够明确的了。所谓禅宗的缘分在岭南而不在北方，实际上一是说现今在神都洛阳被你这个大周女皇所崇敬的神秀老和尚，根本不是禅门正宗，你既重他，那就与我无缘，这样我肯定不会北上的；二是说你大周女皇本人，与我禅门亦未有什么缘分，你所谓延请是另有目的，这样的话，我更不能北上。 在慧能和尚如此明显的暗示下，这大周女皇武则天就是不死这条心，仍然不断延请慧能。其中亦玩了些花招，如赐袈裟，赐彩缎，赏封号，称师尊，等等。到了这时，慧能和尚觉得不能再推托了，看来非要满足这位大周女皇的要求不可了。于是，他亲自书写上表一道，声称自己偶感风寒，行动不便，着人将五祖弘忍的传法袈裟送至神都洛阳，请女皇查收供养。事实证明，这也正是大周女皇武则天不断延请慧能和尚的根本目的所在。 且说这传法袈裟送到神都洛阳后，大周女皇武则天甚为高兴，马上命将传法袈裟送至内道场供养起来。在她的带动下，朝臣百官，僧俗信众，都把这件传法袈裟像圣物一样看待，纷纷前来拜睹，使神都洛阳城中一时间内街谈巷议全都是这件传法袈裟的话题，不少人由此而皈依了佛门。这正是刚刚登基的大周女皇武则天所希望看到的结果。从决定开始延请慧能和尚起，她就把目的放在了这件传法袈裟上。因为她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件传法袈裟是一个象征，是当时已经开始兴盛的禅宗的法脉的象征，能把它弄来，其作用远远大过一个神秀老和尚；同时，慧能和尚作为禅宗宗风革命的首创者，他手中的这件传法袈裟，又是佛教革命的象征，号召信众顶礼膜拜，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巩固刚刚建立的武周政权。据传，后来大周女皇武则天将这件传法袈裟赏赐给了一个名叫智诜的禅僧。此乃后话。 在礼敬神秀老和尚，延请慧能，供养传法袈裟的同时，大周女皇武则天在刚刚登基的几年内，还延请了一些当时在佛门中较有名气的禅僧，使入内道场供养起来。在内道场供养禅僧，一是为了方便自己修习禅法，享受禅悦的法乐，二是要借助这些德高望众的禅僧们的影响力，来使佛门信众团结起来，共同为武周政权服务。 据载，这个时期，大周女皇武则天延请入宫的禅师，除神秀外，还有恒景、普寂、慧安、处寂、道俊和智诜等。恒景和尚乃荆州（今湖北）玉泉寺僧，传说他的记忆力特别好，任何佛经只听一遍，便能背诵，被佛门信众称为一绝。他性情孤僻，曾在玉泉寺之南十余里处，别立一精舍，取名为龙兴精舍，入住其中修行。此事被大周女皇武则天闻知后，即延请至神都洛阳，引入内道场供养，一度曾被大周女皇武则天拜为受戒师。 普寂禅师是神秀老和尚向武则天推荐的，他曾以俗家弟子的身份，于荆州玉泉寺师事神秀老和尚六年，为神秀所器重。神秀老和尚被大周女皇武则天延请至神都洛阳后，神秀力荐普寂，到这时普寂才剃度为僧。大周女皇武则天使普寂仍然师事神秀老和尚。神秀圆寂后，使其入主神都洛阳兴唐寺，并使其代本师统北禅法众，当时王公大人普通信众竞来礼谒，都把能与普寂禅师见上一面作为莫大的荣幸之事。 慧安禅师奉召的直接原因，是因为他的一生颇具神秘色彩。史载，慧安禅师俗姓卫，乃枝江（今湖北枝江）人，其貌端雅，生于隋开皇年间（公元581年至604年），年少时便出家修学法门。隋文帝时，曾下诏搜括天下私度，到勘验慧安时，因他不愿说出俗家姓名，便被迫逃入山中。至隋炀帝大业年间（公元605年至617年），当时天下兵荒马乱，民多有饿殍，慧安以佛僧之身，托钵乞食，救济百姓，隋炀帝闻知后，特下诏延请，慧安不从，又逃入山中。到大唐王朝建立之后，慧安才又回到荆州访师问道，其道行深得时人称颂。高宗皇帝闻知后，又召其入侍，慧安亦不奉召，在奉召不至的情况下，高宗皇帝特准为其建招提寺一座，以使其入住。神秀老和尚被大周女皇武则天延请至神都洛阳后，荆州当阳山玉泉寺僧众议定延请慧安禅师前来当住持，慧安仍未从命。如此经历，使慧安禅师在佛门信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也正因为此，大周女皇武则天才派人前去延请。在女皇使者到来的前一天晚上，慧安吩咐招提寺的弟子们要紧闭门户，到了三更，有一神人来到寺院，并绕寺院转了数圈后入方丈与慧安悄声交谈，不久便离寺而去。第二天，弟子们问夜间来的是何方神人，慧安回答说是嵩山之神前来受菩萨戒。话音未落，大周女皇延请慧安的使者已至寺院山门。慧安奉召入京后，大周女皇武则天见慧安虽老态龙钟，但精神抖擞，就问他多大年纪了，慧安回答说不记得了，女皇又问为什么不记得了，慧安回答说：“生死之身和物流循环一样，物流循环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怎么能记得呢？况且心性流注，从不在什么地方间息停止，如果看见秽物就想呕吐，说明心性仍在虚妄之中。按照佛教的说法，心性因缘起初识，眼根领受眼境中的一切，一直到心性的动相，也就是引起心性的因缘寂灭时，都是如此，有什么年月可以得记呢？”大周女皇武则天听此一番议论，不觉对其愈加敬重，敕令赐紫袈裟一领，准度弟子14人，并引入宫中内道场供养。慧安后在唐中宗景龙三年（公元709年）圆寂，人称享年130多岁。 大周女皇武则天在这个时候召请禅僧和礼敬禅僧，在佛教信众和朝臣百官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首先是为了表明自己对佛教的倚重，因为自己是弥勒降生或菩萨显世，是按佛祖释迦牟尼的法旨而当女皇的，这种与佛教的机缘，难道能不倚重佛教吗？细细回想起来，大周女皇武则天又觉得自己有充分的理由来倚重佛教，自己也有充分理由来证明自己已经做到了倚重佛教，如对有功之僧众的赏赐与褒奖，把佛教的地位抬高到道教之上，还包括召请全国各地的高僧大德等，这些事实说明了自己对佛门所做的一切，都是倚重和扶持佛教。对此，她自己感觉是问心无愧的。其实，倚重和扶持佛教只是现象，特别是大周女皇武则天广召禅僧，这一点女皇本人最明白最清楚。 这里不妨分析一下这个大周女皇武则天广召禅僧的真正用意。可以概括地说，大周女皇武则天刚登基时广召禅僧，是其纠合新的政治势力、巩固武周统治的重要一环。武周革命之时，在朝廷执掌相印的是苏良嗣、岑长清、李晦等人，他们积极支持武周革命，因此这是保全他们自身的唯一选择。这些身居相位的朝臣，多来自南方，或原籍就是南方人。女皇武则天广召禅僧，也多是与南方有关系或出生于南方的僧人，这些禅僧受召，与当时政界当权人物来自南方或出身南方不无关系。也就是说，以南方为地区背景的政治势力的存在，来自南方或出生于南方的禅僧也必将会受到女皇武则天的青睐。当然，这一结论也只是具有相对的意义。 从表面上看，似乎武周革命是唾手而得的，其中没有遇到过什么大的麻烦。其实不然，按诸史所载，武周革命的成功，大周王朝的建立，圣神皇帝武则天的正式登基，其中充满了血腥与干戈。诸史在展现圣母神皇武则天为推行和发动武周革命，使自己成为女皇，并建立大周王朝过程中的所谓遵承“佛意”、顺应“民心”的一面的同时，也充分展现了其中血腥与杀戮的一面。这既是历史的全貌，也符合这个女人早就形成的既要成佛又要做魔的内心世界的行动准则。这个女人在事实上也是把追求所谓的成佛，与大开杀戮充满血腥的做魔，非常巧妙和有机地统一了起来。没有成佛的追求，她不会登上皇帝的宝座；没有做魔的手段和狠心，她也是不会登上皇帝宝座的。 这个登上皇帝宝座的大周王朝的女皇，既是佛的化身，又是魔的化身。 早在她临朝称制准备实现自己心中的那个目标时，除徐敬业和越王李贞公开起兵反叛外，朝野内外反对她的言行亦十分普遍。如名臣狄仁杰的姨母卢氏不许儿子事女主，有的朝臣要武则天早早将政权交给儿子们而自己去深居高枕，还有些人把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也归咎于她，理由是女主处阳，使刚柔阴阳倒了位置，所以山体才会滑坡，个别朝臣直接上书要她返政于睿宗以安天下人心等等。大约从文明元年（公元684年）二月废中宗立睿宗，圣母神皇临朝称制起，一直到天授元年（公元690年）九月武周政权建立前止，朝野内外反对圣母神皇武则天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几乎是铺天盖地而来。面对这种现实，为了实现目标，就得当魔头，就得举起屠刀。因为圣母神皇武则天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只有举起屠刀，才能立地成佛。 她开始任用酷吏，滥用刑罚，并建立起了完备的告密制度。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她采纳了大臣鱼保家的建议，在朝堂设置了铜匦，其主要功能就是“受天下密奏”，以“周知人间事”。同时，她还规定凡声称自己有密奏上报的人，各级官吏都不得过问，而且还要给这些人提供驿马，按五品官的伙食供给，还要派人随行保护，即使是农夫樵夫，也要按规定办，要好好的招待。她还规定即使告密者说了假话，所告之事不是事实，也不能去追究责任。 这样一来，当时的朝廷上下全国各地告密者蜂起，使人人足不敢出户，话不敢大声说。通过告密制度，圣母神皇武则天很快就物色到一批酷吏，其中有周兴、来俊臣、索元礼、傅游艺之流，他们每个人都私下组织有市井无赖数百人，专以告密为职业。他们还编了一部《告密罗织经》，内容为连坐、反状等支节联系。他们采取了较为严酷的刑罚来治狱，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刑具，使用骇人听闻的酷刑，即如“请君入瓮”典故所指的那样。 为了当魔头，武则天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执行恐怖政策的制度和机构，把锋芒直接指向怨望不服的李唐宗室和大臣。在大周王朝圣神女皇武则天正式登基之前，酷吏滥刑的特点是打击面大而且刑罚酷重，特别是对宗室王公，真有斩尽杀绝之势。因为宗室王公是未来女皇争夺皇权和皇位最有威胁的集团势力，所以要把他们一批一批地搞掉。经过连续几年的杀戮，到了她改唐为周称帝时，唐高祖、唐太宗和唐高宗的三世皇子中，除了她自己生的李显、李旦二人外，在世的全部被杀，确实杀到了“于是殆尽”的程度。残留的二个，李显被流放在外，李旦被迫禅让出帝位后苟且偷生，都不可能再给其母称帝带来什么威胁了。声称自己是秉承佛祖旨意的弥勒转世或菩萨降临的大周女皇武则天，是以高举屠刀并以魔头的身份登基的，是手持屠刀而立地成佛的。 称帝登基代唐为周之后，大周王朝的圣神皇帝仍然没有放下手中的屠刀。这时，她非常巧妙地解决了自己子侄们与李氏争夺帝位继承权的斗争，她不但向自己的儿孙子侄们举起了屠刀，也向长期追随自己左右、并为自己登基称帝效尽犬马之力的文武大臣们举起了屠刀。天授元年（公元690年），她刚登基即贬杀了宰相韦方质，同年还免了徐有功的官，流放了宰相宗秦客。次年，丘神勣伏诛。这丘神勣乃率兵平定越王李贞反叛的功臣，只因他替废太子李贤说了一句同情的话，即被杀头问罪。与此相联系，有人告发周兴与丘神勣往来过密，大周女皇武则天即使酷吏来俊臣审理，周、来二人演出了一幕“请君入瓮”的悲剧，此案又牵连起索元礼，索亦被杀头问罪。 这一年中被大周女皇武则天高举屠刀诛杀的最为戏剧性的一幕，便是傅游艺案。这傅游艺即是一年前导演劝进请愿闹剧的总导演，他非常卖力地追随武则天，并不断得到赏赐和升迁。史载，傅游艺于永昌元年（公元689年），还是一个正九品的合宫县主簿，当年年底即升为从七品的左补阙；次年上表劝进前，又升为从六品的侍御史；上表劝进后，又升为正五品的给事中；武周革命成功后，入相为鸾台侍郎（正四品）同平章事，即以宰相副手的身份行宰相的职权；到了天授二年（公元691年）五月，又加授从三品的银青光禄大夫。这傅游艺因两年之内从九品升至三品，其官服颜色在前后一年多的时间内，由青色换为绿色，又由绿色换为朱色，由朱色换为紫色，被时人戏称为“四季仕宦”。另外，他还被赐姓武，其家人也因此而大受荣宠。就在这时，一天晚上他梦见自己登基在女皇的宝座上，兴奋不已，一不小心说漏了嘴，被亲信告发，大周女皇武则天不久便以谋逆罪将其下狱，因受不住酷刑的拷打，便自杀身死于狱中。 大周女皇武则天高举着屠刀，把整个社会都震慑了。这是封建政治家为巩固政权最基本的手段，当然这在程度上有些严重，但不能否认她高举屠刀的历史合理性。从大周女皇武则天登基之后的屠刀指向来看，多少能从其中体味出这位靠杀戮来巩固皇位的老女人“善良”的一面。天授年间她贬杀的，大多是拥戴自己登基称帝的人，特别是那些为扫清自己登基称帝道路而滥行杀伐的酷吏，如周兴、索元礼和傅游艺之流。处罚这些万民痛恨的酷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位高举屠刀的大周女皇追求内心平衡的心理，也可以说是她内心“佛性”的体现。因为她高举屠刀踏着血腥的道路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实现了自己成佛王国土的理想，她清楚地知道，在自己的屠刀下和这血腥的道路上，留下了无数的冤魂，有诸多无辜者被杀，有诸多魍魉小人得道。因此，这位大周女皇虽然高举着屠刀，但她开始悲怜无辜的冤魂，惩治那些得道的魍魉小人，想极力恢复拯救万民于水火和为天下人造福的弥勒佛的面目。 为此，她要多行善事了。她亲自披览了于阗国沙门天智（提云般若）新译的《造像功德经》，从其中体悟佛教造像的功德所在；天授三年（公元692年），她下敕禁断天下屠钓，即不许屠杀牲畜和到江河湖海去钓鱼，原因是万物众生均有佛性，不能随便施劫于有情万物众生，要体恤有情，怜悯万物。采取这些措施之后，她仍然感觉到这些都不足以充分展现自己内心的盛意，都不足以使自己内心得到新的平静。她还要施行更大的善举。 她想起了《佛说盂兰盆经》。 按照佛教的传统，每年七月十五日是佛教徒的自恣日，这一天要举行检举忏悔集会，请别人来尽情检举揭发自己修行的过失，自己则按别人的揭发检举进行忏悔；同时也要随别人的意愿，尽情检举揭发别人修行中的过失。除此之外，佛教徒在这一天还要举行盂兰盆会，因而这一天也被称为盂兰盆节、盂兰盆会或盂兰盆供。 大周王朝的圣神皇帝武则天在这时想起《佛说盂兰盆经》，是因为她知道这盂兰盆节是为超度亡魂所设置的。当年，高宗皇帝仙逝后，在追福大法会上，她曾带头诵念过这部《佛说盂兰盆经》，当时她自己是对亡夫充满了深深地思念之情，所以声调低沉而悲痛，引起了追福大法会的一片悲号。现在，她已经是大周王朝的女皇了，又想起了《佛说盂兰盆经》，不仅要再一次超度亡夫高宗皇帝的亡魂，而且还要超度一切众生，包括那些无辜的冤魂。 这次，她非常虔诚认真地反复读诵了这部佛经，真正明白了佛教盂兰盆节的缘起。她了解到，佛祖释迦牟尼在世之时，其弟子目莲以天眼看到自己死去的母亲轮回在饿鬼道，被倒悬了起来，受尽苦难而不能救拔，于是便向佛祖释迦牟尼请求救度母亲。佛祖释迦牟尼让目莲在七月十五日佛教徒自恣日时，集百味饮食于盂兰盆中，供养十方自恣僧众，以如此的功德使七世父母和现生父母在厄难中者，脱离饿鬼道，往生天界或人世享受福乐。大周女皇决定在当年的七月十五日，在神都洛阳举行盛大的盂兰盆会，来超度一切亡魂。 这便是她所谓更大的善举。为了给这次盂兰盆会作准备，她特命宫中制作许多盂兰盆，使人分送神都洛阳各佛寺，要求各寺届时都举行大型的盂兰盆会。与此同时，她还着人在朝中寻找有文采的人，进上赋诗助兴。她还决定届时各佛寺盂兰盆会结束后，当晚还要在则天门外举行焰口大法会，把这次超度一切亡魂的大法事活动推向高潮。 天授三年（公元692年，当年四月改元如意，九月改元长寿）七月十五日，神都洛阳各佛寺的盂兰盆会如期举行，大周女皇登上则天楼与朝臣百官共同观赏远近各寺的盂兰盆会，各寺诵念《佛说盂兰盆经》的声音不时传入耳际，整个神都洛阳都笼罩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之中。此时，大周女皇武则天突然间觉得有些悲怆，这是发自内心的悲怆。因为她想起了自己的父亲，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想起了太宗皇帝和高宗皇帝，想起了王皇后、萧淑妃，想起了自己的姐姐韩国夫人及其子女，想起了自己已经丧命的两个儿子，想起了许多许多人。在这种悲怆的回忆中，她又觉得自己是在忏悔，是在自责，是在向天下人认罪。她的思绪此时相当复杂，脸上一副严峻的表情，不久便有几滴眼泪涌出了眼眶。随驾的文武百官见状，不知如何是好，也不敢上前探问，都感到手足无措。这时，大周女皇猛然醒悟了过来，又恢复了兴奋的情绪。内侍连忙呈上刚刚写好的《盂兰盆赋》，请女皇过目。大周女皇武则天问道：这赋是谁写的？内侍回答说：崇文馆学士杨炯所写。女皇下旨传杨炯上前答话。 此时，班列文武群臣中的杨炯听见女皇要自己上前答话，心里一下子紧张了起来，以为自己所撰的这个赋中或用词不当，或冒犯了天颜，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无奈之中，只得上前跪倒在女皇面前。其实，大周女皇武则天观看了这篇《盂兰盆赋》后，顿觉文笔幽雅，措词得当，是一篇很好的辞赋，她要杨炯上前来，是想让杨炯将该赋念给文武百官听。杨炯按照大周女皇的旨意，面向群臣，大声朗诵这篇《盂兰盆赋》：粤大周如意元年秋七月，圣神皇帝御洛城南门，会十方贤众。盖天子之孝也，浑元告秋，羲和奏晓。太阳望兮圆魄皎，闾阖开兮凉风袅。四海澄兮百川，阴阳肃兮天地窅。扫离宫，清重阁，设皇邸，张翠幕。鸾飞凤翔，倏灿，云舒霞布，翕赫霍。陈法供，饰盂兰，壮神功之妙物，何造化之多端……这篇《盂兰盆赋》，不足千字，但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武周革命的称颂，充满了对女皇武则天的推崇，故深得女皇的赏识。该《赋》最后写道：夫孝始于显亲，中于礼神，终于法轮。武尽美矣，周命维新，圣神皇帝于是乎唯寂唯静，无营无欲。寿命如天，德音如玉。任贤相，惇风俗，远佞人，措刑狱，省游宴，披图箓，捐珠玑，宝菽粟。罢官之无事，恤人之不足。鼓天地之化淳，作皇王之轨躅。太阳夕，乘舆归，下端闱，入紫微。杨炯朗诵完毕后，大周女皇武则天大加称赞一番，群臣亦交口夸赞，其乐也融融，一派君臣和睦的景象。当天晚上，按照大周女皇的旨意，神都洛阳各寺的僧众约数千人，齐来则天楼下举行焰口大法会，前来参与观看的民众约十万余人。类似的法会，被佛教称为无遮大会。所谓无遮大会，就是无论僧俗、贵贱，也不论男女、老少，都可参加的大型佛事活动。一般来看，每年盂兰盆节的晚上，中国佛教都要举行无遮大法会，但法会的主题却是因时而定。 这次法会的主题是大周女皇钦定的，而且她本人亦在则天楼上率群臣百官参与。把这次法会的主题定为焰口，是因为这位大周女皇不久前刚刚看过胡僧实叉难陀新译的《救面然饿鬼陀罗尼神咒经》及《甘露陀罗经咒》。这两部新译经咒的内容，主要是说佛祖释迦牟尼弟子阿难在禅思静坐时，冥冥之中看到一名饿鬼形容枯槁，面貌丑陋，头发散乱，爪甲长利，腹大如山，喉细如针，面上喷火，阿难十分惊骇，便问这位饿鬼是什么因缘使之得到如此果报，饿鬼告诉阿难，自己名叫面然或焰口，因为生前居心悭吝，贪婪而不知足，所以死后被轮转到饿鬼道中，变成这等身形，并且遭受种种痛苦。这个名叫面然或焰口的饿鬼还告诉阿难，自己三日之后命即当尽，还得生在饿鬼道中。阿难听后大惊，急忙到佛祖释迦牟尼前哀求救度，佛祖释迦牟尼因此为阿难说了《救面然饿鬼陀罗尼神咒经》，嘱咐阿难按照经中所说的办法去做，也就是施饮食于无数饿鬼及诸仙，并念诵神咒，这样不但不会落堕饿鬼道，而且还会延年益寿，诸鬼神还会常来拥护，会遇事吉祥。 可见，大周女皇武则天钦定的这次大法会的主题，仍然是超度亡灵，拯救他们从饿鬼道中解脱出来。诸史记载，那天晚上的焰口法会非常隆重，主事的高僧大德们亦非常卖力。特别是那个胡僧实叉难陀，在万众瞩目中，手掬清水，口诵变食真言和甘露真言，将水散入空中，使成为甘露滋润十方饿鬼。 法会的高潮是数千僧众齐诵召请文。召请是号召邀请的意思，即召请各种身份死者的亡灵和由于各种原因致死者的亡灵，前来法会接受所施的甘露饮食。召请的具体对象为先世帝王、普通百姓、文武百官、僧道士族以及草木鸟兽等一切有情，召请的直接目的是使它们前来接受甘露施食，要它们“使佛光明，来受甘露味”。 那天晚上，大周王朝的神都洛阳被梵呗齐鸣和诵经念佛的喧嚣所笼罩，久久不能平静下来。 这天晚上，大周王朝的圣神皇帝突然感觉到自己的功德已经非常圆满了。 既然大周王朝的圣神皇帝觉得自己功德已经圆满，那她身边的人就会有所张扬了。每日围在这位女皇身边的人，以武三思和武承嗣为首，对女皇的心思摸得十分清楚，他们绝不会放过任何一次巴结和推崇女皇的机会。按照他们对大周女皇此时心情的理解，发现女皇又一次沉浸在与佛教联系所发生的愉悦之中，所以，他们不失时机地按照大周女皇的思绪，推波助澜地又一次为这个年已七十的大周女皇歌功颂德。长寿二年（公元693年），武承嗣组织了五千多人的联名上表，请大周女皇武则天将皇帝的尊号由圣神皇帝改为金轮圣神皇帝。也就是说以后女皇称金轮圣神皇帝。 这一改变，看起来只是加了金轮两个字，但在实际上却充分体现了武承嗣等人此时张扬大周女皇的佛教机缘，满足了当时大周女皇武则天欲通过佛教张扬自己的心态。接到武承嗣等五千人的上表后，这大周女皇武则天表面上还是谦虚了一番，但在武承嗣等人的所谓劝说下，大周女皇终于领受了这个尊号，并且着使武承嗣等人按金轮圣神皇帝的仪式规范，去万象神宫的议政堂如此这般地布置了一番，下敕正式使用这个尊号。 按照佛教的说法，菩萨应世或显身，称为转轮圣王。所谓转轮圣王，是古印度神话中的人物，他即位后，自天感而得轮宝，使轮宝而降伏四方；又因能飞行空中，亦被称为飞行皇帝。佛教袭其说，将转轮圣王作为菩萨应世或显身的称谓。佛经称，转轮圣王分为金、银、铜、铁四级，分别指乘驾不同质地的轮子。金轮王乘驾金质的轮子，王东、南、西、北四天下；银轮王乘驾银质的轮子，王东、西、南三天下；铜轮王乘驾铜质的轮子，王东、南二天下；铁轮王乘驾铁质的轮子，王南阎浮提州一天下。转轮圣王有七宝，分别为轮、女、象、马、珠、主兵臣、主藏臣。这大周女皇武则天既然要尊称金轮圣神皇帝，那这七件宝贝自然被武承嗣等人搬弄到了朝堂之上，大会朝臣时，还要被摆放在十分显眼的地方。这样一来，就完全有了领有四天下的金轮圣王的气派了。 诸史对大周女皇武则天称金轮圣神皇帝曾提出过质疑。一是佛经上说转轮圣王一定是男的，女人不能做轮王，这大周皇帝是个女人，怎么会做起轮王呢？这个问题在大周女皇的心目中，是已经解决了的。佛经上是指一般女人说的，而大周女皇，乃是菩萨或弥勒应世，是假现女身，本质上还是男的，是完全有资格做轮王的。二是男轮王的七宝之一是女宝，那女轮王陈列女宝能行吗？这个问题，在大周女皇那里也是已经解决了的。因为有个这样的前提，即大周女皇是假为女身的，本质上是男身，所以与陈列女宝不悖。 大周女皇武则天如此倚重佛教，特别是用佛教转轮圣王作为自己的尊号，在一些高僧大德们看来，这真可谓是佛门的幸事。他们极力想方设法为这位女皇的统治服务，特别是在大周女皇的统治初步稳定阶段，仍在不辞劳苦地在佛经中寻找女皇王天下的根据。 长寿二年（公元693年），在一群和尚表上《大云经》的四年之后，胡僧菩提流志译出《宝雨经》十卷，该经中有这样一段经文：尔时东方有一天子，名日月光，乘五色云，来诣佛所……佛告天子曰：“……天子，以是缘故，我涅槃后，最后时分，第四五百年中，法欲灭时，汝于此赡部洲东北方摩诃支那国，实是菩萨，故现女身，为自在主，经于多岁，正法教化，养育众生，犹如赤子，令修十善，能于我法广大住持，建立塔寺，又以衣服、饮食、卧具、汤药，供养沙门……” 这段经文的意思，比起四年前表上的《大云经》，说得更加确切明白。这位东方的日月光天子，在佛祖释迦牟尼圆寂后，佛法即将遭受毁灭时，要以女身显世，地点在印度东北方向的摩诃支那国，在这个地方当女皇，而且能经于多岁。这里除了没有直接点女皇武则天的名字之外，一切都说得头头是道。所谓赡部洲东北方摩诃支那国，就是古印度所指的中国，而为自在主的实是菩萨显女身的女皇，是佛祖释迦牟尼的法旨安排，也是因缘所致。这个胡僧在翻译这段经文的同时，并未忘记从自身角度对当今女皇提出一些希望，这在文字组织上安排的很巧妙，看起来是对女皇武则天的歌功颂德，实际上是在督促和希望这位实是菩萨的女皇正法教化，养育民众，建寺立塔，供养沙门。 菩提流志原名叫做达摩流支，译成汉语的意思是“法希”。大周女皇武则天见到这段经文后，真可谓喜出望外，心花怒放。她即令把译者的名字改为菩提流志，意为觉爱。因为她感觉到这个胡僧能对她如此用心，应该敕命改名，以志不忘。 且说这《宝雨经》，此时已是第三次翻译了。第一次是梁天监年间（公元502年至519年），由扶南僧人曼陀罗仙和僧伽婆罗翻译，共七卷，到此时依然流传。第二次是陈朝时扶南僧人须菩提翻译，名《大乘宝雨经》，共八卷，到此时已佚。菩提流志现在这个译本，是梁译本的重译。检校梁朝译本，里面根本没有什么东方日月光天子秉受佛祖释迦牟尼法旨，在摩诃支那国以女身现世为自在王的内容。菩提流志译本中的这一内容，是他为了迎合大周女皇心理而伪造的。这在学术界已成为定论。 尽管如此，此时的大周女皇武则天完全沉浸在乐意融融之中，正如她后来在一篇经序中所说：我是数世广植因缘，时刻叨承佛祖释迦牟尼的法旨，因而才先有《大云经》显扬我的身世机缘，后有《宝雨经》更是明示佛意。为此，我一定要在皇帝的地位上，不断善积吉庆，使地平天成，河清海晏，以报答佛祖释迦牟尼的嘱托。在大周女皇武则天看来，自己登上皇帝的宝座，是功德致应的结果，也是佛祖释迦牟尼对自己的信任。因而，尽管她当时已年届70，那种立地成佛的感觉使她觉得自己依然还很年轻，精力亦十分充沛，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的信心更足了。可以说，这时的大周女皇武则天，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所谓佛祖释迦牟尼的预言、授记来支撑年迈的身体，使内心精神充满了奋斗的激情。 既然是又有了佛祖释迦牟尼的预言和授记，进一步留心于佛法，成了年迈的大周女皇武则天的嗜好。 在由《宝雨经》带来的乐意和愉悦的余绪中，她又对观世音菩萨有了十分浓厚的兴趣，事情是由这一年天竺沙门慧智所译并表上的《观世音颂》而引起的。这部《观世音颂》的主要内容是用偈颂的形式来赞扬观世音菩萨的不同形象和不同名称，其中有观世音菩萨面显女相的内容，这当然会引起大周女皇武则天的莫大兴趣。 按佛教的说法，观世音为菩萨名，是梵文的意译，也可译作光世音、观自在或观世自在等，是阿弥陀佛的左胁侍，是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信众若遇到难处，只要诵念其名号，这个菩萨就会即时显现并观其声音，前往拯救信众于危难。据称观世音菩萨可应机以种种化身救众苦难。其像以女相雕造约始于南北朝，到了唐初便不断得到普及。此时，《观世音颂》新译一出，其中关于观世音菩萨显女相的内容甚为详尽，这在一定程度上又迎合了大周女皇武则天的心理需求，她肯定要张扬一番。 不久，这位年迈的大周女皇敕命将《观世音颂》广为传抄，分送天下各寺，由此推动了当时观世音崇拜和造像的兴盛。 如前所述，大周女皇武则天此时对佛教的倚重，是在向天下人张扬自己与佛教的机缘，根本目的是要表明自己登基称帝的所谓合理性。与此同时，也不能否认她本人对佛教的崇信，因为从她的经历和与佛教的种种机缘，能充分说明她亦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佛教徒。从一个有作为的封建政治家的角度来看，可以认为这位大周女皇是在扶植和利用佛教；但从一个渴求精神安慰的老妇人的角度来说，她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佛教徒。这是一个双重身份的人物，这是分析既为大周女皇又是一个老妇人此时对佛教基本态度的前提。这一点，她本人是十分清楚的。她所要把握的重点在于如何既体现一个封建政治家的要求，当然是对佛教的要求，又能充分满足精神信仰需要，而且还要使二者能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二者之间相互发生积极的作用。 基于这一前提，就不难理解此时的大周女皇武则天为什么对佛教的认识和行为如此细腻了。这种细腻只有身为佛教信徒的人才能做到，而又是带有明确目的性的细腻，因为她又是一个有作为的封建政治家。 带有明确的目的性和虔诚的信仰，长寿二年（公元693年）年底，这位大周女皇在内宫的佛教道场频繁走动，每到一处，她总是对那些高僧大德们十分礼敬，询问他们的生活及弘法情况。这天，她又来到了内道场大遍空寺，见以天智为首的一班僧众正在为佛祖释迦牟尼坐像胸前的“卍”符号争论不休，争论的焦点是这个符号应如何翻译。大周女皇武则天见此，亦感到十分有趣，非常礼敬地请天智和尚将“卍”符的意思讲一讲。这天智禀告女皇说，此“卍”乃佛祖释迦牟尼32相之一，来源于古印度的符咒、护符或宗教标志，一般被认为是太阳或火的象征，被佛教汲取，可译为吉祥海云或胸部的吉祥。大周女皇武则天听后，觉得有些繁琐，便建议将这个“卍”符号直接了当地译为“万”，理由是能按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和思维方式更好地表示它的含义。天智等僧众听后，不觉齐声高呼万岁神睿，并将此“卍”符号标为万字音，使一直流传至今。 此事看起来并不是什么大事，但在其中却有着大周女皇武则天不断创新的意识。对于登基不久的大周女皇武则天来说，创新也包含着对李唐王朝的否定。 大周女皇武则天的这种改制创新意识，一直被武三思等人捉摸得很透。长寿三年（公元694年），武三思等人暗中动员藩国及四夷酋长，联名上书并献钱请大周女皇武则天立天枢，铭记武周功德。这当然符合大周女皇的心意，她即下敕把洛阳和永昌二县分为三个县，新置来庭县于神都洛阳正南门之外从善坊，使藩国及四夷酋长领住，等于奖励了这班人的上表。随后，她又任命姚王寿为天枢督作使，征买天下铜50万斤，铁330万斤，令人铸造为八棱铜柱，以为天枢。这所谓的天枢高105尺，直径一丈二尺，下置铁山，绕以铜龙、狮子、麒麟等吉祥神兽，上施云盖，并且制作了四条蛟龙口捧火珠盘于其上，这个火珠高一丈，金彩荧煌，光侔日月。次年四月一日，天枢成，大周女皇武则天亲自书写了“大周万国颂德天枢”，武三思专门撰写了一篇颂文，歌颂大周女皇武则天的功德。在天枢八面棱壁上，还镂刻了文武群臣、四夷酋长、藩国首领的姓名。当时为天枢献诗呈颂者，不可胜数。天枢成，万国会，群臣赋诗，女皇临观，可谓盛况空前。 证圣元年（公元695年）一月，还是武三思等人，上表金轮圣神皇帝武则天，请加尊号越古慈氏金轮圣神皇帝，大周女皇欣然同意。 在金轮圣神皇帝前面加越古慈氏，看起来只有四个字，但意义却非同小可。所谓慈氏，乃弥勒的意译；所谓越古，说的是亘古的那个弥勒。佛经说弥勒乃佛祖释迦牟尼的弟子，但先佛祖入寂，上生兜率天内院，经四千岁，相当人间五十六亿七千万岁，下生人间后成佛，广传佛法。所以，越古慈氏即指当初那个曾作为佛祖释迦牟尼弟子的弥勒，再加上金轮圣王，来到了人间当圣神皇帝。这个越古慈氏金轮圣神皇帝的尊号，等于说大周女皇既是弥勒佛，又是金轮圣王，也是人间皇帝。这种身份，这种渊源，这种地位，只有武三思等人才能异想天开地捏造出来。而大周女皇武则天或可能还认为是名符其实的。 大周女皇武则天既然是弥勒降临，是转轮圣王应世，那她礼敬佛教就是理所应当的了。所以，她不久便下敕将天下僧尼原由朝廷司宾管辖，改为由祠部管辖，敕文中还称赞佛教有护国、救人、造福和解厄的功德。大周女皇武则天的这一敕命，意义亦非同小可。按大周朝廷部门分工，司宾是负责接待和处理外国特使与事务的部门，而祠部则是主持国家祭祀活动的部门，把僧尼由司宾改为祠部管辖，在事实上等于把佛教从外来宗教的地位提高到国家正统宗教的地位。这一改变的历史真实性或许早就实现了，但起码在大周王朝处理宗教事务的形式上，在这之前仍把佛教作为外来宗教，而从此之后，才使佛教在大周王朝的宗教生活中有了形式上的地位。不久，大周女皇武则天又下敕命有司将偷盗公私佛像的罪名，列在大逆罪之中。所谓大逆罪，是封建社会里最严重的罪行，要受到最严重的惩罚。此时，大周女皇将偷盗公私佛像列为大逆罪，是封建政治家和佛教信徒双重身份维护佛教利益，或者是维护佛教信仰利益的集中体现。 诸史认为，大周女皇武则天崇信佛教，而且佛学造诣颇深，受到了当时佛教高僧大德们的崇敬，由此也推动了佛教的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大周女皇武则天崇信佛教，也影响了佛教在当时流行的范围和内容。一般认为，大周女皇武则天对佛教发展范围的影响，应该是全国性的，凡当时流行佛教的唐、周地域，都可以发现这位女皇的影响，如《大云经》和大云寺。这种情况在敦煌莫高窟的造像和经卷中，亦有十分突出的反映。 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是大周女皇武则天刚刚登基称帝后的第一年，敦煌莫高窟第323号窟的壁画就是这一年完成的。这壁画在中国佛教艺术史上，首创了佛教史迹画八组，有释迦牟尼晒衣、阿育王拜塔、汉武帝甘泉宫拜金人送张骞出使西域、康僧侩和尚自海上来江东建康传弘佛教、孙权得佛舍利造建初寺、西晋吴淞口石佛浮江、东晋扬都高悝得金像、十六国后赵佛图澄幽州灭火和隋文帝郊迎昙延祈雨等。这组佛教史迹组画，描绘了佛教传入中国后的重大历史事件和知名高僧大德的事迹行为，是武周革命前后佛教发展隆盛的成就。 长寿三年（公元694年），时有灵隐禅师与居士阴祖等人发愿于敦煌莫高窟第九十六号窟造弥勒像一座。该弥勒像高一百四十八尺，约合三十三米，是目前所见莫高窟造像中最大的一座。此像造于大周女皇武则天登基后的第四年，其蕴义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在敦煌莫高窟的众多壁画中，最能表现大周女皇武则天影响的是一幅《宝雨经》经变图。这幅经变图，完全是受《宝雨经》的影响而绘制的，其内容为：以伽邪山为主峰，崇山峻岭为背景，佛祖释迦牟尼座于中心，两侧侍立帝释天、龙王、弥勒、普贤等圣众；佛祖释迦牟尼座下有东方日月光天子，以及王后大臣组成众星捧月式向心结构。佛祖释迦牟尼头顶上空，满天珠宝纷纷降落。整个壁画表现了人间、地狱和佛国的丰富内容，特别是背景中的山峦、河流、长城、关隘、城市、商旅、丝绸贸易等人间景象，一派万邦和协的气势。整个壁画的上方，有两只巨手从茫茫云海中伸出，一手托日，一手托月，意为日月当空，直接表现为大周女皇的名字“曌”，这可以看作是《宝雨经》经变图的主旨之所在。 日月光王和武曌，不仅仅是这幅经变图中那蕴义中的吻合，应该是大周女皇自认为与佛教的机缘。 朝廷上下都在传说着大周女皇与白马寺寺主薛怀义的关系开始疏远了。 证圣元年（公元695年），在薛怀义的监造下，历时六年的明堂配套工程——天堂，终于顺利竣工了。据历史资料记载，天堂是一座由五层重阁组成的木塔，呈八角形，相当雄伟壮丽，约高三百米。天堂里修造了一座巨大的弥勒佛像，贯穿各层，约高二百七十多米。在薛怀义看来，天堂是为了感恩，感谢上天对自己以及对大周女皇的恩德，或者是自己为了感谢大周女皇知遇之恩而修建的。尽管这一杰作在修建过程中几经反复，但终于还是完成了。天堂完成的本身，在薛怀义看来又是何等的重要啊！他曾在竣工后多次细细地端详过自己这一辉煌壮丽和气势宏大的作品，特别是天堂中的那尊弥勒佛像，就是大周女皇的化身或者是她的再生。天堂中供奉着弥勒佛，不就是供奉着女皇吗？薛怀义沉浸在无法言语的喜悦之中。 大周女皇面对这一恢宏的建筑，也不由得肃然起敬，她不得不认为这是一项巧夺天工的杰作，她也不得不佩服薛怀义这个江湖浪子的才能。使大周女皇面对这一恢宏建筑心花怒放的真正原因，并不是薛怀义在监修天堂的同时，还能继续满足自己的床第之欢，而是那尊在天堂内的高大的弥勒佛。这尊大佛，仪态非凡，美轮美奂，慈眉善目，一脸普度众生的表情，细长的眼缝中射出的目光无所不及，善良中透露着能够左右万物的威严。这一切使大周女皇兴奋无比。她清楚地知道，这是薛怀义奋斗六年所献给自己最好的礼物。它换来了大周女皇的神圣、庄严和欢乐。 为了表达对薛怀义的感激之情，或者是怀有更为深刻的目的，大周女皇特下诏，为天堂和大佛的落成举行无遮大会。所谓无遮大会，是佛教的一项盛大的法事活动，即是圣贤、道俗、贵贱、上下无遮，相互平等，共同行财施和法施的法会。为庆祝天堂落成而举行的无遮大会，果然成为了盛况空前的节日，大周女皇亲临法会，与万民同庆。 就是在这次无遮大会期间，大周女皇把那位给自己带来无限欢愉的男人，那位身披袈裟的法师薛怀义，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并且厘定了他的可耻的下场。 在整个无遮大会期间，薛怀义始终气宇轩昂地坐在天堂内高高的法座上，带领着虔诚的佛教徒们高诵《大云经》和《宝雨经》。在这种场合中的法师薛怀义，身披金色袈裟，臂挂水晶念珠，一副威严肃穆的样子，俨然是千万佛教徒的导师。在这种场合中，薛怀义感觉到自己就是佛教尘世的偶像，自己不仅能建造出如此气魄的宏伟建筑，而且还能以独具的感染力引领信众们超度。在梵呗齐鸣香烟缭绕的气氛中，薛怀义突然感到自己还是大周女皇的偶像，因为在如此虔诚的气氛中，女皇和普通信众一样，也是对自己顿生敬意，顶礼膜拜，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曾是她床上的宠物。为此，薛怀义更加投入了。作为一名所谓的佛门高僧，在如此巨大而隆重神圣庄严的佛事庆典中，薛怀义当然应该相当投入，大周女皇十分清楚这一点。但是，连日来一直在天堂与万民同庆的大周女皇，也只能远远地望着那个和尚行各种庄严的佛式，甚至无暇顾及自己，连与自己说一句话的功夫都没有。 问题就出在了这里。 由大周女皇倡导的无遮大会，出尽风头的不是女皇，而是那个道貌岸然的法师薛怀义。在这场无遮大会中，信众的目光所向，常常是高台上的那个健壮而风流的和尚，这的确是出乎大周女皇的意料。一开始，大周女皇对薛怀义夺走广大信众的注意力并没有十分在意，她甚至为这个英武的光头男人的威望而骄傲。但随着法事活动逐渐达到高潮，大周女皇对薛怀义的崇敬中便有了几分妒羡，不久便感到了某种不舒服。她开始烦躁不安，疾言厉色，对高台上那个身披袈裟的光头男人醋意十足。她甚至突然萌发出了这样的念头，如果这个男人不是自己帷幄中的人的话，她就会毫不留情地派人把他从高台上拉下来，五花大绑起来，投进监狱，让他尝尝张狂的苦果。大周女皇决定不继续在这种场合停留了，无遮大会还没有结束，她便宣布要离开。可能唯有此举才能引起那个光头男人的注意。 薛怀义慌忙从高台上下来，尽管神色谦和地来到大周女皇面前，却没有一丝苟且与谦卑，因为他没有猜出大周女皇此刻的心情。这种表现，对于心生醋意又看惯了蝇蝇苟苟之徒们奴颜卑膝的大周女皇来说，当然是更不舒服了。大周女皇没有停住脚步，她只想尽快地走出天堂的殿门。梵呗没有停止，法会还在继续，无遮大会并没有因为大周女皇的离开而中止。薛怀义昂首挺胸地伴随着女皇，他是带有礼节性地为大周女皇送行，他并没有想要离开法会。他的心思，早被恼怒的大周女皇所觉察，女皇在想，佛教在一般人看来，或者在薛怀义看来，是至高无上的，但与女皇自己相比较，佛教也并不是至高无上的，特别是身边这个光头男人，假借佛教而妄自尊大，而且还是在女皇的眼皮底下妄自尊大，能有好的结果吗？ 大周女皇停住了脚步，回头看了看薛怀义，对他说：“天堂和佛像已经落成了，你的确是劳苦功高，现在是不是该回去陪陪朕了。”薛怀义并没有多想，回答说：“陛下，无遮大会还没有结束，等法会结束后，我一定遵旨奉承。”大周女皇心里十分明白薛怀义肯定要作出这样的回答，她没有吱声，狠狠地盯了眼前这个光头男人一会儿，转身走向了女皇的御驾马车。女皇的马车缓缓地离开了，把薛怀义孤伶伶地丢在了天堂门外。在这座高大的建筑下，身材伟岸的薛怀义竟也显得十分渺小。 离开天堂的时候，大周女皇表面上显得很平静，但心里却恨不能把她丢下的那个光头男人撕成碎片。被这个光头男人抛弃了的感觉越来越强烈地纠缠着大周女皇。当天晚上，大周女皇又赌气地把御医沈南璆召到了床榻边。她心潮起伏，任凭沈南璆在她身上来回按摩。她在想，堂堂的大周女皇怎么就能被抛弃呢？应该是反过来，由她来抛弃那些她不想见的男人。对于这个薛怀义，她一直是不想抛弃，特别是当这个男人取得有目共睹的辉煌成就的时候，她更舍不得抛弃他。她开始意识到，当自己将伟业委于伴随自己床第之欢的男人时，也就等于造就了他，同时也等于在丢弃他。细想起来，这几年里与那个光头男人的房事越来越少了，往来也越来越少了，其中的借口无非是忙。不是自己忙，而是那个光头男人忙，忙得他们二人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淡薄了。女皇想到这里，感到很悲戚，对那个光头男人既爱又恨。虽然自己召来沈南璆可以暂时填充自己寂寞冷落的心情，但依然放不下曾与她水乳交融的薛怀义。 随着沈南璆此时卖力地按摩，大周女皇武则天开始觉得很舒服，也开始有了温暖的欲望，她想应该抛弃烦恼，想干啥就干啥。沈南璆理解了此刻女皇的心思，更为讨好地行动了起来，大周女皇也就很主动地配合起来，他们在硕大的龙床上剧烈地扭动了起来……不知过了多久，他们又回到了现实之中。就在这时，宫女来报说白马寺住持和尚求见。大周女皇连眼皮也没有抬一下，就对宫女说：“对他说，再也不要来了，朕身边有人陪。”说完这句话，大周女皇也下了决心，她要除掉这个光头男人。 从那以后的每个夜晚，薛怀义都骑着马来到后宫，来到大周女皇专门为他建造的那扇通往寝殿的大门前，他不停地拍打着门上的铁环，企望着这扇门重新为他打开。但一切都是徒劳的，他气急败坏了。 终于，一场大火燃烧在刚刚竣工的天堂，神都洛阳的百姓和朝臣们都说是那个失宠的光头和尚放的火。这大概就是大周女皇所等待的，一个足以使那个光头男人致命的罪状。据说，在大火前的那个晚上，薛怀义曾前往后宫，想与大周女皇亲近，而大周女皇因为有御医沈南璆的陪伴而将薛怀义拒之门外，于是这个失宠的光头和尚便怒火中烧，一把火烧了为大周女皇武则天盖起的天堂。这个借口再好不过了，但大周女皇并没有马上去追查这件事，她不动声色，使得朝臣们谁也看不出要追查真凶的样子。其实，大周女皇在等待时机。因为她知道，如果马上追查薛怀义的罪过，就摆脱不了一个背景，这就是薛怀义失宠的背景，这无论如何也不能说与大周女皇本人毫无干系。所以，大周女皇在等待，她要让天下人都知道，是薛怀义放火烧了天堂，他的罪万恶不赦。 当然，最后动手的人并不是大周女皇本人，而是她的女儿太平公主。薛怀义是在太平公主府被奴婢们棒杀的。据说前一天，太平公主只身去了一趟白马寺，曾与薛怀义在方丈室中度过了整整一天。第二天，薛怀义骑马来到公主府，并说是太平公主约他来的。公主府的奴婢们把他引进后院，突然乱棒齐下，这位不可一世的薛怀义便一命归天了。 此事，大周女皇并未过问。好像薛怀义根本没有存在过一样。 就在薛怀义悄然离世的十几天后，大周女皇也悄然废除了她冗长的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尊号中的“慈氏”和“越古”两个极致意味的词汇。她可能既不想再超越历史，也不想再做与薛怀义有涉的大慈大悲之人了。这可能就是大周女皇的风格了。登基之前，她当然要攀附弥勒转世这架天梯，而一旦易世成功，并且皇位越坐越牢，她就不会继续站在这架天梯上不下来了。 同时，她还将当年改元为天册万岁元年，把自己的尊号改为天册金轮大圣皇帝。大周女皇可能要证明自己将过去已经抛弃了，连同尊号，连同她那个昔日的情人。 大周女皇改尊号的根本目的，并不是要放弃佛教，而是要彻底地抛弃那个在佛门中为非作歹的薛怀义，是为了对这个道貌岸然的所谓佛门法师的忘却。所以，大周女皇仍然在垂青佛教，依赖佛教，扶植佛教。 据《宋高僧传》记载，天册万岁元年（公元695年），神都洛阳佛授记寺沙门明佺对佛经目录学颇有研究，大周女皇即命该沙门刊定佛经目录。明佺沙门受敕后，便着手刊定经目，他编次分类，考证疑伪，工作颇有成效。为了提高所编经目的权威性，大周女皇又敕命神都洛阳诸寺中的高僧大德二十多人参与此事，使共同考究参正，最后编成《大周刊定经目》，由大周女皇诏命颁行全国。《大周刊定经目》在佛经目录学中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对后世佛经目录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大周女皇对佛教的依赖，对佛教的扶植，逐渐走向了成熟。 这天，她闻报说有高僧义净西行求法近30年，现已归中土，她马上将该僧与对自己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玄奘法师联系了起来，觉得义净应该是玄奘逝世后能够启发自己生命能量的又一人，她非常重视义净的回归，马上下敕朝廷诸臣和神都洛阳百姓与自己一块到洛阳东门去迎接。 这义净和尚俗姓张，年少出家，曾遍览佛典，造访名僧，深感未得佛乘精义，决心西行求法。唐高宗咸亨二年（公元671年），他由海道乘船前往印度求法。到印度后，他先修习梵文，礼巡印度各地佛教圣迹，并在著名的佛教学府那烂陀寺留学十年，修学当时盛行的大乘中观、瑜珈学说和戒律之学。他不仅刻苦钻研这方面的典籍，而且还进行了大量地抄写，以便有朝一日将这些佛典带回东土。义净西行求法往返共用了25年时间，他在历尽艰难后终于回到故土，此时已经是年逾花甲的老人了。义净返国时共带回亲自抄写的梵文佛典400余部，合50万颂，他还带回金刚真容一铺，佛舍利300粒，真可谓满载而归。 大周女皇不仅亲自率众去迎接义净，而且还下诏，将义净安置在神都洛阳的佛授记寺，使其专事译经。除敬佩义净不畏艰险的精神外，大周女皇如此礼敬义净的重要原因，就是她觉得只有义净，才能和当年的玄奘法师相媲美。玄奘法师当年西行求法，前后近二十年，归国后在佛经的传译方面颇有建树，并创立了佛门新宗慈恩宗（法相宗），对太宗皇帝、高宗皇帝乃至大周女皇本人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义净和尚西行求法近30年，带回了大量的经典，只要给予支持，也一定会有所建树的。此外，大周女皇也认为，当年太宗、高宗父子支持和倚重玄奘法师，使其新开一代宗风，成为了帝王与佛教结缘的典范，难道我大周女皇就不如他们吗？我也要支持和倚重义净法师，使其也能够新开一代宗风，也要有所建树，也要使后世人仿效。 基于上述动机，大周女皇亲自过问和组织了当时的一项繁浩的译经工程。在征询义净的意见后，她召集当时神都诸寺的高僧大德们共商译经弘法大事。她认为，两晋时期译出的《华严经》，只是一个节译本，没有将华严精义全部展现，因而有必要进行重译。她决定在神都洛阳大遍空寺组织译经班子，重译该经全本。主持该经重译的是胡僧实叉难陀（学喜）和菩提流志以及刚刚归国的义净，另外还有复礼、法藏等高僧。为了使该经的翻译工作顺利进行，大周女皇还不时亲驾大遍空寺，为诸位从事译经的高僧大德们施供食物和财钱，还不时过问该经翻译的进展。 此次新译《华严经》全本，费时三年多，共八十卷，故称为《八十华严》。该经译出后，主持译经的实叉难陀、菩提流志和义净等高僧共同上表，请大周女皇为该译经作序，大周女皇欣然答应，亲自撰写了《大周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序》。在这篇序文中，大周女皇反复阐述自己与佛教的机缘，大肆宣扬自己对佛教的功德，认为自己“加以积善余庆，俯集微躬，遂得地平天成，河清海晏”。她还特别强调了重译该经的意义，“添性海之波澜，廓法界之疆域。大乘顿教，普被于无穷；方广真诠，遐该于有识。岂谓后五百岁，忽奉金口之言；娑婆界中，俄启珠函之秘。所冀阐扬沙界，宣畅尘区”。 事实也正如大周女皇所希望的一样，这《八十华严》译出后，使中国佛教的又一宗派华严宗得以最后形成。 华严宗，因宗奉《华严经》而得名。华严宗的实际创始人就是被大周女皇指定参与新译该经的法藏和尚。这法藏和尚曾被大周女皇尊为贤首大师，故华严宗又被称为贤首宗；因华严宗以“法界缘起”为宗旨，所以又称法界宗。 法藏和尚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与高宗皇帝和大周女皇的关系也非同一般。据载，法藏生于长安，因祖籍为康居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一带），以国为姓，故俗姓康。他在16岁时，曾经到岐州（今陕西岐山）的法门寺阿育王舍利塔前，燃指供佛，并开始到处参访问学。17岁时，随当时著名高僧智俨学习《华严经》，深得佛门高僧大德赏识。27岁时，值武后母亲荣国夫人杨氏去世，武后舍其母荣国夫人在洛阳的宅第为太原寺，法藏到这时才在太原寺正式受沙弥戒，并被武后任命为太原寺住持。法藏先后在太原寺、云华寺等讲《华严经》，深受信众赞慕，唐高宗命京城十大德为其授具足戒，法藏这才具备了一个佛教徒的完备资格。天后武则天为了登基称帝，充分动员和利用佛教，这种政治变迁为法藏的佛教立宗事业提供了机遇，他在天后武则天以及后来的大周女皇面前倍受崇信，被指名参与《华严经》新译工程就是最好的说明。 据说，新译《八十华严》完成后，法藏在神都洛阳佛授记寺讲解其中的《华藏世界品》时，洛阳信众数万人闻风而至，大周女皇也下驾聆听。在讲解过程中，讲台忽然振动，大周女皇认为这是国家祥瑞之兆。一次，法藏和尚被大周女皇请入内殿，为其讲解华严义理，大周女皇茫然不解，法藏和尚就地取材，以殿角的金狮子为喻，概括地介绍了华严“十玄门”的道理，使大周女皇豁然开朗，对法藏也更加崇敬了。 华严宗的基本理论是“法界缘起”说，法界之“法”是事物，法界之“界”是分别、类别的意思。法界有二重含义，其一是指“真如”、“实相”、“如来藏自性清静心”，这些都是万物的本原、本体和众生具有的佛性；其二是指包括“真如”等和万物、众生等一切存在物在内的存在全体的分类。在华严宗看来，法界是万物本原（真如）和一切现象的总概念。所谓“法界缘起”，是说世间和出世间的一切现象，都是由本原即“真如”、“实相”和“如来藏自性清静心”在一定条件下生起，离开这个本原，就没有任何存在。在本原的作用下，由“一心”产生的所有现象，都处在多重的普遍联系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即相入，相资相待，圆融无碍，重重无尽，其中任何一种现象发生变化，都会对其余每一现象及缘起现象全体存在及运动发生影响；从任何一种现象之中，也都能发现讲现象自身、其余一切现象及缘起现象全体的过去、现在、未来所有时间中的任何一种相状及其之间的每一种关系。法藏和尚通过金、狮子、狮毛之间的联系，形象地说明了上述华严法界缘起的深奥道理，深得大周女皇的称颂。这段以金狮子为喻的讲论，后来被记录成为华严宗著名的著述《华严金狮子章》，是后来僧众研习华严的必读之作。 法藏和尚善于说法，常常能深入浅出，就近取譬。他曾使人把十面互相对照的镜子，安排在四方、四角和上下左右，中间置一佛像，燃烛火照明，让听法者在镜子的互相映照中，明白重重涉入的华严义理，说明宇宙万物都是互为因果、互相包含、互相贯通、圆融无碍的。法藏和尚广披经论，勤于著述，一生除译出了大量的佛经外，还撰写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二卷和《南海寄归内法传》四卷，记述了他历游南洋西行印度的所见所闻，介绍了马来群岛和印度佛教、文学和医学等成就，成为后世研究南亚和印度历史的珍贵资料。 从印度返国后的法藏和尚，一直活动在两都长安和洛阳之间，为了争取更多的信众，扩大华严宗的影响，他利用一切机会，请准大周女皇建造华严宗寺院。对此，大周女皇亦欣然准允，下敕在两都长安、洛阳、吴、越和五台山等五处建立华严寺，使华严宗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成为了继慈恩宗之后的显宗。 晚年的大周女皇，心力已大不如从前，特别是太平公主棒杀薛怀义之后，又少了男人的温存，所以更是醉心于佛乘。 但是，这时的大周女皇，对佛乘的全身心的皈依，少了一些张扬，多了一些发自内心的省悟，她要在皈心佛乘中得到解脱，得到她认为应该得到的本原。 她还要继续着与佛教的因缘。 第八章 艰难的解脱，厘定身前身后事，豁然大悟，永远的无字碑……。 大周女皇太寂寞了，寂寞中夹杂着一丝烦躁。 除在佛教中寻求精神上的慰藉之外，她还不能没有男人，不能没有男人的温存，不能没有心力企盼的那种床第之乐。最先发现大周女皇烦躁中企盼的人，就是她的女儿太平公主。薛怀义伏诛后不久，太平公主听说一直侍候在母亲床榻之上的那个宫廷御医沈南璆被赶出了后宫，并在极度的虚弱中如药渣般的死去了。被吸取殆尽的沈南璆的死，使太平公主顿然领悟了母亲这样的女人开始烦躁所缺的是什么了，尽管母亲已年届80，但她绝非一般女人。太平公主知道母亲急急刻刻的欲望从来没有停止过，母亲生命中最重要的就是男人，于是太平公主行动了起来，她发誓一定要找到那种能让母亲满意的男人，以填补母亲古稀之年枯寂烦躁的生活。 为此，太平公主绞尽了脑汁。 她从当年姑母千金公主送给母亲那位薛怀义的事情上得到了启发和灵感，她轻而易举地就想到了她心目中的那个年轻男人，这便是经常与自己寻欢作乐的官位已累迁至尚乘奉御的年仅20岁的眉清目秀的张易之。太平公主首先想到张易之，是因为这个面目姣好擅长音律的男人，亦有些床第之乐的手段，曾无数次的使自己在床榻之上神魂颠倒。太平公主想以此为讨好母亲的一个砝码，要通过这个年轻男人的魅力，使自己的身价在母亲心目中进一步提高，要达到增强自己政治势力的目的。 且说这张易之，其祖父张行成曾经是太宗皇帝时代的宰相，便其父却一生平平，生前只做过雍州司户那样的小官。张易之全然是凭自身的努力，才混到京城做的官，尽管他十分清楚地知道，要想当大官，必须与武氏等豪门贵族有往来，但他在气度上毕竟带有寒门小户的痕迹，不免要捉襟见肘。在不断地努力下，张易之终于在京城建立了新的宅院，而且鬼使神差地与年届四十的太平公主姘居了起来，成了太平公主这样穷奢极欲的玩物。 太平公主并不是直接将自己心爱的玩物进献给母亲的，而是利用一个机会，先将张易之的兄弟张昌宗推荐给大周女皇。 这张昌宗，年不足20，一身凝脂般的皮肤闪烁着白瓷般的光泽，是任何女人都不能拒绝的一块美玉。大周女皇一见这个张昌宗，不由得心头一震，不由自主地抬起手来去抚弄这个男孩白细的脸颊。张昌宗走进后宫之后，除了上朝，大周女皇便整天和他在一起，与他形影不离，久而久之，大周女皇的老脸上滋润出了一种美妙的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又有着一重妖魇的亮光。然而，张昌宗终于不堪重负了，他不得不向大周女皇透露出了自己那位既善音律又有姿容的哥哥张易之。这一透露，正是太平公主事先设计好的，是太平公主设计的必由之路。 大周女皇决定饶了这个不满20岁的男孩，即刻下诏请太平公主带张易之进宫。黄昏时分，在饱尝了最后一次欢愉之后，太平公主带着她的砝码，按时进宫晋见母亲。当然，该走的走了，该留的留了。太平公主满怀希望地离开了，而张氏二兄弟共同投进了那个老女人的怀抱。与张氏兄弟的风流狂欢，使年迈的大周女皇看上去又显出了几分活力，她太需要他们了，她要求他们终日陪伴着自己，要通过他们来驱走寂寞，消除烦躁。 其实，大周女皇无法消除内心的烦躁。她的烦躁她自己十分清楚，她也十分清楚地知道，要彻底消除内心的烦躁，必须解脱，必须从解脱中走出来，必须能够立地成佛。她在回顾中总结，在总结中回顾。自从称帝登极以来，表面上看，朝臣和天下百姓众口一辞，没有人敢再跳出来反对，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周女皇的宝座可以永远坐下去，特别是自己的子侄中，曾为唐王朝睿宗的李旦蜗居不出，对什么事都不敢表态，似乎是远离自己；而三子李显则被贬放在外，身为庶人；以武三思、武承嗣为首的武姓子嗣，却是倚仗自己的地位，为非作歹，什么事都敢干。自己曾想过或暗示过立武姓子侄为太子，但遭狄仁杰为首的群臣劝谏。这大概也是上苍的安排，怎么能把武姓子侄立为太子呢？大周女皇亦扪心自问。为了平衡内心的烦躁，大周女皇只好把原来的那个睿宗皇帝立为皇嗣，此一则可解缓自己内心的烦躁，二则可示告天下之人，大周王朝的继承人仍然是李姓子孙，而不是外人。 为了能够解脱，大周女皇还要继续她与佛教的因缘。久视元年（公元700年），大周女皇因法藏和尚弘法有功，赐号三藏法师。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三藏法师，第一个即是玄奘法师，因其精通经、律、论三藏，故被赐名三藏法师。大周女皇此次赐号法藏为三藏法师，是抱着超越前人的目的，是给天下人看的。既然在太宗、高宗皇帝之朝，能有高僧被赐号三藏法师，那么在我大周女皇之朝，也应该有三藏法师。从佛教在中国历史发展的事实来看，法藏和尚被称为三藏法师亦是能够胜任的。有唐一代，包括武周之时，佛门的高僧大德应该是除玄奘之外，即是法藏。玄奘新开一代宗风，法藏亦开一代宗风；玄奘西去求法，法藏也曾西去求法，其译经的成就大可与玄奘相媲美；玄奘能与帝王结交，倚仗帝王来弘扬佛法，法藏亦如之；玄奘曾为宫廷佛教道场的领袖人物，法藏亦主持过诸多的皇家寺院。这些事实说明，大周女皇抱着超越前人的动机而赐号法藏，并非没有事实根据。赐号的意义远非如此，因为大周女皇在寻求解脱中，还要利用新的三藏法师。她命法藏和尚重译《大云经》，想通过这次重译，把自己的结束点放到自己的起点上来。 法藏和尚按照大周女皇的旨意，即刻组织精干的译经班子，未几即将该经重译了一遍，上报大周女皇。大周女皇亲自披览了新译的《大云经》，对其中的女身王天下的内容特别留心，阅后甚为兴奋，欣然提笔，仍效李唐王朝的太宗、高宗皇帝，亦作了一篇《三藏圣教序》。在这篇序文中，她以超越前人的气魄，对佛教进行了极力地称颂，对自己即位后的功德进行了详尽的罗列，并对法藏和尚等人也进行了称赞。她写道： 发启善根，实资开导，宏宣妙旨，终寄显扬。至若鹿野初开，俨尊容于常住；龙宫载辟，缄舍利于将来。所以地涌金身，为证说经之兆；空悬宝殿，爰标阐法之征。八万四千分布阎浮之境，三十六亿庄严平等之居。敷演一音，则随类而解；广陈三句，则劫寿难穷。……如来设教，同趣菩提。既显神咒之功，庄严最上；爰述下生之记，说法度人。三藏法师义净等，并缁俗之纲维，绀坊之龙象。德包初地，道轥弥天。光我绍隆之基，更峻住持之业。……重开甘露之门，方布大云之荫。 这篇经序文笔优美，辞句丽彩，实为一篇上乘之作。 大周女皇继续在烦躁中寻求解脱的道路。 大周女皇寻求解脱之路是非常艰难的。内心涌动的烦躁和现实政治的表面平静而实为激荡的事实，几乎要把大周女皇逼上了绝路。酷吏政治的严厉，武姓子侄们的争夺，两个儿子的蛰伏，都使她感到无法解脱。她决心要重新振作起来，要重新树立女皇的真正权威。但她又在反思，在内心进行检讨，并且进行了多方的尝试。 大周女皇要行动了。首先她开始了频繁的改元。天册万岁元年（公元695年）之后，她曾改元万岁登封（公元696年）、万岁通天（公元696年）、神功（公元697年）、圣历（公元698年）、久视（公元700年）、大足（公元701年）和长安（公元701年）等。从这些年号中，可以发现她的烦躁不安，可以发现她的企盼，也可以发现她寻求解脱的意图。也就是在这频繁改元的最后几年中，大周女皇终于找到了解脱的道路。 万岁登封元年（公元696年），大周女皇决定要去登封嵩山。这一年，大周女皇已经74岁了。她在登封嵩山的诏书中说，女皇登封嵩山，是为遵行丈夫唐高宗李治的遗嘱。从其中就不难看出，此时的大周女皇好象更为理智了，登封嵩山本身并没有什么，无非是举行一个大典，告祭一下嵩神，然后行封嵩神礼等。但重要的是这个原因是为了完成丈夫的遗愿，这就等于向天下人说明，大周女皇以70多岁之身，亲自去登封嵩山，心目中依然没有忘记自己的丈夫，依然没有忘记李唐王朝的先帝。 满朝的文武百官都在随着大周女皇的所作所为在猜测，在猜测这个老女人究竟要干什么。特别是她又把自己的丈夫抬了出来，已经表明了一种发展的趋势，一种只有她本人才能左右的趋势。在这种趋势下，朝臣们开始行动了。他们利用一切机会，向大周女皇婉转地提起了酷吏政治的严厉，并且不断诉说由此引起的种种冤案，特别是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正在当权的来俊臣。对于来俊臣的所作所为，大周女皇本人十分清楚。多年来，正是依靠来俊臣之类的酷吏，才使得大周王朝能够平稳；如果没有这类酷吏，或者不利用这些酷吏们行事，就很难实现改朝称帝的目的，或者是改朝称帝之后的平稳。但是，此时的大周女皇觉得似乎不能再任用这类酷吏了，要想达到彻底解脱，就必须彻底放下手中的屠刀。大周女皇觉悟到了应该是结束来俊臣之流因缘的时机了。 此刻的来俊臣根本没有体味到大周女皇正在寻求圆满结局的道路，根本没有感觉到刀已加项，依然沉浸在得意忘形之中。他趾高气扬，打算网罗罪状，对付武姓子侄们和太平公主等人，还准备诬陷皇嗣李旦和庐陵王李哲。在朝臣众口一辞的要求下，大周女皇终于下诏将来俊臣下狱治罪。对此，大周女皇也在犹豫不定之中，不断拖延对来俊臣的判决。最后，大周女皇终于下定了决心，将来俊臣斩首示众。大周女皇对此并未惋惜，因为将来俊臣处决后，民心大快，其仇家争相刮食来俊臣的肉，大周女皇方觉得这是顺应民心的一件善事，所以又下诏历数了来俊臣的罪状，并决定将来氏家族全部诛杀，其家产全部没收入官，用以伸雪人民的怨恨。此诏一下，朝臣百官弹冠相庆，天下民众拍手称快，都说从今以后我们可以睡个安心觉了。 大周女皇在一步一步地解脱。特别是诛杀来俊臣之后，她感到轻松了许多。一天，她对侍从官员说：“近年以来，来俊臣等酷吏调查审理案件，往往牵连大量官员，说这些人反叛。国家有法令，规定了如何惩处反叛，对这些人我很痛心，但不能违反法令。有时我也的确心有疑惑，也常派身边的人去查问，但被告无一不是亲笔写下自白书，承认自己犯罪，所以我也就不疑惑了。现在来俊臣之流被诛杀了，再也没有听说有人叛乱，看来以前被诛杀的人，的确有被冤枉的。”这大概是大周女皇发自内心的实话，也是她为了解脱的一种理智的表白。 这时，大周女皇其实并没有完全轻松下来。 圣历元年（公元698年），大周女皇的两个侄子，一个即魏王武承嗣，一个即梁王武三思，二人密谋乘女皇年迈行将就木之时，将皇太子的地位争夺过来。他们二人不断请人向大周女皇提醒说：“自古以来，天子没有封不同姓的人继承大位的。”这句话的意思非常明白，就是说现在是武姓为皇帝，因此应该封武姓的人为太子，将来继承皇位。武承嗣和武三思用心是要将目前的皇嗣李旦拉下来，达到武氏王天下的目的。大周女皇不时听到这样的建议，内心甚是犹豫。这种犹豫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犹豫，也是达到最终解脱过程中的犹豫。其实，这种犹豫之中，大周女皇亦有毫不犹豫的一面。从自己一生的奋斗和事业来看，从自己称制改唐为周的作为来看，她不知道这一切究竟为了什么，好象没有什么目的，又好象有什么目的；若无目的，一切都是空的，都会不存在的；若是有目的的，一切又都是有的，万岁千秋的历史又会有浓浓的一笔。这种有与无的矛盾，这种与佛教教理极为相似的命题，使大周女皇既能看透一切，却又执着无法解脱。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大周女皇又觉得应该是毫不犹豫的，因为她自己已经设计好了一条解脱的道路，应该毫不犹豫地走下去。她是在有与无的矛盾中犹豫，在看透自己生命结局中犹豫。大周女皇在这件事上还是暂时无法解脱。 武承嗣和武三思密谋太子的事不久便传遍了朝野，天下哗然，群臣亦个个忿然不平，他们推举鸾台侍郎狄仁杰在适当时机向大周女皇进谏。这天，朝会时气氛非常融洽，狄仁杰乘机向大周女皇进谏说：“太宗皇帝不避风霜，冒着刀林箭雨，平定天下，把王朝传给了先帝高宗皇帝，先帝又把两个皇子托付给陛下。听说陛下想将天下交给别人，这恐怕既不是天意，也不是先帝和天下民众的意愿！请陛下想一想，母亲和儿子，姑妈和侄儿，到底谁与谁亲？惯古通例是皇位应该由儿子来继承，怎么能将皇位交给外姓之人呢？”大周女皇听后，并没有不高兴，只是淡淡地说道：“这是我们的家务事，请你不必管。”狄仁杰马上对应说道：“帝王的家是个大家，包括普天之下，四海之内。如此凡天下事都是陛下的家事。在这个大家中，帝王是头脑，臣属是手足，民众是体肤，普天之下的人都可以过问此事。”对于狄仁杰所说的这个道理，大周女皇亦非常清楚，因而她就没有再说什么。狄仁杰接着建议大周女皇召回庐陵王李哲，并将他立为太子，以便日后继承皇位大统。这时，群臣亦接着进谏，都说同意狄仁杰的意见。大周女皇此时没有吱声，但心中的犹豫已不复存在了。她下定了决心。 不几天，大周女皇派人到房州（今湖北房县）将庐陵王李哲及其妻子接了回来。同时，她又下诏将武承嗣和武三思二人的宰相衔削去，官秩降为三品。其中武承嗣经受不住如此打击，怅惘失望，不久便病死家中。 这是大周女皇为自己设计好了的解脱之路，她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坚定，越走越看到了一片光明。这条道路的最终走完，就是在那种有与无和犹豫与坚定中实现的。 几个月后，皇嗣李旦坚决要求退皇嗣位，提出将继承大统的位置让给自己的哥哥庐陵王李哲，得到了群臣的积极响应，大周女皇也就欣然同意了，并正式册封庐陵王李哲为太子，使其复名为李显，诏告天下。 李显就太子位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母皇武则天命他率军北击犯边的东突厥。此前凡出兵征战，特别是武承嗣或武三思之流为统帅时，民众投军的人数非常少；这次听说皇太子李显出任统帅要北击东突厥，天下民众纷纷响应，投军的人像浓云一样急速前来，不几日便征集了五万人。 在皇太子李显率军北上的同时，大周女皇又想到了佛教，她特命沙藏和尚建立十一面道场行道，祈祷皇太子能大胜而还。 正在完成解脱的大周女皇突然又想起了太宗皇帝李世民和玄奘法师。 那是太宗皇帝晚年在玉华宫召请玄奘法师陪侍时的事。当时，大周女皇是太宗皇帝身边的武才人。大周女皇清楚地记得，玄奘法师奉诏至玉华宫后，请太宗皇帝为自己新译的《瑜珈师地论》作序，太宗皇帝将该《论》披览一遍后，马上就亲自撰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并对侍臣们说佛教广大，并以未能广兴佛事为憾。太宗皇帝还请教玄奘法师，用什么方式才能更有效地广树功德，玄奘法师回答说，一是度僧，二是建寺造像，太宗皇帝欣然领受法旨，开始了广度僧众和大规模地建寺造像活动。这些事情使此时的大周女皇不断地进行反思。她反思的中心问题是自己的功德如何？是否已经达到了太宗皇帝那样的程度？因为大周女皇要超越前人，包括太宗皇帝和自己的丈夫高宗皇帝李治。 大周女皇在平静的回忆中又决定要解脱了。长安元年（公元701年），她决定在神都洛阳的白马寺建造一尊大佛像，目的是为了进一步为自己树立功德。因修造这尊大佛像耗费太大，光靠朝廷出钱有困难，大周女皇决定向天下僧尼摊派，让天下僧尼每人每天出一文钱，每人共征得一百文，以资造像之用。大周女皇心想如此广树功德之举，一定会受到僧众的支持，一定会使自己的功德圆满。但是，狄仁杰首先站出来反对，他劝大周女皇说：“现佛寺规模壮观超过了皇宫，这些寺院及其造像的完成，都是世人出的力，各种材料也都是不从天上掉下来的，都是由民众供应的。如果不耗费民众的钱财，怎么能将如此众多的寺院修建起来呢？同时，日前僧尼泛滥，他们中有些人正在假托佛法，贻害百姓。比如现在民众向佛寺的供奉，比给政府上税还要多，能不叫人感到痛心吗？另外，陛下您决定征收僧尼的钱来造像，并决定向每个僧尼征收一百文，这些钱看起来很多，但开支远远不够。佛像高大，总不能露天放在那里，还要修建一座高大的楼房，还有走廊阳台等配套建筑。这样一来，耗资更是庞大。再者，释迦牟尼创立佛教，以慈悲为主要教义，陛下怎么能驱役人民来装饰自己呢？”狄仁杰的慷慨陈词，得到了群臣的一致赞同，大周女皇面对如此局面，不得不对狄仁杰等人说：“你们教我做好事，我怎么能不听呢？”于是决定停止造像。 大周女皇欲造一尊大佛，并不是心血来潮，从根本上说是为了解脱，依靠佛门来解脱，同时也是在还愿。因为她非常清楚地知道，她自己这几年来默默所做的一切，包括朝廷政事和自己的家事，以及宠爱张氏兄弟二人的风流之事，大都把身前身后事厘定了，起码使这些事都走上了预定的道路。但是，她还有许多心愿没有实现。所以，大周女皇开始还愿。既然不能建造大佛，不能向僧尼们摊派，而心愿却是依然要还的。在这种情况下，她诏命宫内的工匠造一躯与自己一样身高的佛，她特别要求既不造卢舍那佛，也不造阿弥陀佛，更不造弥勒佛，她要求造一尊与自己等身的如来佛。如来的含义是乘如实之道而来成正觉，这正是她所希冀的。大周女皇要成正觉了。 宫内的工匠们十分领悟女皇的心思，他们在内道场高僧大德们的指导下，耗时数月，终于完成了这座如来佛像的雕造。该佛像与大周女皇一般高，面部表情仪态万千，活脱是大周女皇年轻时的模样，给人以安详、慈悲和艳丽的感觉。该佛造成后，大周女皇甚为高兴，她按照既定的心愿，诏命将该佛抬出皇宫，到神都洛阳巡游一遍，并命文武百官参加。巡游之日，神都洛阳城中万人空巷，人们都集中到大街上礼瞻这尊如来佛，甚是热闹非凡。此时的大周女皇却在后宫中命人收拾行李，准备离开神都洛阳。 当这尊如来佛被安置于大遍空寺的时候，大周女皇却起驾要返回长安了。西返长安，便是大周女皇最终要了却的心愿。自从她提出给亡夫高宗皇帝了却心愿登封嵩山，决心立李氏为太子后，大周女皇便特别注意从感情上与李氏接近，召回李显立为太子，封李旦为相王，封诸女为郡主，使李氏得以重新显世。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最终的目的。这个最终的目的，她是在揣摩、在感觉、在寻求中逐渐明确的。她非常清楚，这个最终目的的实现，也就是自己的大彻大悟和解脱。西返长安，就是为了实现这个最终目的的。同时，她又确实不想离开自己曾经登峰造极的神都洛阳，她为此曾苦恼过，也想了很久，终于决定将一尊等身的如来佛留在神都洛阳，自己带领诸子及文武百官于长安元年（公元701年）十月，踏上了西返长安的路程。 归程中的大周女皇仍然在不停地思索和回忆。自唐高宗永淳元年（公元682年）之后，大周女皇就一直住在神都洛阳，已经有20年了。在这20年里，事业上的成功，非凡的政绩，以及以女身王天下，这些都未使她忘记长安，因为那里是她成长的地方，有童年甜蜜的梦幻，有入宫为才人的寂寞，有感业寺的辛酸，也有再度入宫的喜悦，更有当皇后的惬意。特别是那里有李氏的宗庙和亡夫高宗皇帝李治的陵寝。她也非常清楚地知道，长安城中宏伟壮丽的宫殿，也是李唐江山社稷的象征，更是自己能够解脱的归宿。 据载，西返途中，适逢大雪，天寒地冻，太子李显曾亲为母皇暖脚，一个年届五旬的儿子，为年届80的母亲暖脚，一派母子和睦的景象，使随驾的文武百官深刻地理解了大周女皇西返长安的根本目的。大周女皇到达长安后，即下令大赦天下，并在长安整整住了两年。 这两年，大周女皇是在繁忙的厘定身前身后事中度过的。当年十一月，她下诏改含元宫为大明宫，恢复了该宫的原来名称，任命得力的武将为凉州（今甘肃武威）都督、陇右诸军大使，以确保大周王朝河西地区的安定；次年（长安二年，公元702年）正月，她在长安创设武举，以武艺选取武举人为将；九月，她在长安大明宫麟德殿设宴招待吐蕃（今西藏）使臣，准其求和并承先世之举与吐蕃联婚；不久，她又下诏复准文武百官所请，复查来俊臣等酷吏所治旧案，为受冤者昭雪平反。 上述这些举动，使天下百姓和文武百官顿时感觉到大周女皇已经大彻大悟了，非常一致的认为这个八十岁的老女皇又恢复了那种干练果断的气魄了。 其实，人们只猜对了一半，说大周女皇开始大彻大悟不假，但人们感觉到的那种干练果断是她生命的最后一搏，她是想把一个完整的江山交给自己的儿子。 长安三年（公元703年）八月，长安地区遭受冰雹和暴雨袭击，文武百官奏请大周女皇回驾神都，她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又东返洛阳。她本来是不想再回洛阳的，但她又觉得不得不回去，因为她要将自己的结束点放在自己的起点上。她也知道，已经80岁的她，此番东返洛阳，将是自己最终的一步了。 东返神都洛阳的大周女皇，由于年事日高，加之积劳过度，身体情况越来越差，但她不让子侄们来侍奉，只让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二人侍侧，朝廷大事几乎全凭张氏兄弟二人揣摩女皇的意思决断。 尽管如此，大周女皇依然没有忘记佛教。她不时地召请高僧大德们入宫问对，不断地延请高僧大德们为自己祈福。在与这些高僧大德的交往中，她又想起了造大像的事。因为她总觉得这尊由自己提倡修造的大佛像，如果不能建成，将是自己终生的遗憾，同时也觉得自己的一生好象缺了点什么。长安四年（公元704年），大周女皇又一次下诏，天下僧尼每人捐钱一百文，要继续在洛阳的白马阪修造诣巨大的佛像。诏命一出，又遭到了群臣的激烈反对。大臣李峤上疏说：“天下民众，贫穷衰弱的很多，现造大佛像，仅现款就要用一十七万串，如果把这些钱用来施济穷困，每人发放一千钱，就可以救济一十七万户。拯救受冻挨饿的穷苦民众，就是善事功德，就是顺应佛祖的慈悲。”监察御史张廷珪也上疏劝阻说：“现在朝政大事，最重要的就是巩固边防，其次是充实国库。从佛教的教义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解救苍生的苦难，这样才是树立功德。” 大周女皇向僧尼们摊派，自然也招致了僧尼们的不满，他们也发牢骚说：“修造佛像，并无大小之分，只要有至诚的心就行了，怎么能把我们当作摇钱树呢？怎么能向我们这些人聚敛钱财呢？”无论是臣下的谏言，还是僧尼们的抱怨，都阻止不住大周女皇的这次行动。当年冬天，大像落成，女皇亲率百官臣僚非常隆重的礼拜了一番。 在大周女皇看来，此次造像本身并无多大实际意义，问题是她要通过造大像来平衡自己的心理，要为自己求得个功德圆满。在大佛像落成不久，那个法藏和尚在宫内向大周女皇谈起了法门寺佛舍利的故事，这一下子又勾起了大周女皇广树功德的心愿，特别是大周女皇本人在显庆年间曾协助高宗皇帝迎请过法门寺的佛舍利，身为皇后的她还曾施舍过衣帐等物供养，而且她还知道法门寺舍利塔30年一开示的说法。于是，大周女皇又心血来潮了，她决定要迎请法门寺的佛舍利，要让天下信众都知道，只有她本人才能一生中两次迎请佛舍利，这就是超越前人，这也是在寻求功德圆满，也是为了进一步的解脱。 决定要迎请法门寺的佛舍利，文武百官都知道这时再进谏，不会有多大意义了，所以也就听之任之，他们也想让这个80多岁的女皇能够达到最后的满足。 凤阁侍郎崔玄暐和法藏和尚受女皇诏命，同僧俗1000多人轰轰烈烈出发去法门寺迎奉佛舍利。到该年年底，佛舍利被迎奉到神都洛阳，大周女皇敕命王公以下洛城近畿之众，皆精事幡华幢盖，又命太常具乐奏迎，将佛舍利置于神都洛阳的明堂，并以兜罗锦为衬置放。大周女皇特别要求太子李显与自己一块顶礼膜拜，并请法藏和尚率众僧普为善祷。一时间，到明堂观瞻佛舍利的信众蜂拥而至，好不热闹非凡。 大周女皇将佛舍利奉迎至神都洛阳，在明堂置放了三年之久，直到中宗李显即位后第二年，才将佛舍利送回法门寺。 这是大周女皇一生最后一次与佛教的机缘。从此之后，她与佛教的因缘就此了断。这个不可一世的老女人终于应该走上自己的归宿了。 次年（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正月，82岁的大周女皇武则天在神都洛阳的宫中一病不起，病榻上的她亦感觉到自己铺就的道路已经畅通了，自己设计好的那一天也应该来到了，自己也应该解脱了。所以，她只将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二人留在了身边，别人一概不见。 她在静静等待着结局。 正月二十二日，朝臣张柬之和崔玄暐等人合谋，率兵直扑大周女皇的后宫，将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二人斩杀于大周女皇的床前，并扬言二张欲发动政变。此时的大周女皇非常清醒，她没有惊慌，很坦然地面对了这一切。 因为这正是她所企盼的结局。 次日，她做出了太子李显监国的决定。第三日，大周女皇终于将皇位传给了太子李显。第四日，李显复位于神都洛阳的通天宫。不久，便称唐中宗，大周王朝的时代结束了。 太子李显复位后，武则天还活了300天。这300天应该是她最轻松的时间，也是她走完人生之路的最后时间。太子复位的次日，武则天即被迁移到上阳宫修养。这上阳宫位于洛阳皇城之西，南临洛水，西距毂水，北连禁苑，有观凤、仙居、甘露、麟趾、丽春等殿，又有浴日楼、七宝阁及双曜、神和、芙蓉等亭，是一个景色宜人的好地方。最后的武则天，在上阳宫的优逸环境中，走向了自己的解脱。 史载，武则天临终前，将中宗李显、相王李旦、太平公主及武三思等人全部召至身边，向他们交待了后事，留下了一份完整的遗制。其主要内容有三：一是去帝号，什么天册金轮皇帝等等，一律去掉，只称则天大圣皇后就行了；二是要归葬乾陵，与自己的亡夫唐高宗李治合葬在一起，以李氏先妣的礼制归葬；三是将过去王皇后、萧淑妃以及褚遂良、韩瑗、柳奭的尸骨重新埋葬，并赦免这些人的亲属，特别是让王皇后、萧淑妃的亲族恢复本姓。另有史载，称武则天临终遗制中还有一条，即给自己立一块无字碑。 尽管在归葬乾陵问题上，刚刚恢复的大唐王朝的朝臣们意见不一，但唐中宗李显力排众议，坚持将母亲武则天与父亲高宗皇帝李治合葬，他做了一个继位儿子应该做的事。 关于无字碑，它却给后人留下了谜一般的话题。有人说是因为武则天自以为功高，无法用文字来描述，故一字不书；有人说是因为中宗李显难言武则天的称位，是称皇母还是称母后，实在无法确断而书；另有人认为武则天立无字碑的意图是想让后人去评说自己的是非功过。 无论哪一种猜测，对于这个曾经达到辉煌顶峰的女人来说，都是恰如其分的。同时，无字碑本身却有着另一番的蕴义：它是一个生命解脱的象征；它是一个与佛教有缘的人大彻大悟的象征；它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女性明智选择的象征。它意味着它的主人将永垂不朽。永远的无字碑……。 后记 这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叙述一个伟大的女性。她经历了一个女人能够经历的一切，她承受了一个女人很难承受的一切。如果没有佛教，她能够到达辉煌的顶峰吗？她能够在一生中完成只有少数男人才能完成的事业吗？这就是本书的宗旨所在。 武则天生活的时代，是中国佛教正在走向兴盛的时代。在佛教传入中国后的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要和世俗社会、封建政治以及封建帝王发生这样那样的关系，这在有唐一代表现得最为突出。作为一个官宦人家的女儿，一个宫妃，一个皇后，一个皇帝，甚至还曾经削发为尼的武则天来说，在她与佛教的关系中，充分体现了佛教在当时社会的流行和兴盛情景。不难发现，武则天与佛教是饶有趣味和极富挑战性的话题，只有把她放在整个社会文化以及佛教兴盛的大背景下去记叙，才能充分展现唐代社会佛教信仰的全景，才能充分展现武则天与佛教的种种机缘。 这便是我们记叙武则天与佛教关系的逻辑线索。记叙采取了虚实相结合的手法，所谓虚亦不是凭空地杜撰，只是一种合理的夸张。记叙基本依据了历史发展的顺序。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参阅了大量的论著，由于体例的关系，不能一一列出，现将这些论著目录附后，谨向这些论著的作者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书中部分图片由乾陵博物馆刘向阳先生提供，在此谨表谢忱！ 王志平；吴敏霞 2004年12月1日 附录 参考书目 （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82年。 （宋）赞宁撰《宋高僧传》，中华书局，1987年。 （唐）武则天撰《武则天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清）董浩等编《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李健超增订《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三秦出版社，1996年。 任继愈著《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73年。 范文澜著《唐代佛教》，人民出版社，1979年。 郭朋著《隋唐佛教》，齐鲁书社，1980年。 方立天著《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一）（二），知识出版社，1982年。 黄心川主编《玄奘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黄夏年等著《佛光普照》，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 郭绍林著《唐代士大夫与佛教》，河南大学出版社，1987年。 王志平著《帝王与佛教》，华文出版社，1997年。 李哲良著《红尘佛女》，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 柏明等著《法门寺与佛教文化》，陕西科技出版社，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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